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和都德的"最后一课"
郑振铎《最后一课》原文欣赏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地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开始长征,绝不做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地料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决对地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地,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地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儿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儿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地光亮,粉笔是分外地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地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地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地一致地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地,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最后一课 (法)都德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华希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儿,静一点儿……”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麦尔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郎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能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郎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be,bi,bo,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叟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郑振铎(1898—1958),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阿尔丰斯·都德(1840年—1897年),被誉为“法国的狄更斯”。一生共写了13部长篇小说、1部剧本和4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是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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