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摇呗”
今天是西安民办“小升初”首试摇号的第二天。
不出意外，各家纸媒已十万火急、按部就班地将摇号现场的肃穆大图、家长的惊喜面孔糊满整个重要版面。
此刻，微信朋友圈里正展开另一场“冰火两重天”。
旗开得胜的家长们正扩散自己的好运气，而遇挫的大多数则偃旗息鼓，心中憋闷、懊恼、不平，大约横扫过一万头羊驼，也不足以抚平。
这样的心情，往前N万年的远古社会，也曾有人刻骨铭心。
以前打到一只兔崽子，没有秤没有尺子，分多少都容易引发人民内部矛盾。于是那位最聪明的山顶洞人（或者蓝田人元谋人等等），就发明了“摇号”这回事。
当时还没阿拉伯数字，摇号道具大概是羽毛等土特产。比如在一堆白色羽毛中，放入一根黑色的，有人抽中了，恭喜你，“兔头”归你了。
不管是白毛还是黑毛，抽中了就是好毛。
这个朴素的道理，今天依然没变。
有史可载的摇号代言第一人，或属汉末著名农民起义军赤眉军老大樊崇。
2003年前，樊崇听取谋士意见，打算比曹阿瞒早百年推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革命大计。可惜手头没有皇帝，便决定在之前俘虏的三位皇室后人中选一位。
代表历史先进力量的农民起义军，决定破除立长子为储君的封建遗毒，创造性地选择了摇号。
当时摇号工具是一个竹筐。竹筐中有竹片三，其中一块写有特殊字样，让哥三个挨个抓。
结果，年龄最小、名字最没有君王气概的刘盆子成了幸运儿。
史上最幸运皇帝刘盆子，坐上了人生最刺激的过山车——前一秒还在军中劳改打扫牛粪，后一秒被山呼万岁走上人生巅峰，这突来的惊喜把他吓得落荒而逃。
樊崇很无奈，只好把他抓起来软禁。直到刘秀打败赤眉军，救下刘盆子，将其送到叔父刘良那里做了秘书长。
这个故事说明：摇号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很大挑战的。
好在，两千年以后摇号已成一场全民运动，过山车大家一起坐，摇完车牌摇房子，摇完房子摇学位，总归有适应的那天。
最新的一波“摇号热”始于帝都。
2011年，为同时兼顾限牌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车牌需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小客车摇号新规。
这一规定刚推出时压力山大，人民群众埋在心里的京骂，量级大约是工体的100倍。
即使两年前的2008年11月19日，时任北京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王海平曾言之凿凿的表示“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不实行控制机动车总量、限制居民购买、限发车牌的方法”，但此一时彼一时，考虑到北京交通拥堵和环境的不堪重负，即便打脸的声音再响，也得把打碎的牙齿咽进肚子。
5年时光，摇号对北京小客车增速的遏制，还是很有效的。其最突出的功效是，让秦鉴君的朋友张二棍直接放弃了买车。
在此期间，北京摇号的中签率从10分之一飙升到千分之一。
有程序员算了一笔账：摇166年都不中的概率是37%。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这辈子是别指望摇到号了。
摇号难，难于上青天。大概也是北京车牌摇号的两年后，那位喜欢穿皮裤的北京著名车祸摇滚歌手发布了那首更著名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摇摆》。
歌词唱尽了所有参与摇号的普罗大众的心声：“不要再等待无法实现的事情/回想那所有的漫漫长夜/你是否领悟默默流入心底的泪水/让我们一起摇摆（呗）一起摇摆(呗)/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呗）/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
一方面是千年等一回的中签率，一方面是围绕车牌的寻租腐败。
2015年，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因给他人办理车牌，受贿2390万元落马。
看看，这套路是不是很像西安的融创摇号门中的某些”店小二“？
在这期案件中，受贿者除了宋建国，还有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
车牌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几千元，有的则分文不取。
注意“分文不取“四个字。这说明，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还是有纯粹的”人间真情“嘛。
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中“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为了面子好看（大约就是那些霸气的888之类吧），有人则是转手牟利，形成了一条井井有条的产业链。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全国的新一线城市，都相信北上广。
北京的“摇号”大法，很快就收养了一群徒子徒孙。
12日的西安民办“小升初“摇号来的比想象中要更加郑重、严肃。
在纪检监察代表、人大代表、督学代表以及学生代表、新闻媒体代表的集体围观下，这台承载了万千期待的计算机没有辜负众望，十分公正客观地完成了既定任务。
毕竟，经历了融创门的科普，即便是菜市场的王二妈，也知道计算机摇号可以做假了。
秦鉴君倒觉得，这是件好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后面再防贼，也知道怎么做了。
呼吁回到最原始的“抓阄“已然不符合数字时代的大势所趋，因此，主事方只能尽可能把原来简单的机摇复杂化。起码，从形式上，西安教育做到了让投机钻营者如坠迷魂大阵。
有了这样精心的准备，即便再善于吐槽的本地一众喷子自媒体也哑口无言了。
秦鉴君的朋友“西一安咸”眼巴巴等了一天，期望捕获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丑闻然后毫无节操地炮制流量爆款，8小时后，只吞了半包康师傅酸菜泡面的西一安咸终于被严阵以待的西安教育部门击溃：筹谋两个月的500元稿费泡汤了。
在相机和摄像机交织的无码高清世界里，人们目睹了家长们瞬间被切分为两个世界。
一位接收到录取短信的家长喜级而泣：真的好激动！
其对着镜头就是一通狂谢。
谢谁呢？谢记者？难道不该是谢自己的好运气吗？
至于没有摇上的家长：“接下来还有面谈么，再申请，准备面谈吧，面谈有点机会吧。”
听起来，声音已经有些游离……
这个时候，秦鉴君墙裂推荐第一时间上手机百度，不收植入广告费：
诺，一个诺大产业正顾盼流连，期待着抚慰广大受伤群众：第一时间报名集训营，立减1000块！
无论是错漏百出的伪摇号，还是天衣无缝的真摇号，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供需严重不平衡。
市场主义者的逻辑是：我的能力优秀，我有权利享受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好的更多的房子，更好的更多的车子和教育。
社会主义者的逻辑是：对于那些人民群众中比重最大的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同样有权利享受基本平等的居住、医疗、教育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房子、车子、教育这些事，不光是简单的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摇号似乎是目前国情下，最有特色但又最合理的游戏方式（两不得罪，凸显“公平”）。
问题是，摇号天注定——信了那么多年潜规则明规则，又重新回到形而上的玄学，这是把大家都推往皇马球迷吗？摇号，究竟在主导怎样一种价值观？
何况，就像北京摇号故事里面上演过的荒谬一样，运气和市场利益相关联，往往会大概率演变为一种灰色商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力量势必对这种充满玄机的游戏，施加越来越强的诱惑和压力，或逐步寻找制度漏洞，形成新的蚁穴。
就购房摇号来说，多少城市上演的疯狂，已经超出秦鉴君的理解能力。
在杭州，在深圳，摇到一套房子折现的巨大获益，可以让80岁老太也焕发出年轻60岁的战斗力。在西安……也没好到哪去。
非但没有抑制炒客，反而刺激了投机。
而就教育摇号来说，我们是否也要考虑：目前的制度中还有无存在哪些隐患：比如后期摇到了号，不去就读，相关学校如何处置这些空出来的学位？
再搞一次面试/抽号么？
在摇号之外，面试环节又如何杜绝新的运作空间，如何应对滋生的新的培训市场？
看起来大势所趋：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暂时无法缓解之际，摇号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势必还会在很多城市、在很多领域大面积COPY。
就像东方卫视的真人秀《极限挑战》所呈现的，所谓的努力、团结、拼搏，广告词却是点睛之笔：“这就是命！“
但是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一点：我们毕竟已经生活在21世纪，不该再用原始的法则来决定今天资源的分配。
“摇号”可以有，但不能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万能钥匙。
所以还是吁请把它当做短期内的缓兵之计，尽快补短板吧。比如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住房供给，等等等等。
毕竟，止痛片吃多了，会错判病情的发展，还会神经紊乱不是么？
编辑：闫杉 审核：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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