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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伦特(二) | 她是女性边缘人,也是难民

珍妮·特纳 密涅瓦Minerva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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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珍妮·特纳(Jenny Turner)
原文链接 /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3/n21/jenny-turner/we-must-think
译者 / 何啸风
校对 / 孟竹、子皓、叶葳、王菁
编辑&录入 / 王菁

    
 边缘女性思考者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汉诺威,是教育良好、无信仰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女。父亲保罗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有大量藏书——她在与高斯的访谈中说,她第一次阅读康德是在14岁。阿伦特的家庭倾向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母亲玛莎。阿伦特对卢森堡的“印象主义、浪漫主义的”赞赏,或许开始于玛莎1919年带她参加关于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一次集会。

1909年或1910年,阿伦特三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回到父母长大的城市柯尼斯堡。因为梅毒,保罗身体急剧衰弱,并于1913年去世。阿伦特不喜欢母亲再嫁的继父,也不喜欢继父的几个女儿。1922年,她因为组织同学抵制老师而被高中开除。她在柏林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阿伦特在与高斯的访谈中提到,“我只能说,我始终确信自己会学哲学。对我而言,这个问题是:要么学哲学,要么放弃自己”。阿伦特听到人们关于马堡大学一位杰出的青年教授的传闻:“思想再次复活了,过去的文化宝藏、曾被认为死去的东西,被人唤醒开始说话”。

于是,阿伦特去了马堡大学,上了海德格尔的两门课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柏拉图的〈智者〉》。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到‘存在’着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一位十八岁的年轻才女和大她一倍的已婚教授——开始了一段两性关系,随后试图结束这段关系。阿伦特先去弗莱堡大学跟胡塞尔学习,后来去海德堡大学跟雅斯贝尔斯学习。在他们的余生中,两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短。麦卡锡说,海德格尔是阿伦特的“伟大恋情”。

阿伦特早期照片
显然,当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纳粹党、遵命解雇非雅利安人同事时,阿伦特无比震惊。她与海德格尔多年不曾联系。但是,她似乎在1949年与海德格尔重新见面,并且感叹他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力太差了:“从前,有个不知狡猾为何物的狐狸,它不仅被困在陷阱中,而且不能区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阿伦特自己更现象学的作品——《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用人与人共享的世界、人造的空间,取代了人与存在的英勇斗争。她的作品中对“新生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判海德格尔对“向死存在”的迷恋。

1929年,阿伦特与君特·安德斯交往。他是一位年轻的德国犹太作家知识分子。她嫁给安德斯的一个原因是母亲喜欢他,另一个原因是她喜欢他的母亲。安德斯正在法兰克福大学写教职论文,尽管论文受到阿多诺的阻挠(这是阿伦特终生厌恶阿多诺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多诺用母亲的意大利姓氏,而不用父亲的犹太姓氏)。与此同时,阿伦特得到一笔资金,开始研究德国浪漫派。这个项目后来成为《拉赫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它在1938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遗失了,最终于1957年出版。

1771年5月19日,拉赫尔·莱文 (Rahel Levin,1814年婚后改姓瓦恩哈根Varnhagen)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接待过洪堡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海涅等诸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书信作家。拉赫尔深深地感受到了当时德意志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以及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种种限制,在书信中对这些现状加以批评和反思。汉娜·阿伦特为她写了一本传记《拉赫尔·瓦恩哈根》。

拉赫尔·瓦恩哈根(本姓莱温)从来没有出版过作品——在19世纪初的柏林,一个犹太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出版作品?但是,她阅读歌德,写了几千封信,在阁楼的沙龙里让伟大的诗人、强大的外交官、她这样的普通人进行对话,“在腓特烈二世时代,这片阳光普照的土地上给每种植物都留了空间”。

可是,接下来,“世界精神”(Weltgeist)降临到耶拿,风向发生了变化,“人们再次拾起社会偏见,它不断加剧,甚至成了粗暴、野蛮的排斥”。1814年,拉赫尔嫁给普鲁士外交官卡尔·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并且改信基督教,“19世纪的犹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只能成为暴发户”。可是,拉赫尔过于敏感、沉思、优秀,无法成为完全成功的趋炎附势者,最终在病床前回归了犹太身份。犹太身份这个“我一生都引以为耻的事物”,最终被她视为“我现在最不愿放弃的事物”。

瓦恩哈根、卢森堡、阿伦特是吉莉安·罗斯《破碎的中介》(1992)中核心的三个边缘女性思考者。虽然她们因为种族和性别被排斥在所有俱乐部之外,但是,她们把这种排斥视为“一个优势,无论是在文学或生活之中”。用阿伦特的话说,“它恰恰是一个破绽。通过这个破绽,流亡者可以看到生活的全貌”。

    
 
我们这些难民 

1956年,当阿伦特准备出版《拉赫尔·瓦恩哈根》时,对德国犹太人的“肉体毁灭”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早在1930年代,阿伦特就隐约“察觉到德国犹太人的浩劫”。1933年国会大厦被烧之后,她立刻认为“匹夫有责”,“不再认为我们可以袖手旁观”。

阿伦特的丈夫安德斯逃亡到巴黎,但是她和母亲留在柏林,掩护共产党人,并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研究犹太复国主义。1933年,她被一个初出茅庐的盖世太保逮捕。虽然阿伦特被拘留了几天,但是她对他百般讨好,最终被释放。阿伦特和母亲第二天离开了德国,取道布拉格和日内瓦到了巴黎。阿伦特在巴黎待到1940年,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帮助逃出德国的犹太人,为他们定居巴勒斯坦做准备。阿伦特和安德斯于1937年离婚。

阿伦特在柏林认识了本雅明,本雅明是安德斯的远房亲戚。但是,在巴黎的难民圈子里,她与本雅明熟悉起来。这也是她认识布吕歇尔的方式。布吕歇尔并非犹太人,他是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校注:德国在一战后的左翼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家性俱乐部的保安。他们于1940年1月结婚。

1939年9月,布吕歇尔和本雅明被关在讷韦尔,虽然布吕歇尔被提前释放,但是几个月后他又被逮捕。这一次的逮捕对象包括女性。1940年,阿伦特被带到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冬赛馆,一周后运往居尔集中营。她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法国被德国占领,纪律涣散,她趁机逃离。

阿伦特在1941年11月17日给肖勒姆的信中说,她偶然碰到本雅明,他正在等签证,她和本雅明下了几个星期的象棋,后来去蒙托邦与丈夫团聚。在1940年9月19日的马赛,阿伦特和布吕歇尔最后一次见到本雅明,本雅明把一个行李箱的文件交给他们。六天后,他在西班牙边境的包港自杀【校注:本雅明的死因并没有确切定论,至少在Taussig的《本雅明之墓》一文中如是说】。

1994年,为纪念本雅明逝世50周年,以色列艺术家丹尼·卡拉万(Dani Karavan)受邀在此地设计了一组名为“走廊”(Passages)的大地艺术作品。

1941年初,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从法国来到里斯本,于5月登上开往纽约的船(SS Guiné)。他们打开本雅明的行李箱,大声朗读《历史哲学论纲》:象棋装置背后的侏儒、来自天堂的风暴、“紧急状态”作为被压迫者的日常。在埃利斯岛办理完手续后,他们在西95街找到两间带家具的出租房。阿伦特的母亲在几个星期后到达,和他们住在一起。

虽然三个人已经过了学语言的黄金时间,但是,他们必须学习,而且,他们学会了。阿伦特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食素的家庭作为换工(au pair)住了六个星期,而且打算接受社会工作者培训,但是布吕歇尔否决了,“只有疯子或白痴才能应付这种学习”。布吕歇尔在学习英语上很困难。扬-布鲁尔摘录了他的笔记本上的一些词语,像是tickled to death, hit the jackpot, make a mess of it, nifty chick。阿伦特也喜欢一些古怪的说法,比如horned dilemmas, spades called spades, willy-nilly, pell-mell。

后来,麦卡锡试图纠正她的习惯。1970年代跟阿伦特学习的扬-布鲁尔,记得阿伦特特别喜欢说when the chips are down,而且把chips读成cheeps。当麦卡锡编辑《心智生命》时,她把这句话改成when the stakes are on the table(当赌注已上桌)。不过,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chips笑到了最后。本雅明的德语是Wenn es hart auf hart kommt,一般译为“当务之急”,但是阿伦特的译法是when the chips are down(赌注已下)。

阿伦特比布吕歇尔更快在纽约找到一席之地。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搜寻遗失和损坏的犹太文物——用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份工作让她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哀悼”。另一份工作是为肖肯出版社工作,把卡夫卡、肖勒姆、伯纳德·拉扎尔的作品带给美国市场。阿伦特还写了一些论战性的专栏,刚开始发表在德语的犹太媒体上,后来改用热情的、玩世不恭的英语。阿伦特在《我们这些难民》这篇短小、犀利的文章中说,“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这种人不是被敌人关进集中营,就是被朋友关进强制收容所……我们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讲了很多乐观的言论,回家却打开煤气或者爬上摩天大楼,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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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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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应许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美] 杰罗姆•科恩 编
张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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