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二）

二 博古

　　1935年，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感受到一场危机即将向自己袭来。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此时不到28岁，但是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已经快4年了。他是如何坐上这个位子？又是怎样陷入危机的？这一切取决于他遇到的三个人。

　　博古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上积极进步。1925年，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他在进行革命活动时，突遭警察逮捕。面对威逼利诱，他经受住了考验，最终被无罪释放。从这看来，他的骨头比张国焘要硬多了。

　　之后，他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他遇上了第一个人，也是他的“贵人”——王明。

　　王明比博古高一届，更是学霸一枚。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成绩突出深受副校长米夫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学生中搞起了小团体。王明看得上的人，都自认最懂原汁原味马列主义，而且互相欣赏。王明把博古拉了进来，其他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一共是29人，最终成团出道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王明和他的“老”恩师米夫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王明，后台就是米夫。米夫认定自己的政治出路是吃中国这碗饭，发力写了不少专著，立志成为苏共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中国学生们则是宝贵资源，因此他刻意把学生往中共的重要岗位上拱。在他看重的学生中，王明尤其是心头宝。随着米夫在共产国际内的地位上升，他给了王明很多露脸的机会，直到把王明推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为什么米夫有这么大的能量成为中共的“造王者”呢？这就需要讲一讲我党与共产国际相爱相杀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按照加入要求，我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

　　正是依靠共产国际的全方位支持，中共才能从当时国内林林总总几百个党派中快速崛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高度，中共在基因上就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共合作，更成了中共突飞猛进的独门法宝。

　　但是，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老爷们搞出来的研究一直是半桶水，却总是高高在上，认为苏联经验神圣不可改易一字。你说城门楼子，他说胯胯轴子，你问地来他答天，中共领导人苦不堪言，双方的架吵了无数回。

　　同样，共产国际看中共的领导人，那也是Vodka硬往墙上挂——根本就不像画（话）。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唱起反调来调门越来越高。得下定决心来个彻底的，给中共整出一套严格执行国际指示的好班子。

　　谁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必须是中国问题专家米夫啊！

　　1930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口含天宪来到上海。做了一番准备后，于1931年1月组织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上，留苏派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前已经回国折腾了快两年，事没干成还挨了不少处分的王明，被直接保送进了政治局。而回国仅仅半年的小学弟博古，虽然没进党中央，也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很快又当上团中央书记。

　　几天之后，米夫找来会上没给王明投票的二、三十人亲切交流。米夫说，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必定要处分！而在中共党内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只有王明兴奋得偷偷搓手：这就赐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属于是！

　　这样一来，虽然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王明已经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可惜，好景不长。王明的兴奋劲还没过去，4月，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很快叛变了。随后，6月，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

　　由于这两人卖得是相当彻底，上海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在上海日渐无法立足，决定分批转移去中央苏区。

　　作为实际掌权人，王明当然该去苏区，但他不愿过苏区的艰苦生活。王明可从来都是小机灵鬼，他给已经回国的米夫打了报告，居然要润到莫斯科去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自己要走，可是中央的权力不能丢，必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

　　环视党内，谁最可靠呢？王明看中了博古。

　　在王明给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离开中国期间，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任“总负责”：学弟啊，哥去去就回，替我好生盯着吧。

　　时年24岁，之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一跃而成当家人。

　　这个过程现在看来过于魔幻。如果换作我们在博古那个年纪，天降如此大任砸在自己头上，肯定吓得只能来一句：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博古会怎么想呢？

　　可别忘了，王明仅仅比博古大3岁，不过27。而他们这一派的国际总后台米夫，也就30而已。那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天下！

　　做个总负责肿摸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博古最多有些紧张，更应该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博古是相当有把握的。因为有在苏联4年的学习工作打底，他自信已经把苏联经验学好吃透，只要把这套求来的真经用好用足，必然是无往而不胜。

　　王明走后，博古负责的中央正式开张。

　　刚开始留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博古自认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共产国际已经定下了大政方针，临时中央拼的就是干劲足、胆子大。

　　为了掀起“新的革命的浪潮”，下了大力气组织工人暴动，搞宣传办刊物，还创造出了“飞行集会”——挑大街上热闹的地方，花三五分钟做个演讲宣传，讲完以后撒把传单就跑。现在的“快闪”，就是当年他们玩剩下的，还要刺激得多。刺激是真刺激，就是比较费同志，被抓了不少人。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临时中央反应迅速。接连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及各抗日武装的斗争。这些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应该说，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充满了激情与热血，革命豪情冲云霄。在他们看来，党内那些对执行国际指示拖拖拉拉的，是革命工作中的保守分子，必须毫不留情地斗争，为此发起多次运动进行打击。

　　但是，临时中央期盼的革命浪潮没有按时到来，他们在大城市彻底呆不下去，不得已在1933年1月迁到了中央苏区。

　　到这之后，博古暴露出自己的短板：他不懂军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把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争取尽早向反动派发起总攻。但是根据地掌握红军的领导人显然不这么想，总是强调各种困难。

　　甚至连从上海过来的同志也在向他们妥协。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周恩来，他与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依然是大开国门放敌人长驱直入，这明明是被中央多次批判的战法——你们不能让苏区的土地和人民被敌人蹂躏，得打出去占领南昌、包围武汉！

　　更气人的是，留过苏进过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居然都开始研究游击战，说是要写几本教材。他还是中央寄予厚望要带领红军正规化的人吗？

　　你们这都是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啊！

　　可是，每当博古与他们争论时，这些人总是笑嘻嘻：博古同志，请你具体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博古心里直抓狂：这道题我不会啊！太难了！

　　不过，即便如此，博古也没破防。因为这种情况他早有准备，只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那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二个人：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他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至于派来具体做什么，说法比较多。有说他是来做情报工作的，还有说他就是专门来送一笔经费。但不管来做什么，到了上海后他与博古经常见面交流。

　　博古对李德是相见恨晚。得知此人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在苏俄内战和德国巴伐利亚起义中担任过指挥员，更是觉得挖到了宝：这位妥妥的军事专家，而且是正红旗的！

　　从上海出发之前，博古就请求李德一起过来。而李德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来到中央苏区，则到了1933年9月中旬。

　　真是望眼欲穿。

　　当着苏区高级干部的面，博古宣布了李德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这里他搞了个文字游戏，确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但做军事顾问却是他安排的。把两句话搁一块说，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心眼也是相当活泛了。

　　从此以后，李德就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了。

　　一个坚决执行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个保证纯正的苏联战法，简直是就着红菜汤吃大列巴，没有比这味更正的了。

　　李德就位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蒋介石按照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苏区处境日益艰难。

　　另外，蒋介石也有位德国顾问，名叫汉斯·冯·塞克特（名字中间带个“冯”，一看就是老容克贵族）。在他的指导下，国军广泛采用碉堡战术。这对装备很差，攻坚能力几乎没有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实话实说，李德并非军事上的外行。针对敌人的铁桶阵，他提出用短促突击的方式，先将国军引出碉堡，再包围歼灭。但这种战术让敌人吃了几次亏以后，人家就不上当了，不能根本改变红军的劣势。

　　敌人引不出来，李德没别的招，只能命令红军硬上。他还执迷于图上作业，在误差很大的地图上排兵布阵，经常把前线部队给带到沟里去。

　　他的指挥导致红军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虽然明显感受到周围中国军人眼神的异样，但李德认为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堡垒战限制了自己的发挥。他迫切需要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正规战专家的能力。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34年4月，国军11个师加上1个炮兵旅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扑来。李德不顾红军只能调动9个师而且装备差得多的现实，执意以阵地战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

　　广昌战役打了18天，红军战士伤亡5093人，损失了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而毙伤俘敌只有2626人，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败仗。

　　广昌战败，瑞金门户洞开，敌人打过来只是迟早的事。

　　已经熟悉李德作风的人们，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梭哈。他却反倒很清醒，做出判断：在苏区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唯有突围一条路。

　　在获得共产国际批准后，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而除了那一次高光的判断，长征途中李德的指挥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红军艰难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在湘江之役遭到惨败，主力由8.6万锐减至3万。

　　目睹湘江上漂浮着的大批红军战士尸体，一直信心爆棚元气满满的博古，心态崩了。

　　有人看到博古拿着佩枪，对着自己比划，赶忙阻止他做这种傻事。

　　博古心理崩溃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他寄予厚望甚至崇拜的李德，看出来是真不行。但是谁把红军交给这个水货指挥的？还不就是他博古吗？这个历史责任他逃不掉。

　　另一个则是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因为他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

　　当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系，需要通过中共上海局进行中转。但是在共产国际回复批准大转移的决定以后，从9月开始就再也接收不到上海方面的信号。这个原因多年以后才弄清，上海局连同电台被国民党给一锅端了。上海那边的几个秘密警察根本没想到，一次为完成KPI搞的行动，就这么轻易地改变了历史。

　　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党中央做出的决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

　　既然不是国际的意志，那就得大家商量着来了。

　　已经有人站出来，要求改变既定的行军路线。他的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博古打量着那个人的支持者们。朱德、周恩来支持他，博古不感到意外。军队对于不断的失败早已不满。但是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他，这可是留苏同学，二十八个半成员，他们什么时候站过去的？

　　面对群情汹汹，也出于不再坚信李德判断的正确，博古同意了对方的意见。

　　现在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否定。部队到达了贵州遵义，即将召开一场新的会议。

　　这个会博古根本不愿意开，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面前的危机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条件：议题只集中在总结湘江战役的教训，切口小范围窄，这样好控制。

　　他预感这场会议将决定红军的命运，更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实在是害怕去面对那个人。

　　那个一直发表不同意见，逼得博古不得不低头的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三个人，名字叫做：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