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明面是在做减法，最终是为了做加法

　　不久前横空出世的“双减”政策，对教育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篇文章就聊聊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是指7月19日发布的中办40号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的目标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许多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开线下课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吃了一个定心丸：别开课了，转行吧！

　　而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这个政策来得突然，而且不理解给自家孩子补课的校外培训机构怎么就成了被治理的对象？因为这些培训机构的存在，家长愿意多花些钱，让孩子多学点知识，还能增加很多就业机会，这不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吗？为什么要一夜之间就否定这一切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好好理清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并弄懂它在宏观层面的思路。

　　一、“双减”并不突然，而是多轮政策演进的结果

　　早在2017年12月，十九大结束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就在公报中提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其中的第六项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具体做法是“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

　　是不是觉得奇怪，怎么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教育问题呢？印象中没有出现过吧。这说明中央已经把教育领域出现的这些问题看作影响经济全局的大事，需要花大力气来解决。而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因为是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对后面的五年具有开篇定调的意味，所以重要性尤其大。

　　作为对这次会议精神的落实，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行动的目标是“坚决治理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行为，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问题，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容主要是严格对校外培训机构证照的管理，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查处中小学与校外培训机构课程与师资的违规联动等。

　　随后在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80号文《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为着力点，努力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以上几次政策，要解决的都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公报中提出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所以治理对象主要是瞄准校外机构，要求其规范经营，不能超纲教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办80号文中出现了“做好课后服务”的意见，说明管理层的解决思路出现了新想法：希望通过充实学校教学内容来减少校外培训机构的吸引力。

　　而到了18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推出中小学生减负的30条措施，在通知中提出“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这些措施除了继续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之外，还增加了对学校办学行为的约束，包括“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和“科学合理布置作业”等（这些在“双减”政策中得到了继承）。这些措施的推出，说明管理层认为增加学生负担的不光是校外培训机构一头，另一头的学校还要继续管。

　　而到了2019年7月，针对部分机构重点发展线上培训的新动向，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给政策打了补丁。到此时，“双减”政策中包含的校内校外同时减负，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与规范线上培训等内容都已经基本完备。而且经过两年治理，也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按照国内政策执行的惯性，就应该进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怎么风云突变到今年又非得甩出来一个“王炸”呢？

　　因为特殊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工作节奏打乱了，而且在许多行业因为疫情遭受很大损失的时候，校外培训行业借助线上教育居然因祸得福，搞得是如火如荼。

　　二、校外培训逆势上扬，乱象升级

　　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所有工作都要为防疫让路。而随着国内疫情受到控制，人民的生活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但是到完全恢复之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期，为了保险起见，这个阶段孩子们是不能去学校上课的。不能去学校，课却要开，因此顺理成章校内校外的课都搬到了线上。

　　在疫情期间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家想想监管能真正地落实下去吗？最多能管管各个学校的线上课程内容，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上课程基本上属于“放养”状态。而在监管空窗期，这个行业抓住机遇猛烈地往上蹿了一把。线上培训、教育APP带动的行业产值疯狂增长，线上用户达到4.23亿，市场规模达到2573亿。面对这么巨大的蛋糕，垂涎不已的资本火速入场。2020年，猿辅导获3亿美元融资。作业帮完成E+轮超16亿美元融资。据统计，全行业融资额度达到1034亿。资本市场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谋划着未来天量的增长空间，整个行业都处于亢奋状态。

　　而在行业空前繁荣，被资本刺激快马加鞭的同时，行业原来就有的乱象不断放大、升级。

　　乱象一：过度商业化，爆炒焦虑，唯利是图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曾遭受过各种培训机构线上线下广告的疯狂轰炸。这也可以理解，融到钱了嘛，可不就要大打广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吸引更多客户来交费上课。而要让客户乖乖交钱，一定要从客户身上找点毛病出来，也就是经典的“三段论”：强化需求→影响判断→促进行动。形象化的表述就是：你不对，你有病→别害怕，我有药→药特好，快来买。

　　而这些培训机构做的教育生意，又是中国人特别在乎的事，特别害怕一步错过耽误了孩子。被这些广告一煽呼，老百姓这个焦虑感腾腾就上来了，钱掏得特别痛快。但是造成的后果就是孩子压力更大，家长负担更重，唯一开心的就是培训机构和背后的资本。

　　乱象二：培训内容逃避监管，冲击国家教育体系

　　为了差异化竞争，许多培训机构强调教育体系接轨国际，并且大量雇佣外国人教学。这在之前的多轮治理中，就已经是监管的重点，但转移到线上之后，用的国外教材夹带私货，外教人员来历不明，在监管困难下破口陡然增大。长此以往，随着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迅速膨胀，在其中接受教育的孩子呈几何增长，迟早会搞成独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套体系，这个风险谁也承担不起。

　　乱象三：运营模式隐患不小，客户利益无法保障

　　陶叔自己开过公司，最头疼的就是回款，求爷爷告奶奶，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教育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预收费行业。预收费行业爽啊，先收家长钱，再慢慢发老师工资，这中间的资金沉淀期，可以让老板琢磨再搞点别的什么。如果老板不慎，亏了怎么办？那些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事，根子就在这。

　　在2020年行业大繁荣中，培训机构更是花样百出，办卡、套餐、优惠、让利，目的都是要套牢家长，一次性多交钱。这些钱收上来，去干什么了，谁能管得了？但是一旦出了事，收拾烂摊子又成了政府的事。

　　三、密集调研，中央有了大判断，下了大决心

　　2020年放了一年的羊，到了2021年就得把羊圈扎紧了。高层领导纷纷出面，参加专题会议，密集研讨新的对策。

　　2月5日，去年忙着扑灭疫情火的“救火队长”孙春兰副总理到教育部召开座谈会，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许多代表委员对教育行业存在的问题反映强烈，而校外培训更是其中的重点。3月6日，大领导在参加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表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

　　一锤定音！箭已上弦，不断蓄势之中……

　　4月1日、26日、5月14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接连三次召开专题会。到5月21日，专题会的成果递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会议公报中是这么说的：“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把之前的措施打包之外，更着重强调“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而到了7月19日，这个《意见》就以中办40号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如何“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的谜底随之揭开：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且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

　　好一招釜底抽薪！一脚踩进校外培训坑里的资本立马就傻眼了。

　　整体回顾从一系列治理行动直到40号文的出台，可以看到推出政策的机构从教育部牵头的四部门、六部门、九部门，到国务院办公厅，最后一竿子捅到中央深改委审议中办发文，层次越拔越高，态度越来越硬，下手也越来越重。这说明中央已经对这个问题的定性发生了变化——就在双减政策公布几天后的7月29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开会，把双减定位为“重大民生问题”。所谓“重大民生问题”，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是指与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能够左右民心向背，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出于这样的重大判断做出的重大决定，谁还会质疑这个事办不成？

　　那又为什么非要这么绝决？就不能再敲打一下让他们老实点，安安静静地创造一些GDP不行吗？

　　四、要什么样的GDP？要让老百姓过什么样的日子？

　　双减政策刚一公布，还轮不到家长们为孩子暑假干点什么犯愁，资本市场迅速开始哀嚎。新东方美股从2月16日最高点时的19.97美元，到7月24日2.93美元，再到9月23日1.95，跌去90.23%；好未来从2月19日最高点90.96美元，到7月24日6.06，再到9月23日4.80，跌94.72%；高途从1月27日最高点142.7美元/股，到7月24日3.51，再到9月23日3.09，跌97.83%。股票如雪崩一般跌落的景象，一辈子能遇到几回？

　　紧接着各大培训机构纷纷开启了裁员大潮，那些被他们用高薪利诱而来的名师纷纷被扫地出门。就在双减政策公布的第二天，高途集团创始人陈向东召集管理层开会，定下了裁员指标，粗算下来，相当于高途1/3的人会离开。9月17日在新东方高管会议上，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接下来也将逐步关闭教学点。随之而来，到年底裁员人数将超过 4 万人。

　　本来一片荣景生机勃勃的行业，转眼之间就进入寒冬，这损失的是大量的GDP，还有众多的高薪就业岗位啊。他们做错了什么？

　　其实在最早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公报里就已经做了回答：中央要的是“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中，宣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用这三力来衡量一些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其质量的成色。

　　比如，大米的价格从每公斤5元涨到10元，这样是不是增加了GDP？但是它能带来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吗？显然不能。

　　又比如，去年曝光的，为了给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的爱豆应援，粉丝们买来牛奶扫下码投票之后就把牛奶倒掉，这是合法的购买行为，但这能让经济增加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吗？显然也不能。

　　我们再来看培训机构，他们让来补习的孩子们增强了考试能力，也就会提升学生整体的考试水平，但是全国每年中考、高考的优质教育名额是不可能随之增加的，只是向参加补课的学生倾斜而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拥有这样的竞争力，家长就不得不花钱让孩子补课，把教育的成本拔高一大截，这跟大米涨价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过程虽然创造了不少高薪职位，但这些优秀人才的努力并没有花在国家想让他们花的地方。在国家层面，每年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数量没有变，但这个产出的难度不断加大，过程让家长更焦虑，孩子学习压力更大更痛苦——这就是大家越来越熟悉的“内卷”。这种内卷GDP产生的浪费又和倒牛奶有什么区别呢？

　　网上有个视频，初中生凌晨3点才写完作业，忍不住嚎啕大哭。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只是在高中阶段，而是不断向更低年龄漫延，再继续这种模式，终有一天孩子会崩溃，家长也会崩溃。

　　我们追求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让大家的收入增加，可以消费更多有用的没用的产品？还是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让老百姓的压力逐渐降下来，幸福感与获得感更强？如果要走第二条路，有的GDP就要放弃，这种趴在老百姓身上吸血，往老百姓头上的几座大山添土的GDP，不要也罢。

　　可以看出现中央在“高质量发展”这个方向确实是在真抓实干，也确实是想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轻松一些。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对结婚要高价彩礼的习俗进行治理。按照这样的管理思路，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应该能多减点分量，结不起、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这些压力，也应该能逐步缓解。毕竟今年宣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还是要让老百姓过得开心，才能安安心心生孩子啊。

　　双减政策，明面是在教育领域做减法，实质是对经济发展全局做出了方向性的选择，通过减脂来增肌，把资本与人才推到那些能够增加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行业，最终目标是要为现代国家的发展增加一条新路，一条能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压力小、机会多，生活更加幸福的道路。我期望这样的探索能够成功。

　　而在双减的背景下，孩子的教育方式将面临着大转向，原来那些依靠校外老师给自己孩子传授秘笈的，如果指望能有什么特殊渠道搞点什么事，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吧，中央的决心这么大，别让板子挨自己身上。

　　既然不能求人，那就求己吧。毕竟国家再怎么管，也管不了父母给孩子教点什么。其实要自己教育孩子，也不要想得太困难，掌握几种方法就行。想让孩子有出息，自己也得行动起来打个样。有机会咱们再聊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