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 | 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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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本文转载自《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

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程式化的安排，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及制度安排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市场经济与美国实力领先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一系列多边机制与国际规范为支撑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范围扩展。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节点上，“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内涵由“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向“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转变。民主、自由、人权备受推崇，而国家、主权规范受到质疑与贬低。进入新世纪后，“自由国际秩序”一度遭遇小布什单边主义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秩序受到各种崛起的新兴力量的挑战。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相继发生，“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成为热门议题。主张贸易保护、要求政府减少国际事务投入等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权规范再次受到重视和强调，这与此前20多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为何会出现主权规范的“回归”？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秩序变化？

有关“特朗普冲击”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大多是从各种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出发，追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却忽略了“自由国际秩序”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同时，还存在着把“自由国际秩序”视作一个单一静态的存在，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问题。本文将“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主权的复归置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强调其思想灵魂的变化，从其内部要素的关系变动解释这一秩序的兴衰流变。首先，概述在冷战结束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新秩序的关键特征以及主权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其次，分别从权力政治“回归”、经济—社会“双重运动”、意识形态霸权崩解三个维度，解释秩序理念变迁的社会基础，以及如何促使对国家的重新重视与主权规范的“回归”；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一、“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冷战后主权规范受到的冲击（略）

……总之，冷战结束后，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的主权规范构成重大冲击。但是，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动“自由国际秩序”变化和扩展的同时，也日渐制造出一系列新问题，其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并增强，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自由国际秩序”的激进推进脱离了现实，也破坏了内部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二、失衡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角色的凸显（略）

“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关键支撑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优势与战略取向。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中权势变化愈发复杂，突出表现是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这方面讨论已经很多，本文强调的是，美国单极霸权是冷战终结的产物，其优势更多来自竞争对手的自我崩溃，而非自身绝对实力的实质飞跃。这种权力地位变化对“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实质性竞争对手，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下降，更多倾向于期待盟友或其他国家分担秩序维持的成本。但是，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受到削弱，盟友和其他国家追随并分担成本的需求和意愿同样大为下降。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随着原有政治格局被打破，在不少地方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政治混乱，美国扩展势力的外部诱惑增多。

同时，在相对开放的“自由国际秩序”下，技术、经验与资本的扩散转移进一步加快，国家间发展速率不平衡显现，权力消长的动态趋向不可避免。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掌控能力和干预意愿在收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及一些区域性中等强国实现了经济崛起，海外拓展与国防力量不断增强。同时，在反恐战争与“阿拉伯之春”冲击下，中东等热点地区旧有的区域秩序和权力平衡被打破，一些区域性大国或中等强国逐渐成长为塑造地区秩序的关键力量。这些震荡对美国的战略行动构成了重大牵制。复杂的权力变动导致国家间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重新被激化。现实主义政治逐渐回潮，国家利益、传统安全与物质性实力重获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开放原则与多边原则再次受到冲击和挑战。

此外，相关多边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缺陷不断暴露。一方面，随着权势变动的出现，制度权威分布与国家实力对比出现明显落差，导致了“制度制衡”“制度竞争”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国际制度的碎片化趋势。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精英化与官僚化倾向日趋严重，和普通公众的期待相距甚远，民主负责与回应（accountability）不足，更多代表了跨国资本与精英阶层的理念和利益，进而刺激了许多群体收回主权与减少对国际组织投入的强烈要求。

国际体系变动也影响到国内政治力量的组合与消长。随着冷战终结、政治诉求多样化、政治力量多元化，延续多年的左右两翼竞争格局走向瓦解。传统左翼政党及其他左翼政治力量因冷战结局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其中不少走向衰弱甚至瓦解，一些则通过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现自我转型。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内部分化，阶级和阶层对抗强化。同时，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增强，增加了协调整合的困难。各种经济与文化冲突层出不穷，却长期无法在既有政治渠道（特别是日渐僵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中）得到有效吸纳与回应，结果进一步走向极端化。

值得一提的是，对国家以及主权规范的强调还有另一层重要背景，那就是一系列新的政治相关领域的出现。当前，伴随科技快速发展，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与政治行动空间，如互联网络、太空、极地等，进而衍生出利益分配与调整的一系列全球性政治过程。各种政治行为体间围绕“新边疆”的竞争与博弈愈加激烈。在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空间，主权规范的价值得到了强调和拓展，一些新的主权理念及主张也得以提出。

三、“脱嵌的自由主义”（disembedded liberalism）与“双重运动”的推进（略）

除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自由国际秩序”所受到的更为严重且具实质性的冲击还在于其基本政治经济安排的瓦解。二战结束以来，“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并运行的关键背景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形成了“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模式，一方面在国际层面推动开放市场与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补偿相对受损者，将自由市场的运行重新嵌入（embedded）社会体系之中，在效率与公平间达成妥协，调和各方利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自由主义”迅速兴起，并在冷战胜利的加持下，成为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灵魂。它主张消除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将乌托邦化的市场逻辑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由此导致了所谓“脱嵌的自由主义”，破坏了“自由国际秩序”原有的关键基础。结果，市场逻辑脱离社会约束而不受控制地扩张，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制造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刺激了各种形式的以约束开放市场为诉求的社会“反向运动”，这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经济—社会双重运动”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融泡沫的破灭，普通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日渐明显，失望与求变情绪更加强烈，然而，传统左翼政治力量与福利机制已无法有效回应这一新局面。结果，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反而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成为大众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宣泄渠道，集中体现为对经济主权的强调和对跨国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性控制的呼声，而对国内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则被掩盖和搁置。“内嵌的自由主义”在内外两个维度的主张都遭遇颠覆性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四、文化霸权的崩解与认同政治的激化（略）

“自由国际秩序”的基底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经济体制基础动摇的同时，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不受挑战的霸权性地位也正在瓦解，各种质疑之声与竞争性思想兴起，特别是保守主义思想回潮。“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社会纽带、身份认同、价值理念与文化心态构成了巨大冲击和考验，激化了价值冲突与认同危机，引起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刺激起各种形式的反弹。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受约束的特定结合，造成了道德水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精神危机。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义一方面树立了一系列政治正确标准，限制了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往往蜕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无论是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面临着主流核心价值模糊混乱的危险。同时，认同政治更加复杂和激化。精英阶层日渐脱离于普通大众，全球化的失落者与受益者间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往往还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存在着严重的文化鸿沟。欧美社会的人口—族群—宗教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复杂。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正日益威胁到国家认同、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等并不足以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却越来越动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在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认同出现冲突时，基于现实需要，国家作为集体与秩序的核心象征也就越来越为一部分人所重视。各种保守主义力量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对社群和国家的强调则是这些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

……随着走向极端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日渐暴露出其弊端，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正在走向瓦解，对于社群和国家的强调成为各种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直到今日，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而言，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认同。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认同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是集体救济和干预的依靠，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虽然全球化加剧了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每个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公民资格。政府依然掌控着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化工具，国家依然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在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冲突、某些群体出现分离倾向时，国家的地位和角色又受到另一些群体的重视，从而表现出某种乱象。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与认同及价值观政治的重新兴起使国家再次回到政治辩论的中心。

五、结论（略）

“新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演进，在群体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主权与人权关系方面，出现了内在失衡。国际秩序面临调整转型，今天的世界或许正处于某种大调整和大变革的前夜。本文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是“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历史形成的基础被动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深层矛盾的反映。当前强调国家与主权的复兴，对自由主义某些价值与规则的质疑，是“自由国际秩序”失衡发展的产物，其根源是这一秩序在冷战胜利之后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等影响所发生的转变。

自由主义秩序危机是全球经济政治长期变化的结果。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取得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双重胜利。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新古典自由主义”压倒“社会自由主义”，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主权规范构成冲击。但无论是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还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等，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又制造了系列新矛盾。“自由国际秩序”的扩展片面失衡，全球化的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随着美国霸权日渐松动，鼓吹“市场万能”和对基本社会公正的贬低越来越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制度安排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对。国民国家依旧是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和国际权利与义务的主要载体，各种形式的负反馈与“反向运动”共同促使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不过，对“自由国际秩序”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应片面夸大。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后的系列事态发展表明，虽然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但它仍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有其内在的弹性和韧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力量的交锋将更加复杂尖锐。国际秩序变革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着如何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规则与体制的挑战，使政治的全球性融合能够与经济的快速全球化进程相匹配。人们迫切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改革，需要一种更能反映社会正义和更开放、稳定、多元的秩序、规则和机制。

遗憾的是，在今天，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当前推动国家和主权复归的各种思潮的背景与构成十分复杂，各种反全球化运动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主张、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政治势力所推动，其批判锋芒大于建设思路，甚至还催生了反动力量。开放性、基于规则、基于多边和集体努力的自由主义特性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单纯的复归国家与主权恐怕并不能解决各种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但这一趋向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在不同价值和规则间作出必要妥协，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与稳定；相反，如果对其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则更严重的秩序危机乃至秩序崩溃也并非没有可能。

作者陈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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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吉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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