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电视”？

走过60年的中国电视，需要的必然不会是还属于“过去”的那一整套理解范式。

文  |  何天平

深度卷入电视业（今天或许称之为大视频业）的若干年里，无论站在研究者或是评论者的立场上，都目睹着这个行业最直观的变化。这些变化，未必能用对错是非的二元标准来一一界定，但如大家所感受到的，大盘显著的下行趋势是怎么也绕不开的题中之义。

老生常谈的话题不想一一赘述，内外部环境的张力其实在哪个年代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喊了一整年的“中国电视60年”，若是真的回望走过的一个甲子，我们其实能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时代虽未必是最好的时代，但也一定不是最糟糕的时代。

当然，我们目睹着很多人太过亲近它，亲密则伤；也见证了很多人失望兀自黯然离场。在今天的大环境里，“电视”所负载的意义是远远超乎媒介功能本身的，我也不认为仅仅用“生”和“死”就足以描述其境况。它既是一块关乎理想主义的试金石，中国电视人、电视产业、电视文化的独特价值，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它也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名利场”，行业之怪现象层出叠见，一时间似乎也无从纾解。

电视当然不会死，如孙玉胜台长所言，视频是传播最高级的形态，它的生命力可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的电视依然是最有力量的主流媒介，但前提是，它需要重建一套印迹着时代性的恰切体系——如何更“年轻”地审视中国电视？这是问题的起点。

所以，不论短长，试着在这篇文章里用几个关键词来索引这个问题，文本（内容）、产业（机构）、文化都会浅尝辄止地提及。

“寒冬”

如果身处在这个行业里，十个人里会有十一个人跟你说“寒冬到了”，因为还有一个人重复感叹了两遍。

“寒冬”是个听起来很糟糕的词。招商大幅下滑、资本杠杆效应失灵、开机开播率下降、行业生态构建缓慢，就连正值勃兴的视频网站业务，也没有大家想象的收益可观，会员拉新恐怕是今年最可圈可点的一个部分。

但反过来想，在整体经济下行的趋势里，电视业（视听业）不可能不受到大盘的影响。从积极面看，影视行业仍是当前整体不那么景气的文化事业里相对景气的一块。除了大环境的变化，行业内部的自净也是这个所谓“寒冬”的一个侧面：它正在完成的，其实是前些年因为大量行外资本盲目涌入、产业体量和规模一下被撑高的去泡沫化过程。当煤老板和房地产老板们没那么热衷于为自己的上市背书、或者不那么盲目地往电视业这块土壤里“撒币”时，好的内容、好的传播，甚至于好的产业生态，又会慢慢回到行内人的手里。一位制片人跟我感叹，虽然钱不那么好入项目了，但我们的话语权终于不用被那么多“无关的人”所掌控了。

至于数据，不要那么迷信漫天的财报解读。以电视剧制作公司为例，有制作大年、播出大年之分，内容的供销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还有复杂的回款构成，仅凭单个阶段的数据并不能很准确地阐释状况。

“改革”

CTR总经理徐立军前几天发表了一个挺有力度的讲话《中国电视需要真改革》。电视转型已经是近些年自上而下达成共识的一个核心议题，聚焦点主要在机制体制改革、融媒体转型、智慧广电等不同维度的底层建制问题。今年的三台融合、部分省市电视台的跨媒体系统合并、县级融媒体建设、智慧广电战略等，都是“改革”的具体动作。

问题都是真问题，但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如徐立军所言，“需要有一场全面而深化的改革”。这种认识建立在中国电视国营这样一个传统之上，也意味着需要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按图索骥的演进。

例如，要准确认识中国电视不只是传播媒介，同样是“耳目喉舌”。平台化、产业化的进程必然介入着高度的行政规制力量，这是前提，也是一以贯之的线索。所以，电视台转型的目标，绝不仅仅在于内容的转变、变现能力的转变，更关涉一个国家公共力量的形塑问题。也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很多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的要求，应当有更强的耐心和包容心。“试错”也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那么，“相对”宽松的商业视频机构主体呢？同样需要改革。自2004年视频网站在中国开始勃兴，走过十余年后已构建成一批独立、稳定的视频运营主体的新势力。优爱腾芒，以及正在入局的头条（西瓜视频），在资本方面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但要想有更长足的发展空间，如电视那样运营内容和传播体系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如何借力资本环境的相对优势，把各家都在说的“生态”落地，这是网络视听真正构筑视听传播新阵地的关键抓手。

“主旋律”

适逢中国电视60年、改革开放40年，今年电视业的一条内容主线是“献礼”。所以，我们看到了一批献礼片、献礼剧甚至是献礼节目无缝衔接，定调着今年的荧屏空间。甚至不止于电视平台，网络视听机构的献礼姿势也很稳健，各个平台陆续有相关内容产出。

很多人评价这是“求生欲”。但事实上，中国电视自诞生起就印迹着一以贯之的“主旋律”线索，也并不会在今天才构成对其他内容品类的挤压。“主旋律”确实在变多，这是显著的；也有人将今年内容市场的萧条归结于此。当然，这种认识自然很偏颇：市场不好，显然是内容不够好。这背后指涉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主旋律内容还不够好，其他内容也不够好。

这里先只说“主旋律”。电视业（大视频业）作为形塑社会主流文明风尚的重要力量，以及其作为“喉舌”的功能底色，发展并且壮大这一内容品类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它还会被持续壮大。主旋律也可以很好看的，我们看过去的《士兵突击》《亮剑》其实都是很好的主旋律内容；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主旋律题材的理解和想象实在匮乏，无论在题材范畴、话语样式、传播手法等方面，都依然走着老路子（甚至越走越老？），自然不会被今天依然在高速迭代的“新观众”所买单。

这一点或许应该多向中国以外的地方看看，主旋律真的不只在革命、军旅、年代这样有限的场景之中。

相比中国电影的“新主流”，中国电视的“新主流”依然是零星分布，并没有勾勒出规模化的成熟成长体系。无论我们今天对《战狼》《红海行动》存有多少质疑，但它们至少为此描摹出了一条相对明晰的路径，在特定社会语境当中，它可以构成一种主流选择。

“流量”

这里主要想谈综艺的问题。综艺还是电视业最具有提振力量的内容版图之一，我们对行业或好或糟的感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综艺节目的认识，因为它覆盖广、影响力大，跟电视剧一同构成了大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娱内容。

但综艺面临的问题也是最多的：从前些年的模式-原创矛盾，到这些年的同质化问题。背后指涉的看起来都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问题。但其实，中国拥有最好的电视人，当然也具备最理想的内容产业基础，为什么还会时常面临这样扼住脖子的硬核问题？

需要承认的一方面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对综艺节目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围看来都是相对审慎的，这当然有行政力量试图反拨泛娱乐的强烈意图在，当然尺度其实还可以有被商榷的空间；但毫无疑问，这确实给很多综艺节目的生产者创造了一些想象力的桎梏；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是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一档好节目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

其他的标准可能还可以被讨论，但“流量”（或言影响力）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指标——要不然，收视率造假的问题不会那么棘手。对于大多数内容消费者来说，他们的选择并没有如此深思熟虑，反过来倒推内容产品的优质与否，其实也带着高度的偶然性。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复盘很多“爆款”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显著的踪迹可循，很多时候，它就是偶发性的，偶发性的流量胜利。

也因为如此，我们对综艺节目评价体系的匮乏，反过来影响了综艺节目生产力的匮乏。尽管今年依然涌现出了不少亮眼的节目，但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句，节目确实是越来越不好看了。个人感觉，与其去诟病节目生产本身的问题，不如好好聚焦一下关于新的指标体系构建的问题（传送门：一个电视业老问题的新讨论：根源不止于“造假”，而在“收视率”），这里其实有纾解问题的更多想象空间。

“现实主义”

这里要谈的是电视剧。今年是国剧的“现实主义回归年”，现实主义作为国剧60年的重要线索，是宝藏也是财富（传送门：走过60年，现实主义才是国剧最珍贵的礼物）。就我个人来说，对电视剧的关注始终让我对这种文化产品更“偏爱”，因为作为一种极其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文化，电视剧显然构成了对变化中的底层社会叙事最直观的镜像，也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具有连续性的集体记忆书写，而这些恰恰是超乎其作为一种文艺创作范畴的意义。

在上述文章中有过讨论：60岁的中国电视剧，正面临着诸多转型升级问题。作为“现实主义回归年”，2018年的国剧市场想要去探讨的恰恰是一个最本质的命题：一直崇尚“现实”的电视剧，今天还“现实”吗？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今天又该如何自处？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电视剧，虽然愈发呼唤“现实”，但对“现实”的读解反而愈发匮乏，仅仅停留在“对浅层现实生活委婉地旁敲侧击”。然而从另外一面来说，正是这个问题的释出，才让今天重新界定“现实主义”的意义更为明晰。

有几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厘清的：一是“现实主义”不等同于现实题材。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手法，其实普遍适用于各类剧集文本的创作。历史剧、年代剧、仙侠剧……都可以“现实主义”，它们讲述的虽然不是当代的故事，但个中显露的精神风貌却应当是能够来照拂当代的；二是“现实”不等同于“真实”，无论是创作者或者观众，都会思忖剧作“可信度”的问题。但“相信”并不意味着要把“真实”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偶像剧、戏说剧、架空剧、玄幻剧未必总是众矢之的，关键在于剧作能否借由多种多样的“写实”回馈给市场更丰盈的意义——现实生活远比电视剧“真实”，但电视剧的审美价值却永远不会对列于生活本身；三是鼓励回归“现实主义”创作不等同于扼杀创作的多元面貌。在已经百花齐放的国剧市场中，“现实主义”的意义生成恰恰需要的是更从容、坚定的步履——既然它是国剧最珍贵的组成，不论在哪一种创作中其实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独特注脚。

“观众”

最后说“看电视的人”。

电视老了，但观众永远年轻。所以，要重新理解“电视”，就要重新梳理今天的“观众”。 

最需要被肃清的一种观点就是，今天的内容环境不行，是这届观众不行——电视（视频）内容走到今天，作为最具有消费性色彩的一种文艺创作，它的底色并不是被束之高阁的精致感，而在于如何为大家所喜闻乐见。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认识，电视的这种工业属性，跟卢浮宫里的艺术品展出是不一样的。说句更简单粗暴的话，电视的价值首先在于大家喜欢看，然后再是如何让大家看出品味和格调。

有不少媒体人总是把这一组关系倒置，在指摘观众的同时把行业的互动逼到一个并不积极的关系语境当中。从电视（视频）传播的状况来看，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观看目标在于解压、娱乐，并不在于寻求意义。因此，电视（视频）内容的供应，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需求，更不是“求过去而不得”的寂寞感，“多元”才是它最理想的面貌。

此前，影视前哨（ID：yingshiqianshao）做过一篇文章，谈豆瓣的评分问题（传送门：剧看两集就上豆瓣评分，观众有什么错？）。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定商榷。电视和观众之间必然是互相成就的，（自以为）好的内容没有匹配预期的市场效果，或者（自以为）不好的内容获得超过预期的市场效果，是观众的问题还是内容的问题？

都不是，是认知的问题。

在今天的环境里，观众的选择能力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我们既可以看爽剧《延禧攻略》，也可以陪父母一起看《正阳门下小女人》；既可以给杨超越、王菊摇旗呐喊，也可以在文化节目里诗意栖居；既完全有理由看两集电视剧就评分，也有充分的理由纯粹沉浸在偶像剧的粉红泡泡里——早就不是电视（视频）养成观众的年代了，观众已经可以养成电视（视频）了。千人千面，这才是今天最真切的变化。如果不能尊重这一点，未免有点遗憾。

——没有什么是理应如此的，这一份对“电视”的温情理解，还需要更多被学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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