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陕西石匠
今天分享一则令人感动的“新闻”。
不过是发生900年前的1104年。
那时正值宋徽宗赵佶在位，宰相蔡京把持朝政。
因推行变法引发矛盾，数百人被列为奸党，由蔡京撰写《奸党碑》。其中司马光、苏辙、秦观、黄庭坚等名列榜上。
上令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奸党碑”，传遍全国。
这时，长安有一个有名的石工安民被征役。
他对地方官说了这样一番话：
“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我虽然是个粗愚之人，不知道立碑什么意思，但司马相公这样的人，人们都说他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无法下手去刻。
领导暴怒，要治他抗命之罪。
安民哭着说：
“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
政令不敢推辞，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在上面（宋代有“勒名制”，为便于追责，凡工事需留记工匠姓名），以免后人唾骂。
《宋史》中写道：闻者愧之。
这“闻者”是谁不清楚，恐怕有府衙，也有那些随了大流不敢表达心意的同行。他们心中显然还有良知，否则断不会因为安民说句话就“愧之”。
需要说的是，这安民并非一个“听说”来的人。
在古代史中，这样有姓名同时也可证实的小人物，并不多见。
安民的作品包括《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等。
其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就珍藏在今陕西省博物馆。
跨越历史千年，精工巧匠千千万，但却是这样一位普通的陕西石匠，在史书中直击人心。
他所凭的无非两样：第一是明是非；第二是有良知。
最难得的是，他知羞耻。
这羞耻在他心中的分量，大过了抗命的风险。
当时有个评论人叫邵伯温，最先把这事记下来，并抨击说：
“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
安民只是一个普通工匠，但知道何为正邪对错，比很多当官的强多了。
邵伯温毕竟是古人，认识事物有局限性。他不明白是否讲道德有底线，与人的品阶没有关联。
马克思说：
“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你把“利润”替换为利益，把“资本”替换为某些权力、媒体，你会发现这话一样通畅。
为眼前饭碗而罔顾良知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稀缺。今天我们有个更直白的词：恰烂饭，说的就很传神。
哪些人在说人话，哪些人在恰烂饭说伥话，谁是有缺点的战士，谁是秀完美的苍蝇，根本不需要多高深知识就可以一眼识别。
比如，竟可以用垃圾车去装菜、装肉发给居民，而后轻描淡写说“工作失误”。
比如，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有人求救便称“谣言”，对李文亮、艾芬这样的义勇之士反大加辱骂，振振有词斥其添乱。
比如，全国战疫仍在奋斗，却有些无良营销号一脸傲娇。他们也不去一线体验辛劳，更不关注死难者苦痛。而付出巨大牺牲，稍有转机却成了他们眼里发光的流量，要去大熬带血的鸡汤了。
还有一些人连烂饭也吃不上。专注于跟随着反常识反人性，这我就更纳闷了。
我绝难想象：安民的同行，和他一个阶层的人，会揪住安民领口说，“你这大逆不道之徒，赶快抓你去报官！”
一千年之后，某些后人不能不如前人啊。
否则安民手上的石碑，真能把后人的脸拍烂。
足以欣慰的是：我们时代毕竟在进步。
公众在推崇哪些人？钟南山、张文宏、李文亮、艾芬……这些勇于说大实话的名字，无不是人们心中最亮的星。有文章被删除，竟能被网友自发出1000种方式，用甲骨文用火星文传递。欣慰的是，一些不当做派此时已被叫停，应该有更高层领导看到了及时制止，这说明人心的光有多么耀眼，正是我们时代需要珍视和呵护的宝贵财富。
什么是优秀国民？是安民这样勇于说真心话的，还是把安民抓起来要问罪的那些声音背后的面孔，我想我们不难作出判别。
且以钟南山先生的一句话收尾：
“我最推崇讲真话，真话不一定都是对的，假话不一定都是错的。讲真话，它的可贵之处，不是在于它的对与错，而在于是发自内心的。”
有什么比发自内心的话，更能唤醒理解、激发勇气、凝聚团结、引发共鸣，从而鼓舞我们一往无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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