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如何打赢这场全国性“大赛”?
全中国都在展开一场竞赛。
从GDP2.8万亿元的首都北京,到西藏阿里地区人口仅1万人的札达县,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这样一个新名词:营商环境。
进入2018,国务院开年第一会便开宗明义:“政府工作不仅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软环境’上有新突破。”5月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其中部分地区年内实现上述目标,明年上半年在全国实现上述目标。
显然,这已是各地政府工作的硬杠杠。
对于西安人(特别是关注秦鉴君的盆友们)来说,“营商环境”这个词已经耳熟能详了。
过去一年,西安营商环境的大提振有目共睹,甚至连不关心政事的秦鉴君的朋友“隔壁老王”的二舅他表哥的儿子的爷爷,都能张口闭口“营商环境”“店小二”“放管服”等关键词不带重复地说上三个钟头。
然而,尽管进步已经很大,西安营商环境还尚未进入全国一线行列。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还有11个城市排在西安前面。
且10强选手都攥着拳头卯足劲,要把“营商环境”办到全国最优。老大哥上海最近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发起一场“革命性再造”。
考虑到排在前面的城市经济都比西安强,追赶中的西安满足现状是不行的。
毕竟,现在的西安已经到了跳出城墙对接世界的新时代。所以问题是:西安如何在在肌肉强大的一堆“大哥”中杀出一条晋级通道?
上海的焦虑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营商环境?
MBA智库百科答得很完整: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环节)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
2017年6月,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克强总理说的更直接: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前者是内容阐释,后者是价值判断。
不难发现,这句力度堪比“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吹响了各地抢占营商环境高地的冲锋号。
正如新经济形态所显示的: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等崛起的新兴企业与产业,正在逐步改写中国城市的实力版图。对于那些积极拥抱这种变化的新的中心城市来说,“营商环境”是垫脚石;而对当惯了老大哥,对这种变化反应迟钝的传统中心城市来说,过往赖以成功的“营商环境”却正在变成“硌脚石”。
去年底,上海滩著名记者秦朔写了一篇爆款文《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这篇文章在上海的媒体圈、企业圈热传。其在文中感慨:
2016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87万亿元,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当年交易额是3.77万亿元,阿里的目标是2036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那么谁更像贸易中心?当金融科技深刻地改变传统金融,原来的金融中心会不会旁移?
GDP30133亿元,达到杭州(12556亿元)近三倍的上海,居然一众精英层会严肃地关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上海,究竟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
西安会沦为“环宝鸡城市”吗?在西安,这恐怕是个找打的话题。
但恐怕也正是因为上海的居安思危,上海才能成为上海:第二届长江发展论坛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排行榜”显示,长江经济带其余8个省市区域与创新能力提升指数均超过10以上。在长三角中,浙江提升21.92,江苏提升19.12,安徽提升17.74,均领先上海。
面对这一忧患,上海的反应更是惊人的。
2017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主动亲近企业》的头版评论:
“政企之间背靠背,对企业不闻不问、敬而远之的现状亟需改变。只有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市场才有活力、经济才有未来。”
评论发出当天,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的企业界朋友都在转发,他感慨道:
“那么多人转发,是因为评论说出了企业的心声。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上海的企业带来温暖和希望。”
次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带上一干人马,两天走访合肥、南京、杭州三市,马不停蹄调研实地考察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政务中心、特色小镇。
月底,《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印发,30条举措齐发力。这一波重拳,开始贯穿于接下来的2018年。
不能不说,上海市委、市政府这种几乎与城市反思同步的反应力,是上海竞争力的源泉之一。
西安的机会
东有浦东,西有西咸。八个字的标语,显现出新世纪陕西人的“野心”。
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西安人在农田和郊野中,大干快上西高新的冲天干劲。
2014年7月,《陕西西咸新区条例》出台之前,就有时任省委常委领导表示,要学习浦东和滨海经验,举全省之力将西咸新区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
陕西人既然能把高新区做到国内一流,对全力以赴打造的西咸新区,自然更是信心百倍。
实际上,在中央的构想中,向西与向东双向开放的格局,是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平衡对外贸易格局的必要之举。
在向西开放的实践中,西安是重要支点。甚至,在学者张宝通看来:
“西安是亚欧大陆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城市。”
在这一格局下,西安对于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性,不亚于170年前的上海开埠。
向西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西安,而西安对外开放的关键则在西咸新区。
2017年3月26日,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向苏宁集团张近东介绍大西安规划时,直言:
“我们将在西安的陆家嘴——西咸新区布局金融、居住、科技、生活配套等新商业。”
显然,无论是比作浦东新区,还是更精准地定位于“陆家嘴”,作为陕西向西开放的新高地,西咸新区的使命非常紧迫:西咸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实践如何,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西安整体放管服的水准,也将最终体现到整座城市的经济成长。
让西咸新区成为
改善营商环境的“尖刀”
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新一线城市的崛起,新的中心城市对传统中心城市的追赶乃至压迫和超越,正是通过“营商环境”这一关键因子来体现。
一如当年的浦东新区,西咸新区亟须一批“首创”举措,彰显新区创新之力。
仅看这一点,西咸新区正渐入角色。
譬如独创的“走出去”一站式服务平台,充分体现新区在营商环境上建设的试验精神。
除了探索群众“零见面审办”,西咸新区还在全国首创“微信办照”和“3450”新模式——3个工作日办结营业执照、4个工作日办结经营许可、50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许可……前不久,其“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又被全省代表观摩学习。
不过,做好这些还不足以化解西安“营商环境”燃眉之急。
回到《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有6个指标,可以把西安营商环境总结为一句话:优势不长久,弱项还很突出。
商务成本指数(水价、低价、劳动力成本价格)中,西安在35个城市中排名第4,;社会服务指数中,因西安科技投入很高,分数被拉升到全国第三。
显然,随着西安城市发展,商务成本的“优势”会渐渐减弱直至消失。而社会服务指数中的不平衡因素,同样显而易见。
相形之下,生态环境指数(空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废水)排名第28;软环境指数(开办企业耗时、最少支付成本、财产登记程序等)居第18位;市场环境指数(GDP总量、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居第19位,则是看得见的丢分项——除了市场环境指数(GDP)暂时难以强求,另外两个指标“生态环境”和“软环境”方面则是大有可为。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等”定位,恰好是对西安的营商环境短板的有力补充。
就生态环境来说,以科学规划立区,使其一开始便能从尊重山水格局、高效集约利用、统筹产城关系、创新修复自然功能等方面着力。
如秦汉新城的渭河治理,便是在不断完善规划的基础上,将防洪工程与渭河生态景观带结合,打造出陕西建设“安澜渭河、绿色渭河、美丽渭河”的示范工程。再比如,西咸新区推进建筑产业化PC工厂项目——生产用砂石均为附近大型水泥厂开采的碎石,砂为水泥厂加工的机制砂;积极探索集成运用太阳能和干热岩等清洁供热,减少对煤炭的使用……
前不久,西咸新区又出台《宜居环境建设总体实施方案》,37项任务815个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计划到2035年建成国际一流的高品质和谐宜居新区。
这种创新的城市发展本身,就是对营商环境的极大提升。
而在软环境方面,西咸本身已在西北区域内积累相当优势。
除前述创新之外,其最近更进一步推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实施方案》,30项措施致力于打响“西咸品牌”。
此前,秦鉴君曾撰文分析,追赶中的陕西要学会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何为“巨人的肩膀”?各地的先进经验,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新成果与思考,都是“巨人的肩膀”。
对西咸新区来说,对标“浦东新区”,更关键的实质是对标浦东精神,始终以忧患意识,不断为自身加压。显然,西咸新区持续领跑“西北营商环境最优”,自我加速是应有之义——其不仅指向“西北最优”,未来亦应向“西部最优”、“全国最优”冲刺。
正如法国思想家、1927年欧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所说:
“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
当人们勇于改变,希望便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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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闫杉 审核: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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