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历史乡建研究：片思断想 |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编者按语：
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张 振
（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
2018年暑期的第一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于我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未曾想到，2019年能够有机会参加调研，跟随诸位师友一路学习。这个过程中，我实在获益良多。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中，我想集中交代关于历史乡建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片思断想，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调研的前两天，团队参观考察了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重庆璧山档案馆“华西实验区”档案，并赴贵州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对应这一安排，团队也组织了两次专题讨论：“乡建与现代中国”及“革命与现代中国”。作为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向，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潘家恩认为，“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但事实上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转化”“隐现交错”(1)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强调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重叠，也成为潘家恩近年历史乡建研究的中心。但同时他也强调，展示两者间的重叠并非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或历史视野，将乡建及革命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钱理群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理解。受教、受益于潘老师及调研团队师友的研究积累，对于这一问题，我也试图贡献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关于“乡村建设”这一范畴的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进路问题。如潘家恩指出的，本次调研的首站重庆北碚可谓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汇聚了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但同时，汇聚于北碚的这一“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乡村建设”在20世纪并不是一种有着自身清晰边界的思潮与实践。对于以“乡建”加以指称的那些复杂历史经验，结构性的宏观归纳和把握是必要、重要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的经验背后往往存在各自不同的思想脉络。例如，潘家恩与温铁军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三个范畴，架构了一个整体性、语境化地理解乡建的起源与展开的宏观历史框架。不过，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同时也会发现，乡建中那些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瞿菊农等，其各自走向乡建的路径及理解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广大的乡建实践者的思想经验亦是纷繁多样。那一被指称为“乡建”的思潮和实践的形成，本身复合了多重思想—历史脉络。以梁漱溟为例，梁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思考的形成，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考轨迹紧密相关，而后者又密切扣连着清末以来的多重脉络。从这里看，在结构性的宏观进路之外，一种聚焦在思想、实践、论争等更加具体的层面的，较为“中层”或“微观”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对于理解历史乡建是有意义和十分必要的。
进一步，如果说现有历史乡建研究对革命与乡建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在社会实践或制度探索层面展开，那么这种思想史的细致描绘，除了可以增进对人物、思想和历史逻辑的细致把握之外，也能够打开在思想-哲学层面理解乡建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空间。
在本次调研的第二站，团队集体重访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转折之地贵州遵义。从北碚到遵义的空间变换，同时也是思考主题从乡建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的转换，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亦从这里延伸出来：在突出乡建与革命两者之间相通与重叠之处时，若不同时也将两者之间差异纳入视野，那么是否会有以乡建“裁剪”革命的可能？再以梁漱溟为例。梁在20世纪30年代曾提出“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命题。这些命题事实上抓住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触及到乡建自身的内在悖论，这无疑显示出梁漱溟的思考的敏感与深刻。但同时，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矛盾与犹疑——梁在1935年称之为乡建运动所遭遇的“两大难处”——也确实显示出他与革命之间的距离与差异。从这里说去，中共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政治范畴及其对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正包含了对梁的“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问题的历史回答。既然“革命”的这些独特经验是乡建所缺失的，那么强调革命与乡建之间相通性的研究取向，可能会将这些独特经验排除于历史视野，导致一种对革命的“去革命化”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乡建与革命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来理解，将乡建作为理解普遍性问题的中间环节，即不是要把乡建固定为“知识”而是希望以乡建为“方法”，那么，在强调两者之间的相通性这一进路之外，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将这一差异转化为更进一步的认识论环节，同样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进路。在这方面，贺照田的梁漱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2)参见贺照田. 从梁漱溟的视角看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梁漱溟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 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第三，与上一点相关，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差异，或“要不要触动根本性问题”，或乡建的“保守性”，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代，都是左翼学者批评的焦点。在本次调研的丽江站，这也成为团队与致力于种子资源保护的“种子网络”座谈的中心议题之一。如上所述，历史乡建在这一点上的“盲点”确实需要承认和思考。但不应忘记，这一承认和思考的两个前提是：革命确实在历史中走向了胜利(一种“成王败寇”的逻辑)；研究者作为后来人对历史各阶段的充分把握。这主要是说：承认乡建“保守”、有“盲点”，是以革命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为预设尺度的；但是在当代，地方的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问题而言，与其说具有直接的适用性，不如说，其遗产同样需要经过特定的转化工作才能被加以“继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后来人，在思考乡建与革命之间关系时，在通过历史来思考当代现实问题时，是否必须预设这样一个潜在尺度，是值得讨论的。
进一步，“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本身也不是自明、直观的，毋宁说是一个需要仔细认知和发掘的对象——贺照田近年的研究工作已经提醒我们，历史当中不同时期的思想人物对于历史经验的直观式的、缺乏自反性的认知方式已经导致了无数令人扼腕的结果。相比于将革命在历史中的成功经验直观性地仅仅归结为(作为乡建“保守性”之反题的)“触动根本性问题”，更可取的研究进路也许是，更仔细、谨慎地去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背后，那些未被有效地发掘、整理和表述的环节和因素是什么。如此亦可以打开以下这一问题进路：乡建在历史展开中所积累的多样经验——可能与革命“重叠”，也可能是“差异”——如何能够为发掘、整理和表述这些环节和因素提供助益？尽管我们无法预设答案，但这一提问进路本身应该是具有生产性的。
类似地，在当代乡建里，那些“非激进”的思考，在落实为实践的过程中，也往往会生成一些预料之外的、丰富立体的经验，溢出研究者和实践者原先的思考框架。这些经验的展开，以及这些经验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转化，在直接贴上“保守”标签之前，似乎也需要耐心和仔细的分析。这些“溢出性”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其限度如何，当然需要认真面对，不应回避；只是说，在结构性(或“根本性”)变化之前，这些建设性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积累工作，应当也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因为一个好的社会的建设，除了需要有结构性变化，也需要有“人文知识思想”层面(借用贺照田的说法)的努力。这催促研究者努力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经验”之间的来回往复过程保持充分的耐心与敏感。
第四，不应否认，历史乡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当代新乡村建设实践回溯性地为自身建立历史谱系的努力，本次调研的第一站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以及温铁军、潘家恩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正是这一历史叙述之建构的新近成果。
这一点当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在书写与建构“自我”的同时保持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开放，建立自身谱系的努力如何不通向一种本质化的“自我”认定，这也是需要在张力中把握的难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对历史的叙述总是与对现实的理解相互交织；或者说，书写历史，另一重要任务在于回应现实。一种不那么“自足”的、开放地面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历史叙述，可能有助于避免过快地回收或略过历史当中那些“溢出性”的因素，使得对历史的认知，能够反过来转化为对既有的现实问题理解的挑战和推进。
(张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