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男孩弑母，该不该送他重返校园？
湖南沅江，12岁男孩因不满母亲教管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如今，男孩已被释放，其亲属想把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却遭到家长反对和担心。
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案，进展比想象中快。
犯案过程清晰，仅仅一周就结案了，高效快捷。
随后，所有人都陷入了茫然。
12岁的吴某康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监狱不能关他，学校不敢要他。男孩父亲向政府求助：让孩子受教育吧。
每个人都好像没有错。那么，到底谁错了？
作为刚刚12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案件中最引发热议的一部分。
而类似的未成年人致死案，随便动一下手指，先例比比皆是。
2016年，番禺有一个19岁的男孩奸杀一位11岁女孩。
罪犯资料图
其实，他13岁时就杀了一个男孩，因为未满十四周岁不负刑事责任被释放。14岁时，他又持刀伤害一个女孩被判六年，减刑释放后十九岁又出来犯事。
这是一个无教不改的典型案例。
根据中国《刑法》规定，有三个时间段值得注意：
第一，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犯下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不满十四周岁的，则完全不用负刑事责任。
前面说的这个男孩，分别在三个年龄阶段，都有恶性暴力行为。释放、刑拘、直到再次被刑拘。
在他成年前，那些事情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就像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丽颖所说，甚至很多少年犯自己也知道，14岁之前要大干一场，16岁以后要收敛。
家庭管不了，扔给法庭，法庭没办法，丢回社会。最后，恶之花不断开放，留下一串血染的悲剧。
这些危险的少年，就像被丢进人群的定时炸弹。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炸毁自己，并且顺便把身边的人拖进深渊。
2
在讨论少年犯时，常常涉及到“回归社会”和“受教育权”这两个问题。
但就现实层面来说，这两个问题是非常扯淡的。
为什么扯淡？
因为绝大多数恶性少年犯，都有严重心理病态问题。特别是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典型的犯罪性人格。
这些心理病态问题，并不能通过常规的教育，自行化解。
相反，在没有心理矫正之前，让他们回归社会和继续接受义务教育，一方面，是对其病情的放纵不理，另一方面又危及其他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有媒体曾对近年的校园暴力事件处理结果做过统计，大多数施暴者因为是未成年人，仅是被批评教育，或者受治安管理处罚。
这两个惩罚的不痛不痒程度，甚至比不上被父母打一顿。
3
法律管不了，学校教不了。所有的重担，都被丢回家庭了。
朋友孩子最近正在背三字经，其中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仅凭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弑母事件，父母是有很大责任的。
事无巨细、全权包揽，近乎神经质的妈妈；父母一方长期缺失（本案中，父亲常年在外）的家庭环境……几乎所有心理不健全的孩子，背后都有这样一个残缺家庭。
甚至很多“正常”家庭，在家教方面也是大有问题。
秦鉴姐曾亲眼所见一个三岁多小男孩，为抢夺小朋友玩具，将对方推到，头碰到路沿上当场流血不止，而一旁陪伴的家人，还替自己孩子做着不正当辩解。
我还亲眼见过这样的孩子，对着自己父母或爷爷奶奶大吼大叫，拳打脚踢，父母和老人却不以为然，对此行为仍然是“我错了，我这就给你……”看得一旁路人目瞪口呆。
这样的无原则袒护，无疑助长孩子不良行为持续恶化，觉得凡事都是别人的错，受了委屈得不到满足，不教训谁就是不合理的。
回到本案，孩子的奶奶，没觉得自己之前教育有什么问题，反而为孙子不能回学校上课而心痛。
孩子父亲也请求，希望政府帮忙，让孩子接受教育。
这个要求看似荒诞，但看了前因后果，我想不出更合理、更可行的办法。
这个家庭确实不会教育孩子，甚至，就没怎么教育过孩子。
一个长年在外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能有多懂？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孩子是被社会和家庭双重抛弃了。
“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这句话久久在我耳旁回荡着。
可怕的不是冷酷，是真傻。
如果这个孩子这样吊儿郎当混到18岁，谁敢想他的未来？
如果他幡然悔悟，他此后大半生，又如何面临弑母的阴影？
如果一切外在因素都没有改变，谁能确定，那动刀之前积累的“恶因”，不会在后来继续恶化？
4
每个人，都是被自己的成长环境所限制。
就像吴父情况说明中，有一大段讲述自己家庭情况的文字。一家9口人，都要花钱，并且还有10多万外债，以前有妻子照顾老人和小孩，现在只有他——字里行间都是被累赘缠身的无奈。
这位父亲的人生词典里，只剩下“活着”两个字了。
想到这一点，秦鉴姐又觉得很苦涩：我们能怪他什么？
不能在家中陪伴孩子，不能营造一个温暖的爱的环境，不能……没有人代这位父亲去生活，去扛担子。
也许残酷点说，如果吴某康真判刑了，这位父亲反倒轻松了。
连陪伴家人，给孩子一份父爱都无法做到，如何去奢想，这位父亲是不是明白：自己的孩子，心理成长出现了问题，亟须疏导和矫正，而不是赶快返校学习功课。
即使明白这一点，这样的家庭，能承担系统的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么？
5
现在讨论吴某康的成长环境，意义已经不大。
因为前述原因，我们看到问题，却徒呼奈何。在全国范围内，生活在和他相似，甚至更糟糕家庭环境的孩子并不少。
所以秦鉴姐的观点是，光靠家庭兜底的青少年问题矫正，太不靠谱，甚至危机重重。可以说一万句他们的错误，可当家教失效时，说这有个卵用？
只能做法律和社会层面所能做到的，以对冲家庭层面的种种不确定。
首先要做的，是尽快完善和改进相关法律。正如前文所说，相当一部分少年已经懂法，敢于仰仗法律的“保护”，无所忌惮。在这种情况下，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的下限，是否应酌情下调？
在英国，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10岁。1992年至2001年，英国的少年犯罪人数减少了约20％。英国内政部还在研究一个方案，即将问题少年的平均年龄由13岁降低至8岁。
此外，保护、矫治与惩罚，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以吴某康为例，就算不满年龄将其释放，如果可以每天在固定地点报到，接受固定时间的专业疏导。则对其既是一种限制与惩罚，有限度震慑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同时更是一种矫治与教育。
以美国为例，形成了包括保护观察、家庭监禁、电子监控、训练营地等措施在内的青少年矫治体系。这个训练营类似我国少年犯管教所，不过，我国少管所针对已满14岁的少年犯，而美国的训练营无此限制。
这种青少年矫治体系，虽以矫正为目的，却绝非忽视或放任。
最后，在法律之外，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足够重视，大力推进公益性心理咨询，让人们对心理健康这门“边缘科学”有更普遍和深入的认识。
比如，对于那些问题突出的少年，能否有针对开展“心理援助”，让暴力因子，在化为刀光血影之前，就被按下休止符。
这些事，如果能逐一落实，就有望在未来挽救悲剧。
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过疼痛后此刻的纠结、迷茫与恐慌。
2011年 湖北 退休老干部一起走进省未成年人管教所 图源荆楚网
作者：酌月 虫子
编辑：虫子 审核：酌月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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