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如何打赢这场全国性“大赛”？

From 秦鉴君秦鉴 2019-04-13

全中国都在展开一场竞赛。

从GDP2.8万亿元的首都北京，到西藏阿里地区人口仅1万人的札达县，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这样一个新名词：营商环境。

进入2018，国务院开年第一会便开宗明义：“政府工作不仅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软环境’上有新突破。”5月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其中部分地区年内实现上述目标，明年上半年在全国实现上述目标。

显然，这已是各地政府工作的硬杠杠。

对于西安人（特别是关注秦鉴君的盆友们）来说，“营商环境”这个词已经耳熟能详了。

过去一年，西安营商环境的大提振有目共睹，甚至连不关心政事的秦鉴君的朋友“隔壁老王”的二舅他表哥的儿子的爷爷，都能张口闭口“营商环境”“店小二”“放管服”等关键词不带重复地说上三个钟头。

然而，尽管进步已经很大，西安营商环境还尚未进入全国一线行列。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还有11个城市排在西安前面。

且10强选手都攥着拳头卯足劲，要把“营商环境”办到全国最优。老大哥上海最近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发起一场“革命性再造”。

考虑到排在前面的城市经济都比西安强，追赶中的西安满足现状是不行的。

毕竟，现在的西安已经到了跳出城墙对接世界的新时代。所以问题是：西安如何在在肌肉强大的一堆“大哥”中杀出一条晋级通道？

上海的焦虑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营商环境？

MBA智库百科答得很完整：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环节)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

2017年6月，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克强总理说的更直接：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前者是内容阐释，后者是价值判断。

不难发现，这句力度堪比“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吹响了各地抢占营商环境高地的冲锋号。

正如新经济形态所显示的：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等崛起的新兴企业与产业，正在逐步改写中国城市的实力版图。对于那些积极拥抱这种变化的新的中心城市来说，“营商环境”是垫脚石；而对当惯了老大哥，对这种变化反应迟钝的传统中心城市来说，过往赖以成功的“营商环境”却正在变成“硌脚石”。

去年底，上海滩著名记者秦朔写了一篇爆款文《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这篇文章在上海的媒体圈、企业圈热传。其在文中感慨：

2016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87万亿元，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当年交易额是3.77万亿元，阿里的目标是2036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那么谁更像贸易中心？当金融科技深刻地改变传统金融，原来的金融中心会不会旁移？

GDP30133亿元，达到杭州（12556亿元）近三倍的上海，居然一众精英层会严肃地关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上海，究竟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

西安会沦为“环宝鸡城市”吗？在西安，这恐怕是个找打的话题。

但恐怕也正是因为上海的居安思危，上海才能成为上海：第二届长江发展论坛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排行榜”显示，长江经济带其余8个省市区域与创新能力提升指数均超过10以上。在长三角中，浙江提升21.92，江苏提升19.12，安徽提升17.74，均领先上海。

面对这一忧患，上海的反应更是惊人的。

2017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主动亲近企业》的头版评论：

“政企之间背靠背，对企业不闻不问、敬而远之的现状亟需改变。只有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市场才有活力、经济才有未来。”

评论发出当天，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的企业界朋友都在转发，他感慨道：

“那么多人转发，是因为评论说出了企业的心声。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上海的企业带来温暖和希望。”

次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带上一干人马，两天走访合肥、南京、杭州三市，马不停蹄调研实地考察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政务中心、特色小镇。

月底，《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印发，30条举措齐发力。这一波重拳，开始贯穿于接下来的2018年。

不能不说，上海市委、市政府这种几乎与城市反思同步的反应力，是上海竞争力的源泉之一。

西安的机会

东有浦东，西有西咸。八个字的标语，显现出新世纪陕西人的“野心”。

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西安人在农田和郊野中，大干快上西高新的冲天干劲。

2014年7月，《陕西西咸新区条例》出台之前，就有时任省委常委领导表示，要学习浦东和滨海经验，举全省之力将西咸新区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

陕西人既然能把高新区做到国内一流，对全力以赴打造的西咸新区，自然更是信心百倍。

实际上，在中央的构想中，向西与向东双向开放的格局，是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平衡对外贸易格局的必要之举。

在向西开放的实践中，西安是重要支点。甚至，在学者张宝通看来：

“西安是亚欧大陆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城市。”

在这一格局下，西安对于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性，不亚于170年前的上海开埠。

向西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西安，而西安对外开放的关键则在西咸新区。

2017年3月26日，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向苏宁集团张近东介绍大西安规划时，直言：

“我们将在西安的陆家嘴——西咸新区布局金融、居住、科技、生活配套等新商业。”

显然，无论是比作浦东新区，还是更精准地定位于“陆家嘴”，作为陕西向西开放的新高地，西咸新区的使命非常紧迫：西咸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实践如何，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西安整体放管服的水准，也将最终体现到整座城市的经济成长。

让西咸新区成为

改善营商环境的“尖刀”

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新一线城市的崛起，新的中心城市对传统中心城市的追赶乃至压迫和超越，正是通过“营商环境”这一关键因子来体现。

一如当年的浦东新区，西咸新区亟须一批“首创”举措，彰显新区创新之力。

仅看这一点，西咸新区正渐入角色。

譬如独创的“走出去”一站式服务平台，充分体现新区在营商环境上建设的试验精神。

除了探索群众“零见面审办”，西咸新区还在全国首创“微信办照”和“3450”新模式——3个工作日办结营业执照、4个工作日办结经营许可、50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许可……前不久，其“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又被全省代表观摩学习。

不过，做好这些还不足以化解西安“营商环境”燃眉之急。

回到《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有6个指标，可以把西安营商环境总结为一句话：优势不长久，弱项还很突出。

商务成本指数（水价、低价、劳动力成本价格）中，西安在35个城市中排名第4,；社会服务指数中，因西安科技投入很高，分数被拉升到全国第三。

显然，随着西安城市发展，商务成本的“优势”会渐渐减弱直至消失。而社会服务指数中的不平衡因素，同样显而易见。

相形之下，生态环境指数（空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废水）排名第28；软环境指数（开办企业耗时、最少支付成本、财产登记程序等）居第18位；市场环境指数（GDP总量、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居第19位，则是看得见的丢分项——除了市场环境指数(GDP)暂时难以强求，另外两个指标“生态环境”和“软环境”方面则是大有可为。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等”定位，恰好是对西安的营商环境短板的有力补充。

就生态环境来说，以科学规划立区，使其一开始便能从尊重山水格局、高效集约利用、统筹产城关系、创新修复自然功能等方面着力。

如秦汉新城的渭河治理，便是在不断完善规划的基础上，将防洪工程与渭河生态景观带结合，打造出陕西建设“安澜渭河、绿色渭河、美丽渭河”的示范工程。再比如，西咸新区推进建筑产业化PC工厂项目——生产用砂石均为附近大型水泥厂开采的碎石，砂为水泥厂加工的机制砂；积极探索集成运用太阳能和干热岩等清洁供热，减少对煤炭的使用……

前不久，西咸新区又出台《宜居环境建设总体实施方案》，37项任务815个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计划到2035年建成国际一流的高品质和谐宜居新区。

这种创新的城市发展本身，就是对营商环境的极大提升。

而在软环境方面，西咸本身已在西北区域内积累相当优势。

除前述创新之外，其最近更进一步推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实施方案》，30项措施致力于打响“西咸品牌”。

此前，秦鉴君曾撰文分析，追赶中的陕西要学会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何为“巨人的肩膀”？各地的先进经验，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新成果与思考，都是“巨人的肩膀”。

对西咸新区来说，对标“浦东新区”，更关键的实质是对标浦东精神，始终以忧患意识，不断为自身加压。显然，西咸新区持续领跑“西北营商环境最优”，自我加速是应有之义——其不仅指向“西北最优”，未来亦应向“西部最优”、“全国最优”冲刺。

正如法国思想家、1927年欧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