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逝的小阿姐，就像一只蜗牛，不断地爬上又滑落
都说兄弟（姐妹）如手足！如果手足断了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会有那种深入骨髓的感受。今年七月，我的小阿姐(最小的姐姐）因病去世，我切切实实地经受了这种痛！
我的小阿姐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兴趣爱好广泛，有组织能力，像个孩子王。我家的老屋有个大院子，小阿姐每天放学后，带着她的学习小组到我家院子里摆开小桌子做作业，还随时解答同学的提问。作业做完了，她会把她看过的书中的故事，让她的同学按角色演出来。回想起来应该有“小红帽”，“灰姑娘”，“狐狸和狼”等等。有一次演的是她们课本上的故事，有地主，地主婆，长工，佣人，佃户，打手，她把我塞到演地主婆的同学怀里，让我当地主家的孩子。她指挥大家按照她规定的故事情节，台词来演，演得有声有色。我家没人从事文艺工作，她却无师自通，很有编剧和导演的天分！
小阿姐还爱好体育，她个子不高，但是跑步却很快，是学校田径队的主力队员，还爱好打篮球，游泳。她总是剪短短的“运动头”，很精干很有活力。她的皮肤白得透亮，即使运动时间长了，晒成粉红色，不到半天也就恢复如初了。
她读初中的时候，我也已经上学了，也许为了给我做榜样，也许她意识到考一个好高中的重要性，从此她一放学就招呼我和弟弟围坐在八仙桌边，大家做作业。我的作业少，刚做完她就递过来一本书让我看。有空的时候她会教我数学速算，她做几何题时会让我找“角”，教我用量角器和圆规。发现我对数学有兴趣，她从学校借了《趣味数学》等有关的书让我看，我遇到难题，她会带着我做。弟弟还没上学，她让他做一年级的算术题，或者给一本连环画让他自己看。
后来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家门口有公交，但是下车后需要走一段路。父亲心疼自己的女儿，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直到现在，她早上背着书包，迎着朝阳，雪白的肌肤，一头短发，潇洒骑行的模样还在我脑海中。
由于她成绩很好，各科老师都认识她，文艺、体育、出版报也样样拿得起，这引起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注意，书记提出要家访。中学里，除非问题学生，一般很少家访，小阿姐学校党支部书记要来家访，父母很纳闷。书记进门后说明来意：觉得这个学生很出众，想知道她来自怎样的一个家庭。当书记得知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支援北京建设的技术人员，多次因技术创新受国家表彰，又是在北京入党的情况后说：难怪她这么优秀，学校一定会重点培养。并透露将来可以考虑包送上大学。
这应该是小阿姐的高光时刻。
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学校停课了，父亲因“在北京入党”、“唯技术论”的问题不停地被运动，不停地被要求写交待材料。小阿姐经常把父亲写的“交待材料“誊抄一遍留底。她的字本来就写得好，这一来写得越发好了，结构稳重，行笔潇洒，笔画到位，就像字帖。她还要我和弟弟每天抄写《中国历代古诗词选》来练字，她的算盘是父亲教的，打得很好，有时也教我们打算盘。
1968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学校、街道都举办了动员下放的学习班，弄堂里每天敲锣打鼓地贴光荣榜，她被裹挟到了这股不可抗拒的洪流中，成了第一批下放东北农村的插队知青。当时是冬季，临近春节，到第二年下半年干完农活回上海探亲。见面时家人和朋友都大为吃惊，原来白得透亮的皮肤被东北的风吹得黑黢黢的，脸上还长满雀斑。她看着镜子里的我俩，丧气地说：小时候我叫你非洲人，想不到现在的我比你还黑！正值青春的姑娘总是爱美的，木兰还“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呢，但是我发现她此后就不愿照镜子了。
她对“知识青年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论断是迷惘的。东北的自然环境，一年中干农活的时间不到半年，她们便利用农闲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但是冰天雪地的，无法在室外演出，生产队又没有公共活动的室内场地。她们也想过办夜校教社员学文化，后来发现，东北连老太太都盘腿坐在炕上，戴着眼镜看报纸，也不需要她们去教识字。办个理论学习班，社员不用她们读报纸，还个个都能说会道。当年春节她本来准备为社员写春联的，后来发现村里也有专门为大家写春联的高手。她同学知道她字漂亮，坚持要她写，结果很受社员赞赏，这才算发挥了一点知青的作用。
七十年代开始在知青中招工，她被招进了一家开矿、冶炼一体化的钢铁厂。她们坐火车，转长途车，再坐厂车一个多小时，才辗转到达处于光秃的大山深处的厂区。周围没有任何商业设施，没有花草树木，只是一个很荒凉的工作环境。带工的领导说他们这一批都是力工，就是把矿工开出的矿石用手推车送到冶炼车间。这活劳动强度很高，除了节假日每天都要在露天运送矿石。农村还有农忙农闲的，但这是工厂，何况东北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手都伸不出来，真的是比农村还要艰苦，大家都很失望，许多女孩忍不住就哭了。厂长那天正好有事到新工人集合登记处，他随手拿起一迭登记表，小阿姐的字让厂长眼睛一亮，找到她问了一些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然后就把劳资科长叫过来说：她分到你们劳资科，做工资核算。真是机缘巧合，小阿姐从小练字也算有了回报，她是这一批招工的知青中唯一没有当力工的。
她们的学徒工资是16元，三年后出徒是32元，收入很低，但她没有忘记在安徽农村插队的我。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小阿姐的信，一抽出信纸就掉出了两元钱，这给了我极大的惊喜，也救了我的急。但是后来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她的信，写信问家里，家里说小阿姐第二次给我寄信夹钱后也一直没收到我的信，怕收不到抵万金的家书，从此全家都关照她不要再在信里夹钱了。
此时的小阿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的单位远离城区，基本不与外界交往，婚嫁都是内循环。家里想让她通过嫁人走出大山，于是张罗相亲。可是相了几次亲都不成功，母亲和大姐分析说是因为她的单位太远太偏，人家怕将来调动有困难。她自己忧怨地说：是因为自己黑红的皮肤加上满脸的雀斑把人家吓跑了。以后就不肯相亲了。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厂里的一个工会干部。我的姐夫很能干，会写美术字，会修电器，做家务也是一把手，小阿姐自己还挺满意的。不久厂里又送她去医学院学习，回到厂里当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大山里的生活终究是单调乏味的，日复一日的两点一线，一年四季就是白菜土豆苞米渣子饭，点心也很粗糙，她曾告诉我们，饼干掉到地上滚一圈，还是完整的。小阿姐每次到上海探亲，家里人都会带她逛街购物，恨不得把上海的精美点心都让她吃个遍。巨大的差异往往让她情绪波动，她曾说：“只要我们那里没那么闭塞，能比较容易的进城，买到需要的东西，我也就安心了。”有限的探亲日子就这样在欣喜和担忧中滑过去了，家里只能在她回去的时候尽量让她多带点生活用品。1978年高考前我曾动员她参加高考，很久才接到她的回信，说因为大山里消息延迟，错过报名时间，而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里报名。以她的基础，考上大学应该是有希望的，后来高考不再对老三届放宽年龄，错过了就没有下一班了。
1978年底我母亲退休了，按当时上海的政策，父母退休时可以有一个知青子女回上海顶替工作，但政策的符加条件是：知青身份，未婚。有的已经招工的知青毅然辞去工作，把户口迁回下放的生产队，再调回上海。已婚的也有先离婚，回到上海后再复婚的。小阿姐是家里唯一可以用这个政策的人，可是她面对可爱的儿子，恩爱的丈夫又怎么忍心呢？她对回上海是很向往的，尤其是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对她心灵的冲击很大，她不是一个喜欢发火的人，常常一个人生闷气，或忧伤落泪。我无法安慰她，这时候的语言是如此无力，如此虚空，还不如隔靴搔痒。
小阿姐是妇产科医生，不能像别的科室可以定时下班，她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有产妇来，她一定要守护在旁，常常是整夜值守；大山里缺医少药，周边村民生孩子难产也来请她，她总是随叫随到，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半夜三更。长期辛苦的工作，单调的饮食，内心的压抑，都不断地伤害着她的身心，刚过40岁就得了糖尿病。
上海规定知青子女年满18岁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知青退休后可以跟子女随迁回上海。1992年我到上海探亲，得知知青子女回沪的年龄提前到16岁了，有的街道14岁也可以。这对小阿姐是个好消息，我马上到居委会询问办理的程序和需要准备的材料，当天就写信把整个流程告诉了她。她立刻着手办理相关申请，儿子户口回上海后，她也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上海。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离开上海时风华正茂的少女，归来已是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马上面临的又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她的病退收入每月只有几百元，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正好居委会招社工，她立刻报了名。九十年代，大批工人下岗，上海人原本看不上的婆婆妈妈的居委会工作也成了抢手的岗位。她报名填表的时候居委会书记和主任看她一手漂亮的字，又得知她是老高中生，医生职业，当即就被录用了。她负责居委会的宣传工作，出的板报贴近生活，设计排版很新颖，居民很爱看。每周一次回答居民有关健康方面的咨询时，居委会总是格外热闹，居民都说她耐心细致，医学知识很丰富，给出的建议很实用。
不久，她所在的钢铁厂倒闭了，厂医院在改制中并入卫生局，成为事业编制，工资有大幅度的提高。小阿姐在医院工作十几年，因提前病退，已经划入企业职工编制，无法逆转，她叹息说：“我的命真苦，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我。” 她的退休工资从几百元，一点点的增加，直到去世，才刚刚过了2000元。上海市政府对回沪知青有帮困补贴，小阿姐长期的糖尿病视力几近失明，也得到了一项上海残疾人补贴。但她说：如果退休工资高一点，我宁愿不要补贴，这个补贴提醒我又残疾又贫穷。
她平时十分节俭，穿的衣服，床上用品都是东北带来的，已经用了二十多年，有几次我发现她连吃饭都是随便对付一下，面对我的埋怨，她解释说是不想麻烦。上海有针对回沪知青的“帮困卡”，看病可以和上海市民一样按比例报销。但是她觉得自己长年有病，看病自付部分的化费太大，除了必须的药去医院开，小毛小病从来不肯去医院，只是买点药吃，还说，你们只管放心，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的。
因为身体不好，她常年以床为中心，但对家人却很关心，谁身体不适她就分析诊断一番，提议去哪个医院看什么科，季节转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冷暖。大姐曾开玩笑说她像个军师，运筹帷幄之中，牵挂家人于每户。我退休后参加了老年艺术团，她比我还高兴，连说：蛮好蛮好！你忙惯了，我怕你退休后在家闷出毛病来，现在可以享受人生第二春了。有时我因为要参加演出或比赛，需要连续排练，她又关照我：不要逞强，唱唱跳跳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要过度劳累。
今年六月中，她的病情开始恶化，但是她关照家里人，说我正在排练节目准备演出，暂时不要告诉我，免得我分心影响整个团队。这个时候她竟然还顾全大局，让我无牵无挂的参加团队活动，这是怎样的爱心和气度？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七月初，我去看她，见情况不妙，当即要送她去医院，她不肯让我送，还说：我暂时没事，你年纪也不小了，排练演出也辛苦，赶快回家休息休息。
住进医院后，医生开出一串单子要做各种检查，她知道自费项目很贵，反复关照，检查就做医保卡能报销的项目。我知道她是怕动用家里的积蓄，明知生命将要终结，也要把生活的希望留给家人！家人购买了白蛋白来减轻她的病痛，她也反对：不要浪费钱，没有用的。长期病痛的折磨，耗尽了她的体力，也磨灭了她求生的意志，从检查确诊到去世，只有短短一周时间。
她原本应该有一个很美好的前程，但是，她的人生从那场运动开始转折，她的理想从此破灭。她就像一只蜗牛，背着沉重的壳，很努力地从井底一步一步往上爬，好不容易看到一点亮光，却又往下滑落，不断的爬上滑落，总是爬不到井口……
希望天堂有一条只要努力就能达成愿望的鲜花盛开的路，引领小阿姐走向幸福的彼岸！
书中自有颜如玉，1970年下放农村，1978年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博物馆工作，为文博研究员。喜欢旅游，阅读，灵感来时便码字，记录所思所想所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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