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511路公交车突发状况车上人竟无动于衷

From 秦鉴君秦鉴

抱歉，做了一次标题党。

昨天，一位朋友向秦鉴君吐槽：乘坐511公交车时，一位带2岁小孩的妈妈，尴尬无助地攀着扶手，车辆忽然急停，忽然急转，这对母子形如风浪中颠簸的小鸡，惶惶不安。从上车到下车，始终无人让座。周围人形同蜡像。

诸君一定怒问，这位吐槽者为何不站出来说句话，难道TA就不是蜡像？没错，TA的确可以发声，但TA却不能发声。因为TA就是这位妈妈。

怪现状看多了，我们就会习以为常。就像贪官见多了，我们不会惊讶于这狗官居然贪污，而会惊讶于某官员居然不贪污！

让座的事也许没这么夸张，但小小的让座问题，可以反映出文明生态和道德生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交车上没人让座，也的确是一种突发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突发事件。

大西安频频因“让座”话题登上新闻

西安公交车上的不让座，既是常态，也成为新闻的宝贵素材。还记得2013年，有老人因女孩不让座，直接坐女孩腿上的新闻吗？没错，这事就发生在大西安。

还记得2016年，有小伙不让座，被老人狂扇耳光的新闻吗？没错，这事也发生在大西安。

今年3月31日，西安700路上，因为不让座，一位小伙居然和大妈在车上直接厮打起来。

细细找一找，还有很多。新闻曝光的也只是一部分，当然，一个简单的让座问题，闹成新闻，需要矛盾多方的“配合”：甲坚决地不让座，乙霸道地要求让座，其他人没眼色看热闹，于是矛盾通过突破底线的闹剧解决。

因此，我们不排除，还有大量矛盾，在刚一激发时，通过民间自调节机制化解了。比如，丙感觉尴尬，主动让座，让乙坐下。或甲被围观群众劝解，自己认输离开。

他们为什么不让座

让座首先当然是个道德问题。但道德问题遭遇了现实因素后，问题就复杂起来。

秦鉴君之前曾搞过一次调查，见（西安人你每天上班路上熬多久额全天都在消费马路桑拿）。也就是说，在目前交通格局下，公交车辆少，车程长，导致人们出行时间成本和精力支出居高不下。

公交车紧张到什么程度？但凡靠近小区集聚的地段，每天早上7点到8点，请到公交车站看一看。大家如同哄抢般上车，对于那些靠后的人，连挤上车化为肉饼，也成为一种奢望。

据2017年4月24日，高德地图与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实验室共同发布《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大数据分析报告》，西安公交出行分担率为46.06%

这个数据，在国内可排到前十。但是对比一下，香港这个数字是90%。

高峰期人满为患，能坐到座位的几率自然低到冰点。

以秦鉴君的经验，早上8点30分，从马泘沱乘坐702，1个小时内，秦鉴君没有过抢到座位的记录。很多车次，人们要从上车站到下车。对于即将展开一天忙碌，或者刚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天天如此，真是吃不消。

在这种情况下，公交车座位成为极其稀缺的资源。好不容易抢下来，自然也不乐意拱手让出。

公交车上的文明秩序是如何崩掉的

一方面，老弱妇孺属弱势群体，在应对激烈颠簸或刹车时，可能出现力量不支的意外事故，需要让座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公交车座位有限，都是买票上车，有个先来后到也无可指摘。

那么，还要不要让座？应该让。这也是公交车上设置橙色座位的原因。

但是，应该让，和必须让是两回事。道德终归不是法律。如果有人强坐橙色座位，10个孕妇围着他，也没理由勒令他起来。

一次，有位本地导演和秦鉴君曾聊到这个话题。橙色座位的设置，并没有化解公交车上的让座困境。也许，反倒让文明秩序更糟了。

人民网评曾经分析过这一话题，说的很在理。公交车的座位是一项面向大众分配的公共资源。为了通勤效率，它必须迅速分配；因为普惠特性，它还得平等分配，不能搞价高者得。那么，“先来后到”成了最自然、最合理的尺子。但这把尺子比较偏向行动迅速、体力强健者，为了公平，需要加上对“老弱病残孕”群体照顾的权重。故而，售票员大姐常对身边有老人的乘客喊：“小伙子，麻烦给老人让让座儿吧！”这不仅是道德呼吁，也包含着加权后的权利定位。

也就是说，基于这一理解，公交车上的橙色座位，和普通座位是有权利定位之别的。其实，不需要说的这么专业，大部分人也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一旦形成这种共识，那么橙色座位优先给老幼，应当是约定俗成，也就是说，公交车上已然形成橙色座位优先让座的“潜规则”。如果橙色座位上确为老幼孕妇，让座，才是普通座位上的乘客需要考虑的问题。

问题偏偏在于，很多情况下，橙色座位是失效的。

抢得该座位的人浑然不觉，或自顾装睡，坐普通座位的人，又将责任全抛给橙色座位上的人。于是，整个车上人的让座意识，被一两个橙色座位上的人，一并带到了沟里。“你都不让，凭什么我让？”

在最公共的地方我们检阅着道德的成色

有人说，中国人是缺乏公德意识的。这话很偏颇。大致就相当于，上海人是排外的，或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

但不得不承认，偏颇之见中涵盖了部分真相，即此类现象较多，较频繁。

公交车上设置爱心座位有没有错？没错。它从道德角度，将公交车上的座位资源做出了建议性分割。既保障老幼权益，也尊重平等分配。

这样的设置，国外也是有的，比如美国地铁和公共汽车上都有 “priority seating”的座位，如果有老弱病残孕有需要，这几个座位必须让给他们。

而国内设爱心座的疏漏也许在于：国人尊重规则的意识普遍不高。

只要没有惩罚性的措施，即使违背道德，人们就敢为所欲为，甚至不以为耻。比如，餐厅里的大款，可以肆意地语言挑逗或斥责服务人员；马路上的共享单车，家长可以纵容孩子开锁，然后二人骑着单车同行；禁止捞鱼的公园里，如果无人看管，捞鱼者成风，门口商店也自然乐得兜售渔具；踏春时的折柳摘花人，更是数不胜数。

当然，这都是少数，但不得不说，在公共场合，我们的自律和道德意识，是很有限的。以至于公交车不让座，打起来变成新闻；让座，也变成新闻。

如今年3月1日本地媒体报道，“如果您正好乘坐108路、266路、362路并主动为特需乘客让座，都有机会获得一张‘爱心乘车卡’。”持该卡可免费乘车一次。

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尴尬：一种常识性的礼让问题，需要通过“提供好处”的方式来呼唤。

记得前不久，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在接受我们一次采访时说，“我们从一个礼仪之邦，成为一个缺失礼仪的城市。”他举例说，“我们现在在大学里，在补幼儿园的课。我们教学是干什么呢？把自己被子叠好，把宿舍扫干净，不要把垃圾扔在马路边，要扔在垃圾桶，这个抽烟呢，要守规矩。整个社会在教育什么呢？开车要让行人，给老人在车上要让座，甚至把这个都作为一个文明行为宣传了，那么这就是一种可悲。这是一个社会或者作为一个人一种基本的行为道德标准。我们把它成为文明的标杆。说明你缺失的太多了。”

国外德育从娃娃抓起

就像黄藤说的，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小都不去教孩子这些，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缺失德育的首要一环当然是家庭。比如不少人见过这样的现状，孩子劝大人说是红灯，大人嘲笑孩子傻，硬拉着孩子闯红灯。

父母首先缺失素养，遑论孩子？其次是学校。你能清楚地记得学校里，有哪些不走形式主义的德育课么？

我们再看看国外。不说外国的月亮是圆的，至少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在英国家庭中，孩子永远不是家庭的中心，犯错的孩子会受到纠正甚至惩罚；言谈举止符合标准，对人彬彬有礼是对每一个孩子的基本要求。而在学校，英国的教育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公民素养教育，作为教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即把道德教育、公民素质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各种教学之中。

无独有偶。

德国法律明文规定，孩子必须帮助家庭做家务活，其中包括凡6~10 岁的孩子要帮父母洗餐具、打扫收拾房间、去商店购物；凡10~14岁的孩子必须要在家园里劳动、洗餐具、为家里人擦皮鞋等。

一篇《没有人会告诉你，你的孩子没礼貌》的文章还讲了一个段子。

跟一个德国朋友出去，看到一个小孩在钓鱼，旁边却放着两根钓竿，德国朋友不高兴地走过去，问道：“怎么有两根钓竿？”（德国规定钓鱼一个人只能用一根钓竿）

小孩回答说：“跟同学一起来的，他上洗手间了。”（果然不一会，上洗手间的孩子回来了）

德国朋友继续问道：“有执照吗？”（德国规定钓鱼要有执照的）

两个小孩赶紧掏出执照：“有呢，你看。”

“带尺子了吗？”德国朋友又问道（德国规定钓鱼要有尺子，钓上来的鱼不到规定的尺寸要放回去）

“带了带了。”两个孩又连忙掏出尺子来。

“哦。”于是德国朋友就走开了。

作者很奇怪，不知道朋友为什么要管那么多，“那两个是你家亲戚的孩子？”

“不是。我不认识他们。”

“什么？不认识？怎么可能呢？那人家干嘛要听你管教？”

“呵。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孩子是德国的未来，我们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德国朋友说。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恐怕有些匪夷所思。至于近邻日本的家庭和校园德育，就更不必多说了。

少年强，则国强这是老话了。但我们对强的理解似乎一直是：有能耐了，有钱了，我比你强，我比你富，如此就OK了。于是这也就有了XX能值几毛钱，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
社会文明是一种习惯，需要良好风气旷日持久的集聚。记得前不久，一位造马桶盖的西安企业家重金从日本聘用工人，过来干什么？不是干活，是监工。他说，“国人缺的不是水平，是注重细节的心态，表面得过且过，这样怎么能做出好东西？做好了细节，才能做出一流产品。”
做产品如此，社会进步也同样。高楼大厦搞起来简单，人的素质的进步，特别是让素质进步进入到点滴细节，可谓难上加难。与此相关，我们看一看，就规则教育和公德教育而言，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我们做了什么？有多少家庭能够躬身力行，有多少学校能够把它像分数一样“奉若神明”？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是不堪一提的。更不堪一提的是，甚至看不到从根本改善的迹象。也许更更不堪一提的是，我们社会对于规则教育和公德教育的关注度，是否亟需推向一个应有高度，仍有待进一步凝聚共识。
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先把那么多对怪现状习以为常，甚至麻木，甚至认为理所应当，为怪现状辩护的人们叫醒。

编辑：安鑫审核：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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