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时期的恐惧：“看见”死亡

大儒专栏

牟惊雷

“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而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西西弗神话》，加缪

你在恐惧什么？

      今天凌晨，随着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进一步升级。

      已经不知道多少天了，我起床第一件事一定是看手机，刷完一遍群消息又刷一遍朋友圈，接着再把公众号浏览一遍，以至于最近“起床”这个动作我要花上半个多小时，并且怀着巨大的焦虑离开我的床。这还没完，我与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今天增加了多少例确诊病人，上海又增加了多少例，随后的饭桌上我们又会谈到卫健委的发言、武汉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势。

      对此，我感到非常疲倦，焦虑和恐惧令我十分疲倦。我希望在某一天，打开手机突然蹦出一条好消息——病毒已得到遏制，或疫苗已经研制成功；但是没有，日复一日的焦虑和恐惧占领了我。我知道自己必须停下来，面对自己，并迫使自己回答：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焦虑和恐惧？

      是病毒传染吗？我相信大部分人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好，国家又出台了很多遏制传染的政策，只要做好充分的自我保护，感染的几率极小。是肺炎本身吗？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感染肺炎，要说恐惧的不是肺炎这种病，而是感染肺炎的可能性。可能性是一种未知，而未知意味着失控，失控就好比迷路的人在夜幕中拼命想要抓住一些光。

      促使人们焦虑、恐惧的源头是未知，而未知的尽头正是死亡——死亡才是一切心理结构的底层，宛若鬼魅和幽影盘踞在焦虑与恐惧身后——我们既无法向它宣战，又时时为它所困。

抵抗恐惧种种

      将对死亡的恐惧进行意识化是极为艰难的过程，因人们宁愿采用各种方式来应对和防御，因为这是更加简单的做法；不过大部分的应对和防御都多少都回避了直面死亡。

一、摄取信息，不断提升控制感

       回顾疫情发生以来的这段时间，武汉已然成为了一个病毒和失序的符号，悬浮在中国大陆上，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无法从它身上抽离。绝大部分媒体（包括自媒体）以及人们私下讨论的相关话题充斥着整个公共或私人空间，这并非不好，但不应该是全部；我的意思是，防范疫情是绝对必要的，但焦虑和恐惧不应该是我们目前生活的全部。

      当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于摄取相关信息以增加自我的可控感时，就不再有精力去直面死亡了。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摄取过多创伤性的信息时，可能就会有替代性创伤产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亲历创伤性事件，但依然通过目睹、听闻相关信息产生了创伤性的症状，而治疗替代性创伤的第一步就是减少相关信息摄入。

二、不断行动，增加生存几率

      前几日的时候，我听父母说他们的一位朋友恐慌性抢购方便面，后来一查才得知这并非个例。人们抢购的物品不仅是医疗物资（例如口罩），还包括粮食米面、蔬菜、奶蛋肉等；所抢购的物品都是关涉一个人基本生存的物资，毕竟也没有看到恐慌性地抢购冰箱电视吧。抢购倒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囤积。很多人抢购并非他们真的目前急需这些物资，而好像是在做“战时的物资战略储备”，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最极端的案例，有一家三口屯了足足可以吃一年的粮食。

      为什么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屯那么多生活必需品？因为在人们心里，粮食米面都意味着自己幸存的几率增加，这些物品不仅提供了身体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内心的安全感。我们父辈大多经历过大饥荒或粮食短缺，对他们来说不断囤积物品就是在朝虚空的历史的伤口上抹药。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三、投射愤怒，把问题都归为权力

      疫情的不确定性不仅会激发焦虑、恐惧等情绪，持续的失控感还很有可能会继发产生愤怒。处理愤怒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把愤怒投射出去，简单来说就是找一个对象发泄在他的身上；而我们很多人的做法就是把愤怒情绪直接投向作为权威的政府身上。在此我们不讨论政治学和伦理学，甚至我觉得民众有怨言都是正常且必要的，仅仅讨论一下这种防御方式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

      对权威表达愤怒是增加内心控制感的方法，因为这样的心理过程隐含了一个逻辑：权威可以完全控制疫情，完全阻止病毒爆发，完全帮助所有人。这显然是非黑即白的。当愤怒演化为攻击后，就可以暂时缓解自己心中的失控感；而失控感的背后则是深深的无助。

四、过度救援，幻想灾难马上结束

      这段时间给我的感觉是，似乎社会整体心态对于武汉的态度很分裂：既嚷嚷着要援助他们，但又千方百计追踪武汉人的身影、阻止他们入城。我们既看到了人们给当地捐款捐物，看到了很多自发形成的援助组织（包括信息发布平台、医疗平台、心理援助平台等）；同时也看到了类似 “某地驱赶武汉人” “各种方式定位湖北人”的新闻，甚至有些人还明目张胆地开起了地图炮，大搞地域歧视。

       在我看来，这些分裂的背后有着统一的心理逻辑：希望这场灾难尽快结束。就好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生了心病（甚至想要自杀），父母带着他们来到咨询室，并希望在几次咨询后孩子就能恢复“正常”，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直面孩子的痛苦内心了。其背后是父母们难以接受青春期心理问题作为一种事实、一道关卡的心态，而幻想着心理咨询成为灵丹妙药、帮助孩子直接跃过困难。

      现在的武汉就像是一个生了病的孩子，她固然需要帮助和保护，但是否看似高尚的援助背后，也有千万“父母”因为过度焦虑而产生的反向形成？就像父母把孩子扔进咨询室里，嚷嚷着要帮助孩子，但回到家以后依然不会接受“孩子有心理问题”“孩子有自杀想法”。因此，比起无组织、不讲究实际且隔岸观火式的过度援助，武汉可能更需要的是接纳——接纳一场灾难可能持续数月，接纳目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接纳死亡的魅影还将盘踞着。

“看见”才能抗争

      接纳不意味着不抵抗；对失控与死亡的接纳恰恰意味着真正的抵抗才开始。当我们“看见”了死亡，就好像永远推着石块的西西弗“看见”了自己的处境：“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西西弗神话》，加缪）好在我们的事业是有效果的，我们并没有活在一个疫情永远得不到控制的假象悲剧里，我们目前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将必然终结这场灾难，至少是使疫情的发展更透明化、更可控。

      前提是我们能够“看见”。想要“看见”死亡和失控，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一场冒险的始端了，这场冒险是我们与混沌之神（Chaos）、死神（Thanatos）的心理战役，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冒险。

      在冒险伊始，人们弱小到连瞥见“死亡”二字都无比惊恐，仿佛下一秒死神的镰刀就要挥动下来。我还记得本科期间有位同学跳楼去世了，说来也可笑，那几夜我都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他把我也一起带走了，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必须开着灯睡觉。

      直到2013年，连续经历了朋友闹自杀、奶奶去世等事件，我才开始进入了冒险的第二阶段——直面死亡。我开始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生死之事，简单来说就是“我为什么活着”和“死亡意味着什么”；我坐下来，慢慢地捋清楚过去的生活，捋清楚自己的存在状态。那时候我开始每天问自己：“如果明天就死去，你会后悔吗？”“要做什么，你的一生才没有遗憾？”于是我听到了内心的召唤，找到了可以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冒险的第三阶段就是我现在所处的阶段：为自己的事业持之以恒地奋斗。奋斗也就是人之为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但奋斗本身并不让人永生，只不过失控和死亡不再会成为吞噬我们的黑洞，反而迸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催促我们往终点赶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本身反而成为了一个契机，一把打开真相之门的钥匙。当我们打开这扇门，我们当然可以失控、可以恐惧，但记得不要逃离；也当然可以看新闻、抢购生存物资、对一线人员施以援手，不过请你停下来，仔细思考和甄别自己做这些事，是回避死亡恐惧还是与之抗争。只有当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能从慌乱中回归理性，并向死而生，这场应对新冠肺炎的心理战争才得以真正结束。

专栏作者

牟惊雷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硕士，博士（在读）

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专职咨询师

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中国心理学会会员

当过“村官”，入过国企，也是一位快到中年的青年诗人

擅长方向：

学业问题、自杀危机、心理创伤、亲密关系、自我探索、人格诊断

给来访者的话：

“水并不说话，也不发生奇观；

在你向我递出的磁里，事物的沉默

就是一支希望之歌。”

——《渡黑水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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