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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伦特 （四）| 人心的暗面
翻开《人的条件》，我们就看到阿伦特不停讨论雅典的城邦（polis）、城邦与家政（oikos）的区分、行动。阿伦特所谓的“行动”，是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praxis）的用语，是“人们彼此之间唯一不假事物之中介而进行的活动”，是“典型的政治活动”。卡诺凡说，对雅典人的强调，让许多人把《人的境况》误读成“一次怀旧的写作”。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这本书开头就是1957年人造卫星的发射。虽然“这个无比重要的事件，就连原子弹分裂都比不上”，但是，它不过是现代性“推翻既有的人类存在”的最新尝试罢了。它是我们被炸得粉身碎骨之前确实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我们无法讨论它，因为科学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思考和谈论我们原本有能力做的事情”。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成为不会思考的生物，任由所有在技术上做得到的机械装置摆布，无论它有多么凶猛残暴”。《人的境况》的结尾提到了“最死气沉沉的、最贫瘠的消极状态”，这让祖博夫深感不安。
没错，在这本书中间，从开头到结尾，到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汇，但是阿伦特不是想复兴古典理论，而是想探究和反思，考察概念及其历史，迫切地寻找（像卡诺凡认为的那样）可能被遗漏的地方。其中一个被遗漏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对zoe和bios的区分。Zoe是自然界随处可见的生命，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bios是专属于人的，具有人的形态与生平，“受限于开始和结束，也就是在世界中出现和殒灭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
另一个被遗漏的地方，则是被马克思混淆的工作和劳动的区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有两个在字源上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词，后来被我们视为同一活动”，比如英语的work和labour，法语的oeuvrer和travailler，德语的werken和arbeiten，希腊语的ergazesthai和ponein。工作跟手艺、成就、稳定这些褒义词相关，劳动跟痛苦、麻烦、浪费、日复一日的劳作、重复这些贬义词有关。一方面，劳动是一场与死亡和衰老之间进行的疲惫的、肮脏的、日复一日的、无休止的斗争。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让奴隶和女人为他劳动：“奴隶的屈辱是命运的打击，是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因为它会让人蜕变成类似家畜的东西”。另一方面，工作创造的事物，建构了阿伦特所谓的“世界”——我们在大地和自然上创造的“人造物”的居所。没有它，人类文明的“共同世界”就不复存在。
可是，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哲学家总是“忽略”工作和劳动的区分。劳动是一个非主体，一个隐藏在“家政昏暗的内部”的事务。女人负责生育子女，奴隶负责处理杂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劳动和工作没什么好比的。当基督教兴起之后，它同样远离私人领域的杂乱、肮脏事务。因此，千百年来，劳动和工作、私人和公共的混淆愈演愈烈。这时候，马克思出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第一个指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以人的痛苦为代价的。
可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家政”已经冲出了是“家庭”（household），变成了“经济”，是“全国性的家政管理”，是“自然事物的不自然成长”。“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又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对方的绊脚石”的这个“共同世界”，已经屈服于“大众社会”的混沌无序。卡诺凡在《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中说，“马克思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以自由为目标……他实际上达到的是鼓舞他的追随者使自身服务于强制过程”——行为主义、自动化、极权主义。或者说，这是卡诺凡眼中阿伦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