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伦特（三） | 我们的书，是一场岛屿之旅
欢迎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密涅瓦Minerva”。“密涅瓦”品牌书系着重于对人的本质及人生存世界的反思，提倡一种激情与理性交融，哲学与人文并重的阅读旨趣。联系邮箱：minerva2019@sina.com
阿伦特和丈夫吕歇尔。
《极权主义起源》
并非一蹴而就
1945年，阿伦特正在与出版商讨论将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她和布吕歇尔私下叫它“我们的书”。当阿伦特在上班，玛莎在做饭和打扫卫生时，布吕歇尔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帮阿伦特阅读了大量资料。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说，“结果，在毫无预备和很可能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他们无可选择地（willy-nilly）创建了一个公共领域”。她后来写道，“这些实际上从来不参与第三共和国公务的人，被一股仿佛来自真空的力量卷入了政治。”个体运用它们的“主动性”，共同创建公开辩论与自由。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宝贵财富”。“这些宝贵财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总是在极不相同的形势下出乎意料地显现，又迅即消失”。
在《极权主义起源》中，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也在他们之间建构了这样的事物。正如希尔所说，这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充满历史的各种观点和角度，迪斯雷利、德雷福斯、罗德斯、吉卜林等“大博弈”的玩家们都汇聚一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需要哪个角度。
在写作过程中，《极权主义起源》多次改变了形式和主旨。
希尔说，最初计划是创作一本名叫《羞耻的元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作品。后来，书名变为“地狱的三根支柱”，包含“犹太人通往政治风暴中心之路”、“民族国家的解体”、“扩张和种族”、“羽翼丰满的帝国主义”四个章节。这部作品的规模和方法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这项工作停顿了一阵子。但是，当她继续这项工作时，她发现把各种片段拼接起来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组织方法：“元素自身可能从未导致任何后果。如果它们，并且当它们结晶为固定而明确的形式时，它们就成了事件的起源。然后，也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追溯它们的历史暗流。事件昭示了其本身的过去，但是绝不能从过去推导出事件本身。”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耀华 译
到了1948年，这个计划已经是现在读者能认出来的样子，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纳粹主义”。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策略出现，随着阿伦特开始阅读苏联的材料”，她决定修改第三部分，原本针对纳粹的部分产生了延伸。“企鹅现代经典丛书”版包含了1950年的序言，展现了她分析水平的高超之处。她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泊无根的心绪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发生”；现代人的无所不能与无法理解世界的意义之间的不相称人令人沮丧；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原则，抵挡人类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愚蠢行为的毁灭性力量。
后来，阿伦特又写了三篇序言，每个部分一个序言。她还给1958年的第二版增加了一个章节，“意识形态与恐怖”。现在，第三部分针对的是一般化的极权主义：乌合之众而非阶级、阴谋主义和恐怖、对领袖的忠诚、秘密警察。虽然第三部分读起来像危言耸听的、冷战时期的畅销书，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可怕的。阿伦特认为，“世纪危机”的风暴中心是过剩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所抛弃的数百万人。这是一个政治学论断，而不是一个人口学论断。问题在于，现代政府区分了有用的人和无用的人。这个区分的过程，被阿伦特称为“功利主义”，也叫作“极端恶”。“在极权主义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岛屿之旅般的阅读
由于《极权主义起源》是一本巨著，厚重而又庞杂，所以，卡诺凡把它视为一串岛屿的想法很有道理。每个读者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路线，而我的路线分为两个部分。“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两部分构成了一个精彩的历史叙述，说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解体如何创造两种新的人类——边界外的难民、边界内的少数民族。而且，殖民主义不断追求新的获利方式，从而缩小了世界，让它的支配幻想越来越接近现实。与此同时，在欧洲，财富、人口、解放、权利的增长是不平衡的，打破了旧的习惯和制度，引发了对弱势群体的暴行。于是，纳粹党在德国崛起了，因为它看起来确实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的问题。
我想在“帝国主义”部分的最后一章停留一下。这一章讲述了1789年《人权宣言》以来的坎坷历程。在阿伦特看来，这些人权从未在任何地方得到贯彻。她认为，普世人权的观念，始终与民族主义、现代欧洲的战争和革命纠缠不清，就像一场大型的“抢凳子游戏”。每当音乐暂停，边界划定，幸运的人会发现，自己身处愿意接纳他们、能够照顾他们的民族国家。而边界两边，不幸的人会发现，所谓“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他们就是空头支票。
所谓的国际联盟？在两次大战之间，它的表现世人有目共睹，不是吗？所谓的联合国，还有《1948年人权宣言》？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脚注中提到过它，1950年代初期的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至少需要20国代表同意，但又明确肯定参加这类会议不负任何道义责任”。“以假设人类本身的存在为基础的人权概念崩溃之时，正值那些虔诚地相信此概念的人首次面对另一种人——那些人确实失去了一切其他特性和具体关系，只除了他们还是人”。不仅如此，“战后，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犹太人问题结果解决了——其方法是先殖民后征服一块土地——但是，这既未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亦未解决无国籍问题。相反，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反而产生出一个新种类的难民，即阿拉伯人”。于是，抢凳子游戏继续开始。
巴勒斯坦人在1947年底开始逃亡，但大部分人在1948年4月至8月间离开或被赶出家园。到1948年秋天，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形成，有70多万人在逃。
斯通布里奇在《无地之人》中说，“当流亡在冷战时期的西方成为文化和文学的一大主题，（越来越多的）无权之人退回到人文主义的氛围中，试图为欧洲传统重塑某种道德权威，哪怕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日渐消退”。近些年来，这种重塑的道德权威摇摇欲坠。
我的“岛屿之旅”的第二个部分，将考察《极权主义起源》的第三部分，将极权主义视为阿伦特在结尾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可怕答案。我们如何解决“20世纪危机”，甚至“21世纪危机”？阿伦特所考查的那段历史，是《天路历程》的地狱版本，我们穿越恐怖、集中营、“毁尸灭迹的坑洞”，直到伫立在悬崖面前。“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或许，等到某种事物取代了极权主义，“世纪危机”才会爆发。
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说，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是20世纪的诅咒，“正是因为它以恐怖的手段解决了问题”，这个说法让她多年来“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为什么祖博夫会联想到脸书和谷歌。“机器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是祖博夫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特有的更加隐蔽的支配形式。假如祖博夫多讨论马克思和福柯，她的论证会更加清晰（她的书也会更薄），不过我不能否认，她对阿伦特的运用让我不寒而栗。
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2019年
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恐怖、集中营、酷刑所施加的支配，是通过对自发性的破坏，通过将“人类样本“简化为一系列反应：而这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反应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虽然祖博夫所谓的机器控制主义更加温和、更有娱乐性，但是，它从内部瓦解了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祖博夫说，斯金纳没有亲眼看到他的“行为修正技术”通过电话和网络所展现的真正力量。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结尾中说，“现代行为主义的难题不在于它们是错误的，而在它们有可能成真，在于它们其实是对于现代社会某些明显的趋势最好的概念化，可想而知，现代世界（它发动自人类活动史无前例的、前途看好的破茧而出）的终点可能是历史上最死气沉沉的、最贫瘠的消极状态”。
关于马克思的小研究
用卡诺凡的话说，《极权主义起源》中的政治理论的论述过程是“头重脚轻的”。虽然“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部分是很扎实的，但是，后文对“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的推导就纯属虚构了，因为它的证据和方法都处于建构过程中。就目前而言这的确是事实，尽管我认为跟随阿伦特的思路，你可以学到更多。
另一个头重脚轻的地方是，虽然全书用几百页讨论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愤懑和怨恨的“潜流”，但是，它只字未提（乌托邦的或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抑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运动。阿伦特不怀疑马克思是一位“对正义满怀热情”的“伟大学者”，但是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疑导致了贫困化和古拉格。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犯下如此可怕的错误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马克思？
阿伦特计划在“关于马克思的小研究”中处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哲学层面考察马克思，把他视为柏拉图以来关于工作和劳动的庞杂思想的继承者。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部分，后来成为《极权主义起源》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不过，这项研究没有完成。
阿伦特越是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中考察马克思，问题就越复杂。后来，这项研究变成了《人的境况》的“劳动”和“工作”两个部分，《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传统与现代”、“历史的概念”这两篇最好文章，《论革命》中的反“社会问题”部分，以及直到去世仍未发表的大量英文和德文手稿。2018年，这些手稿集结成《现代对传统的挑战》出版，是沃尔斯坦出版社的《阿伦特全集》的第6卷。正是卡诺凡1980年在档案中发现的这些手稿，导致她改变了对阿伦特思想总体方向的看法。
阿伦特在1953年的一份手稿中说，“人们喜欢在马克思同列宁、斯大林之间画一条直线，从而认定马克思是极权统治之父”。但是，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我认为，马克思与斯大林的差异，比起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差异，不仅更多，而且更具决定性。”因此，假如我们要把斯大林的“恶行”归咎于哲学的影响，那么，我们不能仅仅责怪马克思：我们应该考察一整个“我们自身的传统”，包括马克思同样努力思考的“真正的问题和困惑”。
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比“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更能带来好的政治。这是一种“哲学王式”的观念。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历史是人造物，我们可以不出意料地发现人造物的规律，“阶级斗争，对马克思来说，这个公式似乎是解开所有历史之谜的钥匙，正如引力法则业已表明是解开所有自然之迷的钥匙一样”。不过，马克思的最大“困惑”，是过去的“哲学王”传承下来的关于工作和劳动的庞杂思想。但是，由于工作和劳动正经历剧烈的增长和变革，所以，它成了马克思所思考的一个特殊问题。“似乎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或尼采一样，都绝望地试图在思想中反抗思想，而同时又使用着传统本身的概念工具”。马克思不是那个时代唯一面对这个问题的作家。
阿伦特说，“整个现代世界，尤其是马克思，都震慑于西方人史无前例的现实生产力”。这些新的财富如雨后春笋般，通过人的劳动生产出来，却从劳动者那里被抢走，进了他人的腰包：这种不正义让马克思愤愤不平，而这种愤愤不平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是，劳动一方面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为了获得自由必须打破的枷锁。
点击下方书影即可购买
人的境况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6月
政治的应许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美] 杰罗姆•科恩 编
张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6月
往期回顾
马中红 | “社会在加速，但我却准备躺平了”：“躺平学”全解析及理论批判
《社会理论二十讲》：一本书读懂当代社会学！| 译著联合书单推荐
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密涅瓦Mine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