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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煌明｜意象的思维话语与阳明“良知”的新释
“良知”是阳明哲学的核心要旨，但如何诠释，却见仁见智。学界通行的做法是：寻个确定概念加以对应和解释，如伦理道德、主体意识。如此诠释，或许清晰而现代，通俗而易懂。但是，阳明却说：“良知即是易”“良知即是道”。以伦理道德解释易道，似难自圆其说。任何哲学都有其自己的思维话语。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当以何种思维话语诠释经典、阐述道理。本文以意象为思维话语，试图呈现一种有别于概念式的诠释。作为阳明的哲学术语，与伦理的良心、孟子的良知虽然不无联系，但也不可等同。否则阳明凭什么说是他自己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阳明“良知”既是二字也是一词，故解释说：“性无不善，知无不良。”以意象观之，阳明实以“良知”形容“本体”，象征易道——形上之道与生生之易。
一、对话的平台
由于论题庞杂，故而本文以古典对古典为原则；基于代表性和影响性考虑，本文的“概念”选取了形式逻辑的解释，而“意象”则主要依据《周易》的解释。根据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要求内涵外延的明确性，故而可以定义，也需要定义。概念思维基于本质和表象、元素与关系的区分，故而概念不同于感觉、知觉、现象、关系；概念思维追求抽象与本质，确定与严密。为此，如果说“意象就是概念”，那么此“概念”便已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概念。
当然，以意象为概念，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概念非彼概念，二者应该加以区分和说明。例如：一则单相，抽象而确定；一则多相，圆融而空灵。或者象征说：一个直，一个圆；或举例说，如同文字，一个拼音，一个形象。暂且不论对错，但都想说明一个事实：意象与概念是不同的思维话语、文化传统。一如张祥龙先生指出：概念并非中国传统所固有，而是中西交流对译的产物。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Kant）也明确地说：“非概念性”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特征。既然二者如此不同，何不将其对举，从而分别澄清。这不仅是同一律的要求，也是交流对话的共识平台，否则便难免“鸡同鸭讲”。
放眼中外，学界很早以前便已关注“意象”。在中国美学、艺术界，从王国维的观物意境说，经“直觉体悟”说、“中介过程”论，到“意象本体”论，时至今日，蔚然成风。关于“意象”理解很多，如形象、表象、心象、想象，或说是“心物相合的结果”“情感与形式的统一”等。主流观点，似可归纳为：主客的交融与呈现。除了“直觉体悟，妙不可言”之外，意象的诠释，还有符号论、结构论、生成论、模态论、心理学、图像学、现象学等。如此百花齐放恰恰体现了思维话语的多样性。但是，如此理解意象，与中国传统或本文所论，虽不无相通相似，然亦大异其趣。
诚如汪裕雄先生所说：无论经传，《周易》都以“象”或“意象”为中心而展开。“易象”即“意象”，是诸象的总称，而且种种物象，都是意象。《系辞》说：“见乃谓之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可见，易象本义当是易道的开显，甚至象就是开显的易道。前者如花的绽放，落点在方式与过程；后者如绽放的花，落点在结果与形态。以典型和象征说，意与象，一个体一个用，一个微一个显。融合地说，便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本文所谓“意象”亦即易象，是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的神韵，其变化脉络与典型范式便是：“意——象——言”。要之，意象便是易道的形容与象征。易道只一个，但有3种形态变化：虚象（意）——气象（象）——形象（言）。因意中有象，象中有意，故三者任一，都是“意象”。
在《易经》里，就文本看，意象是：卦名——卦画——卦辞。这便是64卦共通的思维脉络，犹如用以诠释易道的“公式”一般。就义理说，便体现为：“卦德—卦画—物象”。以乾卦为例，以刚健为德、以纯阳（
简之，意象即易象，既是形上之道也是生生之易的形容与象征，既指本体亦指全体，所以说：意象即易道，易道即意象。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是《周易》，《周易》的核心是“易象”，“易象”的展开便是“意——象——言”。反过来说，“意——象——言”便是理解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思维话语，是诠释易道的公式、常式、通式。好比求圆面积的公式是：S=πr2，诠释中国哲学的公式便是：易道=意——象——言。“意——象——言”是一个上下圜转、首尾相接而又空灵自在的诠释系统。自形下而形上是：言→象→意，是得意悟道；自形上而形下是：意→象→言，是尽意行道。一个拾级而上，由显入微，是明心见性；一个顺流而下，自微而著，是顺心率性。
理解这一意象范式（洪范与常式），“三易圆融”是关键，亦即：简易、变易、不易，三者圆融一体。其一，通过形容与象征，获得无与伦比的概括性。而恰恰是它无不包的概括性，决定了它无穷的诠释力。“大道至简”，它以至简的方式，括尽无穷的道理。故《系辞》说：“圣人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其二，“意——象——言”是“常道”的象征，蕴含天地万物运行变化最根本的规律，故说“不易”，这是它典型性、普遍性与规律性的表达。其三，无论其含义还是结构，都可以变化和替代，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象征，所谓“唯变所适”“随时变易”。其含义可替代，如上中下、一二三；其结构可化裁，如言——意、意——象、元——亨——利——贞。
《中国哲学的诠释系统——意象诠释的理论与方法》
二、概念的困境
以概念考察中国哲学，最著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无论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如何，至少他指出的以下两点应该是正确而有益的。一是中国哲学没有概念化，二是中西思维话语的巨大差异。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化是哲学的根本要求或标准。中国哲学所以是感性直观，就在于它没有概念化；没有概念化便不能深入，便不能辩证思考，便不能称之为哲学。或许有感于此，前辈先贤曾一度致力于中国哲学的概念化，并以之为现代化。此中蕴含着的逻辑便是：现代化便是西方化。但是，实际情形与研究结果，却令人感慨与无奈：中国哲学的“概念”，竟是如此模糊不清、飘忽不定、拖泥带水。
同时，黑格尔也间接指出了中西二种思维话语的巨大差别。他说：“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想到：把抽象的东西放在这样接近感性的对象里……没有人会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成思想观察来看待。这是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这种分类方式（指八卦）是不适合我们的……在这里，不同等的东西，彼此混杂在一起”。显然，黑格尔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思维话语的意象性与圆融性，但至少他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是中国哲学是最抽象与最感性的“混杂”；二是这种分类方式（思维方式）不适合西方。反之，西方的思维话语或分类方式同样不适合中国传统。
中外学界关于阳明“良知”的研究，根本问题也在于思维话语：将“良知”纳入某一现代学科（或交叉混杂）的语脉之中，从而与确定的概念相对应。此中困境，恰如康德所说：（意象）“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则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换言之，开放而灵动的意象与抽象而确定的概念，二者难以相适和对应。但是，极为吊诡的是：中国哲学界无不认同，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智慧与价值、思维与话语；但实际研究中，却依旧以西释中。当然，这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无奈——尚未确立自己的思维话语。当然，如此说只是事实的陈述，并非忽视或否定前人为此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从逻辑推理看，“良知”的概念说同样会陷入困境。阳明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如果以概念思维、形式逻辑加以分析，这句话似可简化为：如果A（良知）是B（天理）的C（灵明），那么A（良知）即是B（天理）；或者说，因为A是C，所以A是B。以概念观之，如此说话，全无逻辑，简直荒谬。又如阳明说：“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的良知。”此中“良知”，无论说是伦理、非伦理、超伦理，或者泛神论、唯心论、生存论等等，都不免似是而非，根源在于二者思维话语的不相称。但置于理学语脉、意象思维中，此句含义则清晰而明了：良知即太极，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此即月印万川处处圆，良知流行皆俱足。
一如瑞士现象学家、汉学家耿宁（Iso Kern）先生在论阳明及其后学时指出：“所有这些简短的口诀后面都存在着一个长长的灵性传统，一个在现象学或心理学上难以破解的传统”。阳明心学的“口诀”是什么？阳明诗云：“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显然，“良知”便是圣门与心学的口诀与圭臬，心印与参同。要“破解”口诀与圭臬所蕴含的灵性传统，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那个灵性传统（遗传密码）是什么；二是，为何西方学术无法破解。那“长长的灵性传统”正是中国哲学的“神韵”——意味与情趣、格调与风采，亦即精神特质与思维话语；而所以无法破解，是因为哲学观念与思维话语的差异，集中体现为概念与意象的非相应性。
精神特质与思维话语原本相通一贯。以大道至简，故阳明说：“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中国哲学的特质、思维、话语，可一言而尽：意象圆融——意与象的圆融。以思维样式论，“圆融”可概括（或展现）为“四不”：不同不二，不离不外。放在“意——象——言”的范式中，“四不”亦即“三不”：以“不离”包括“不外”，都归于“象”中。意象有别，一个体一个用，一个显一个微，是谓意象不同；意不离象，象不离意，意中有象，象中有意，故说不离不外；象是开显的意，意是未显之象，同是一个本源。在中国哲学中，意象圆融，除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外，往往还表达为：浑沦、混沌、浑然、一体等。因为象数不离，意象圆融也可用“数”来说，如：“一三三一”“一多相摄”“理一分殊”“一而二，二而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
以阴阳为例，阴阳有分别差异，阴不是阳，阳也不是阴，是谓不同；阴阳相辅相成，非阴无阳，舍阳无阴，如形影不离；阴阳互为其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谓不外。阴阳虽然不同不离，但却一源同出，莫非太极，是谓不二。因为阴阳是开放的意象，类似X与Y一般，具体内容可以变化替换。例如，将“本质与现象”套入“三不”的诠释模型中，便是：本质不是现象，本质不离现象，本质就是现象。再如，将“三不”模式诠释“体用”，也是如此：体用不同、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体用不离，体用不外。
以阳明论“乐”为例，亦可得见一斑。“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所同有”“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乐”即是道，有本心之乐，有七情之乐，前者是未发之体，后者是已发之用。分别时，阳明便说“不同”“别有”；统一时，阳明则说“同有”“不离”“不外”。阳明论良知之体用，说法很多，但无论如何说，都不外意象圆融的道理。例如：“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未发之中即是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以概念看，太极、良知、本心、明德、易道、意象，各各不同，不可混说。以意象观，“无极”“太极”，便是阳明所谓“良知”，而我们称之为“意象”，道理只是一贯，都是易道的形容与象征。良知即道，道之展开即有体用，体用即中和，中即未发，和为已发。
一如刘文英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确有直觉体悟和非逻辑因素，但其主流和特质不外二个：多相式概念与模式型推理。其实，这恰恰是意象所具备的功能与特点，因此，我们将其归结为：同构相推、时位相配。同构相推，便是依着这个模式（模型、范式）推开去，用它去“配”去“套”。但是胡配便会乱套，故而要遵循一定规则原理与时位秩序，讲究“顺时应位”“门当户对”“相生相克”等。故庄子《山木》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一上一下，以和为量。经典的诠释也是如此，如《系辞》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将其置于易象流转的脉络架构中去理解，这便是意象诠释。上下往来与体用显微都是对应的。“彰往察来”即“藏往知来”，总结过往而预知未来。“微”与“阐”相反，“微”是使之精微，“阐”是使之明显。“微显阐幽”便是：显则微之，是超越与概括；幽则明之，是开显与诠释。
三、良知的流行
如果概念是方枘，意象则是圆凿，这是哲学中西的不同。但对阳明“良知”的诠释，还有汉语古今的变迁，以及术语与俗语的差别。其实，这正是时下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三重困境。和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与日常用语，往往有窄化和定化趋势，即类似于某种概念化倾向。例如文言中的“道德”“消息”“气象”，如果用时下白话直接去对应，将其理解为“行为规范”“新闻报道”“天气变化”，那么原有丰富的含义便已然消失。作哲学术语，阳明所谓“良知”，只是心性的形容、易道的象征；既可分作二字解，也可合作一词讲。
作为系统的哲学诠释都应有其一贯的脉络范式，脉络范式不同，其含义也会随之变化。例如“意——象”与“心——意”，虽然都是“意”字，但含义已经不同。阳明论“良知”便是如此，如前所论，乃置于“体——用”即“意——象”范式，从而彰显其圆融性。比方说，“良知”便是山花一朵，未生发时是体，是形上之道，隐藏之意；已生发时是用，是形色之彰，生动之象。自然，此范式亦可是“意——象——言”，此时“良知”便有：心——意——物、精——气——神、理——气——物、性——情——事等等。所以如此变化无穷，只是同构相推。良知即是易道，易道的开显有：意——象——言，所以良知的流行有：心——意——物。良知与心意物，便是一三三一。良知只是一个，山花只此一朵，但它有个生长变化的过程，从而表现不同、形态各异。
在阳明便分别以“心意物”来指称良知的三种变化。良知之未发，谓之“心”，含苞待放；良知之发动，谓之“意”，花至半开；良知之昭著，谓之“物”，已是山花灿烂时，绽放无余。而且，心意物任何一种形态都是完完整整的良知（心性、易道），毫无欠缺，处处浑沦。“意”即上下之间，感通之际，故说：“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以“发”着眼，则说：心之发即是意，意之发即是物。以“心”着眼，则说：心之发动为意，心之形著为物；以“意”着眼，则说：心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故阳明说：“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用朱子的话说，便是“理一分殊”。就“理一”说，便是：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此中道理，一如朱子论濂溪《太极图》时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而达用，从微而至著耳”。
本来易道都可指形上本体与流行全体。但阳明说“良知即易”时，多就全体流行、随时变易说。一如阳明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那么，此与物无对、随时变易、圆融浑沦的良知，当如何去“识”去“解”？阳明诗云：“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浑沦”是大道的形容与象征。若要识得良知大道，概念去斧凿是不行的，其结果便是“七窍俱而混沌死”。因为浑沦是良知的“本来面目”，失却本心真性，良知便不再是良知。
可是，除了概念斧凿，还能怎么办？这正是思维话语或方式方法的问题。阳明的回答便是：“须从规矩出方圆”。阳明说：“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可见，“规矩”即良知，良知即是易象。是故，当以易象为规矩、范式，方能契合浑沦之良知。故阳明诗云：“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那么，阳明心中的易象范式是否便是“意——象——言”呢？阳明诗云：“初谈自有形，继论入无极。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来者胡为信？往者胡为屈？微哉屈信间，子午当其屈。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何当衡庐间，相携玩羲易。”“有形”即万物；“无极”即太极，亦即是“本心”。此“心”即形上之道，是同然之心、万化根源。往来屈伸即是川流不息的脉象，往来无穷的循环。
综上，于阳明，其良知流行的脉络范式还是“意——象——言”。在此处，这一范式便是：无极（太极）—往来（屈伸、阴阳）——有形（万物）。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言”即语言、文辞，如何便指有形万物？其实，这正是概念思维下的困惑。既然是意象，那么此“言”便可指代形而下，“意”即指形而上，而“象”便是上下流转的脉络。所谓“同构相推”，便是依这个结构原理而随缘变化，所以中国哲学始终强调不能“滞言存象”。放在“阳动-阴静”的范式中讲，中国哲学的“概念”所以具有多相性与流动性，恰恰是因为其思维结构的稳定性与一贯性。但是，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一如两仪生四象，所以稳定中有变化，流动中有确定，所谓常中有变，变中有常。
为此，阳明说：“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只要见得大道之纲脉、意象之原理，便任你纵横，无所不通。且如论善恶时，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这便出自众所熟知的“阳明四句”。但除此之外，阳明也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显然，以上阳明这些不同说法都基于“同构性”原理，故说中国哲学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心——意、性——情、理——气、道心——人心，以及无善无恶-或善或恶-定善定恶、精——气——神（指“神色”说，如神采奕奕）。一如《大学问》所说，良知之学即大人之学，这便是《乾文言》所谓“大人四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四合”在《系辞》中便是“四配”：“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此“配合”的范式便是：元亨利贞，乾之四德。是故阳明说：“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天地之大德即生生之德、生生之道，一以贯之。心是生生之德，意生生之气，物是生生之物。良知便是这个“生生之易”，川流不息，鸢飞鱼跃，妙用无息、感而遂通。所以阳明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
《哲学史讲演录》
四、良知的本体
然则更进一步问，作为规矩与极则的良知本体，又是怎样一种结构范式？阳明比喻地说：“如佛家说心印相似，指南针，试金石、灵丹妙药。”此“心印”便是规矩方圆，故说：“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须知太极元无极”“人人有个圆圈在”。为何这样说呢？既然“规矩出方圆”，以意象观之，规矩是意，方圆即象。为此，作为心体的良知，可以“方圆”“明灯”来形容、象征、比拟。如果从良知与易道看，阳明的内在逻辑，或许如此：“良知即是易”“蓍固是易，龟亦是易”。《系辞》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大乎蓍龟；蓍之德圆而神，卦德方以知。可见，外圆内方正是形上本体的诠释范式，这便是良知“心印”，为此阳明以“规矩方圆”来比拟、象征。由于“天三地四”，所以天之方为三。为此，形上之道的易象范式，用图像画出来，这个本体的“心印”便是：
中国哲学既然是意象哲学，其中道理便可用图与画来表达，这也正是意象的思维话语。“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图像的含义要得清楚，还是得用话语文字。这便是：立意——构思——为文，三者层层开显。既然良知是规矩方圆，那么阳明本人如何解释？他说：“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3个“便是”即本体三德，3个“自然”即流行三态。廓然、寂然、自然，便是良知本体的形容与象征。廓然对虚无说，自然对灵妙讲，寂然对常定论。总体而论，本体三德圆融为一，这便是“一三三一”。
于此本体三德、太极三性，无论朱子还是阳明，都以“虚灵不昧”来形容和概括。追根溯源，都本自《周易》。《礼记·经解》说：“洁静精微，《易》之教也。”其实，这也是《尚书·大禹谟》所说的“惟精惟一”，所谓“精一之传”。无论“虚灵不昧”还是“洁静精微”“惟精惟一”，都是作为形上本体的形容与象征。至于这个形上本体，叫什么名字，只是随缘方便，毕竟道本无名，强字强名。所谓“大道”，“大”便是形容，“道”即是路，便是假借。故本体的名称，随人所悟，可见各人侧重。如无极、太极、太虚、真性、真如、天理、道心、明德、同仁等等。在阳明，便称其为“良知”。心之良知即易之太极，故良知即太极。为此，阳明说：“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就心体之“常体不易”，称为“良”；就心体之“妙用无息”，名为“知”。可见，就“三易”观之，阳明“良知”二字，便是对“不易”与“变易”的概括、形容与象征。
良知心体，“虚灵不昧”而“洁静精微”，分别讲是三性，合着讲是一心，相当于说“一心三境”。所谓“三境”，便是空灵而常定。廓然便是空，是超乎其外，越乎其上；自然便是灵，是入乎其内，成乎其中。向上超越，便是乾之健；向下贯通，便是坤之顺。由天人合一，即心即道，所以乾坤之《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空灵二境，一个乾一个坤，一个左一个右，犹如哼哈两将。既有左右两端，必有个中枢、主宰、真性，所以阳明说：“中只是天理。”这便是常定之境，孟子所谓“不动心”便是此意。程子以“定性”为中枢，故分左右或上下二边说便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廓然大公即本心之虚无、良知的本色，所以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心即是理，若又别存个理，心与理便成二个。这便是阳明对朱子的批评，暂且不论是否误解。如果心中还存有个理，这个理便会成为心体的障碍，这便是“理障”，以理障心。不知天理即道心，于道心中别存一理，便是床上叠床，以心治心。故阳明说：“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其实，“无善无恶”也是就“无念心”，故阳明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是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
寂然不动则就良知心体的至善性说，所以说：“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这个至善之性，既是个体之心，也是天地之德，所谓“明德”“明师”“天理”“定则”，所谓“真己”“主宰”“天真”。简而言之，此心体之至善，便是生生之德，便是人人的极则。这是天地之间最大的德性、是非善恶终极的标准。用现在的话说，“生生之德”便是中国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个“至善之德”，用一个字说即是“良”，二个字讲便是“天良”。由此，所谓“寂”，便是那不变的“经”，不易的“常”，不动的“定”，只是一以贯之。其实，阳明正以此表达良知心体的普遍性、主宰性、根源性。
所谓“未发之中”，是对“已发之和”讲，意指能发而未发。用一个表达，便是“知”“灵”“妙”“觉”。故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良知常知”“良知原是精精明明”“只是时时省觉”。此所谓“知”，虽然包括“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但却不止于此，更是泛指心体之灵明觉照、灵妙自在，与佛家所说“常惺惺”相似。就根本上说，阳明“良知”之“知”，主要是指自然天则，物来顺应，无感不通，妙用无息。所以阳明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
结 语
及“良知即易”的展开，便有体用的分别。“易之三义”既是流行的脉络，亦是本体的架构，这便是本体三性的圆融模式：形上性——主宰性——灵动性。统此三性，故曰浑沦。括尽无遗，故曰无对。只是，在内涵与次序上，流行与本体，二者有所不同。简易——变易——不易，是流行三易，相对于德——时——位、意——象——言。但本体三易则是：简易——不易——变易，相对于空——寂——知、无——常——有。此即朱子与阳明都说个“虚灵不昧”。其实，统说个“生生之德”又何偿不可。
如前所论，概念诠释定义优先，意象诠释结构优先。好似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的摆放：一个摆在网格里，一个放在网线上。“意象”即易道，故及其展开，便有时与位二重结构。如果在时上，体现为前后上下，那么在位上，则体现为表里内外。时与位，便是宇与宙。所以说，意象即大道，是对宇宙大全及变化与规律的概括。因此，我们以意象哲学来指称整个中国哲学。意与象是圆融的，所以合着说，便是“意象圆融”。
意象圆融，既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也是思维话语，它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说它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标识。其中，最明显的，或莫过于汉字与中医。汉字的书写，所讲究的笔画顺序与整体结构，所体现的恰恰是汉字的神韵。而中医的理论基础，恰恰是“阴阳五行”。或许因为中国传统是意象思维，故而重在一个“构”字，所以“思”是构思。
在中国哲学中，易即是道。所谓“易以象道”，便是说，易便是道的形容与象征，比拟与假借。“易”的脉络有：意——象——言，所以“道”的主要三层含义：本体——方法——言说。意象即大道，是谓“意象之道”。由此，本文之“意象”亦有三义：观念——思维——话语。所谓“意象诠释”，便是以话语为立场，融摄本体与思维。一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一如中医切脉而诊病，理解是寻象以观意，诠释则立象以尽意，此所以《孟子·尽心上》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一如陈来先生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为审美意境的基本范畴。事实上，可以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看成把握整个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的基本范畴。”当然，中国哲学不仅是境界论而是易道论，为此不如说：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诠释，当以“有——无”为象，领悟深刻之“意”；或者说，“无”便是隐藏在内的“意”，而“有”便是表现于外的“象”。以《老子》为例，放在“全体之道”的整个结构中，“无”可指形而上，“有”可指形而下。而且，无有之中，又各有无有。又依圆融的思维加以展开，其含义自然变化无穷。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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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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