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观点| 张继东、杜若凡：识解视域下转喻式翻译的“在场”研究——以《印度：受伤的文明》汉译为例
摘 要：“在场”是西方修辞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翻译研究中修辞“在场”的创设与识解维度和转喻密切相关。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和转喻的运作机制，本研究考察了译者是如何利用修辞“在场”再现原文并影响受众的。研究发现，由于译者受详略度、聚焦、突显性、视角等识解维度的影响，产出的译文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与原文存有差异，但经由转喻操作后，与原文形成了较高的语义对等。因此在识解维度的作用下，译者通过转喻式翻译基本实现了原文信息的“在场”效果。本研究能够深化翻译中对修辞“在场”的探索，对翻译学与修辞学的系统优化构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在场”；转喻式翻译；识解
0.引言
“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而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刘亚猛 2014）。在西方新修辞学中，修辞“在场”是一个核心概念。美国修辞学家理查德·韦弗（2013）将“修辞”界定为“总体上是一门强调的艺术”，而“在场”本质上就是“强调”。国内有学者同样指出，“在场”甚至可以成为修辞的代名词（朱琳，袁影2016）。而翻译作为“一种以原文为基础的再创作”，与修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而翻译工作者要有很强的修辞意识（陈忠华 1989）。在两种语言转述的过程中，译者如何有效利用修辞“在场”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是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荷兰哲学家 Runia（2006）提出，“在场可谓是存储于转喻之中”。他认为，“转喻是缺席中的在场”，通过转喻，缺席中的事物能够被呈现出来，实现“在场”。加拿大学者 Greer（2010）认为，“在场通过转喻发挥作用，当时间、语境线索和其他意义等因素相互关联时，意义会被揭晓”。可见，转喻同“在场”紧密相关。国内学者李克等（2021）也认同此观点，他们指出，“转喻所体现的突显观与在场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并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对转喻进行了解析，发现“不同的识解方式影响不同的转喻选择，进而产生不同的在场”。此外，突显观不仅是转喻的本质特征，也是识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Langacker 2019），因而识解理论与转喻密切相关，同时与在场也存有关联。基于此，本文认为识解、转喻以及“在场”三者间有着较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以认知识解理论为框架，结合转喻的运作机制，尝试探索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利用修辞“在场”以再现原文并影响受众。
1. 认知识解、转喻与翻译
1.1 认知识解
认知识解是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Langacker（2008：43）将之定义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以不同方式感知和刻画相同情景的能力”。在翻译实践中，认知识解有助于读者准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义，“为人们正确理解一个表达式及源语文本的意义提供崭新的视角”（文旭，肖开荣 2019：130）。目前有不少学者将认知识解和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吴淑琼和杨永霞（2020）利用认知识解分析了译的认知翻译过程，揭示了译者、原文和读者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张艳和郭印（2021）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化概念的互动体验、认知经验和概念复现过程进行了探索。以上研究中，不同的学者采纳了不同的识解维度来解析翻译文本。Langacker（1993）指出，识解作为一种多维现象，包括详略度、背景、视角、辖域和突显五个维度。Talmy（2000）、Croft & Cruse（2004）等学者也都曾论及识解的维度。这些学者对于识解维度的划分各有差异，但又互相重叠。Langacker 本人对识解维度也进行过调整，由于辖域和背景的概念有重合之嫌（王寅 2008），并且辖域与其他几个维度不够匹配（李克等 2021），因此背景被删除，辖域归入视角。在此基础之上，Langacker（2008：55）表示，“在观察某一场景时，我们实际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观察的仔细程度，选取什么作为观察对象，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成分上，以及选取什么作为观察的出发点”，并由此将识解的维度重新归纳为详略度（specificity）、聚焦（focusing）、突显性（prominence）及视角（perspective）。这四个维度在语言结构的组织及其语义表达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为语言结构成因及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提供解释渠道，因此本文拟采用 Langacker 的识解维度来进行转喻式翻译的“在场”研究。
1.2 转喻式翻译
转喻是基于概念邻近性的一种认知过程（Lakoff & Johnson 1980：35-40），是人类理解外部世界及自身体验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和概念化方式。伴随转喻研究的认知转向，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转喻的翻译研究。转喻的翻译是一个从思维到语言的互动过程，是一个涉及思维、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认知活动。肖坤学（2006）提出了以转喻的认知理据分析为基础、以意义为参照的转喻翻译思想；谭业升（2010）从转喻的“图式-例示级阶”来探讨转喻翻译的认知路径；范祥涛（2017）采用理论梳理和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了链式转喻及其英译方法，这些研究从认知视角出发对转喻式翻译进行了探索。转喻式翻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将转喻运作机制与翻译策略相结合。本文主要根据认知识解的不同维度研究不同情况下转喻式翻译的“在场”效果。在认知语言学中，转喻与识解存在紧密的联系。Langacker（2008：69）指出，识解的维度之一突显性在转喻概念中具有突出地位，比如在“I’m the tiramisu.”一句中，“tiramisu”常规突显一种意大利点心，但在餐馆语境下，转而用于突显点了 tiramisu 的顾客。此外，转喻的运作机制也涉及详略度、聚焦、视角等其他识解维度。比如在“We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fuel and rice.”一句中，细颗粒度的“the fuel and rice”指生活所需的具体事物，转喻地指代粗颗粒度的概念，即生活中一切开销。再比如“他们纷纷投笔从戎，奔赴前方”，其中“投笔从戎”是指“弃文从武”。在“文”“武”的概念矩阵中，人们聚焦的分别是“笔”“戎”这两个域。再如“艾德沙在大多数比赛中坐冷板凳”，这里是将替补队员“坐冷板凳”的行为作为认知视角的出发点，转喻地表征球队中替补队员的身份、职位。可见，转喻与识解维度关系密切，这为研究者在研究中将认知识解、转喻式翻译的修辞“在场”进行融合做了基本铺垫。
2.“在场”与翻译
2.1“在场”与“在场”的实现途径
“在场（presence）”是欧洲修辞学领军人物Perelman修辞观中的重要概念，他在《新修辞学：论论辩》（1969：142）中认为“在场”就是“言者希望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要素的呈现，以便这些要素在受众意识中占据突显的位置”。美国修辞学家福斯等（2021：98）学者指出，当有多种要素可供选择时，言者必须选择那些能引起关注的要素，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物上也就是使其“在场”。而要成功使用那些难以确定的、抽象的要素作为出发点，言者需要使它们“在场”，这就涉及选择特定的呈现技巧。其中，“选择”“呈现”“在场”三者关系紧密，在《修辞学王国》一书中，Perelman（1982：35）表示，“言者选出某些事物以作呈现，会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它们，并因此给它们一个‘在场’的机会，防止它们被全然忽略”。因此，“选择”和“呈现”是实现“在场”的手段。巧妙地把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概念上，言者可以“仅凭言语的魔力就能使缺席变成‘在场’，或是使已经意识到的一些‘在场’内容更为突显，以提升其价值”（Perelman & Tyteca 1969：117）。换言之，本文认为：通过选择，可以使不“在场”的信息出现在受众面前；通过呈现，可以增强受众对原本“在场”信息的印象。
在Perelman的论辩观中，选择是重要因素。实际上，识解维度也关涉选择问题：详略度表示我们选择何种详细度对事物进行描述；聚焦表示我们选择事物的何种特征作为观察对象；突显性表示我们选择事物的何种成分作为注意的重点；视角表示我们选择什么作为观察的出发点。因此，不同的识解维度代表了各种不同的选择。新修辞学表明呈现技巧有助于实现交流、“在场”和获得认同，其中修辞格就是一种尤为见效的呈现技巧，有助于实现增效性的“在场”，而 Perelman 列出的修辞格中就包括转喻。在Perelman 提出的修辞“在场”范畴中，针对“选择”与“呈现”两个层面，其给予后者更多的关注。然而“在场”的“选择”层面更为宏观，与“呈现”层面有着层层递进、不可或缺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全面地透视“在场”的修辞动因。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实现“在场”的途径是先利用识解维度选择所要描述的内容，进而借助转喻作为呈现技巧，通过把特定要素置于意识前景而隐藏其他要素，从而为某一特定要素创造“在场”。
2.2 翻译中的“在场”
在翻译中，当译者运用译入语成功地使原文信息在受众一端入耳入心，存在其思维中，成为其关注之物，便可以称该信息获得了“在场”（陈小慰 2017）。翻译中“在场”的实现途径同样是着眼于“选择”与“呈现”。基于此，本研究绘制了翻译中识解与转喻融合下的“在场”实现过程图（见图 1），图中虚线上方为翻译中“在场”的具体实现过程，虚线下方标示出该过程对应的三个阶段，即“选择”阶段、“呈现”阶段，以及最后的实现“在场”阶段。Perelman（1982：34）指出，“每一个论辩都意味着要对事实和价值观、它们在特定语言中的具体描述、以及根据其重要性予以何种程度的强调等进行初步选择”。因此首先，译者应当清楚原文中某个信息的重要性并已充分了解受众的局限及预期，这样便可以确定原文中哪些事件、活动、过程、概念、思想等将被选择并呈现给受众。这其中的选择过程是以译者对原文信息的识解为基础的，而不同的识解对原文信息的侧重点在选择上有所差异，因此就出现了“原文信息a”“原文信息b”“原文信息c”等不同的选择。同时为了创设“在场”，译者还需要考虑采用何种呈现技巧将所选信息加以突出。在本研究中，转喻是主要关注的呈现技巧。译者利用转喻将被选择的原文信息呈现出来，从而产出“译文a”“译文b”“译文c”等不同译文。如此一来，译者便能够使原文中因不言而喻等原因缺席的信息“在场”，或者使已经意识到的一些“在场”信息更为突出以提升其价值，从而将译语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信息上来，在他们内心产生预期效果。本文将依据该流程图，同时结合翻译实例，具体分析译者如何识解原文进而做出选择，并借助转喻将之呈现，最终得以创设出原文信息的“在场”。
图1：翻译中识解与转喻融合下的“在场”实现过程图
3. 识解维度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
鉴于译者在翻译中对“在场”的创设同识解和转喻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者将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翻译实例的细致分析，来探究译者是如何借助识解维度与转喻来实现原文内容的“在场”，以及如何影响读者大众的。下面，将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奈保尔（V. S. Naipaul）的代表作《印度：受伤的文明》（以下简称《印》）汉语翻译为例①，对此进行分析和说明。目前，这部作品在国内有两个汉译本，分别由台湾地区译者杜默和大陆译者宋念申翻译。来自不同地域的译本有助于提供数量丰富且具有研究价值的转喻式翻译实例，能够有效推动本研究的顺利展开以及进一步深度挖掘。
3.1 详略度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
详略度是指对情景描述的精细及具体程度。一个详略度高的表达式对某一情景做出细致的描述，能够反映出情景中详细的内容；而详略度低的表达式仅限于对其做粗略描述，只能反映出其粗略特征与总体组织。Langacker（2019：146）指出，详略度实则关乎的是“颗粒度（granularity）”的问题：是采用细颗粒度还是粗颗粒度的形式对情景加以描述。而转喻被当作理想化认知模型的一种建构原则，其本质是用突显的、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表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Lakoff 1987：77）。在一定程度上，转喻中的“整体”可以对应详略度中的“粗颗粒度”，“部分”可以对应“细颗粒度”。在情景描述中，采用不同颗粒度的语言表达式，能够使事物的具体细节或粗略概况实现“在场”。由此，可以得出图2②：
图 2：颗粒度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实现过程图
现以《印》的汉译具体分析如下：
[1] 原文：Southampton is lost in that embarrassment (and rage) about the white flannels.
译文：南安普敦消失在法兰绒白西装的尴尬（与愤怒）中……（杜默译）
年轻的甘地前往英国学习法律，在南安普敦登岸前，他穿上了这件朋友赠送且小心保管的衣服（the white flannels），然而却在上岸后发现，自己的这身打扮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因而陷入了尴尬之中。原文中 “embarrassment (and rage) about the white flannels”意为“法兰绒白西装引起的尴尬（与愤怒）”，译文处理为 “法兰绒白西装的尴尬（与愤怒）”。原本“法兰绒白西装”仅指甘地身穿的衣服，但在译文的语境下，“法兰绒白西装”被赋予了转喻意义，这属于一种顺应语境而生的即时转喻现象。具体而言，译者将原文中的 “the white flannels”作为细颗粒度概念置于译文中， 转喻地指代粗颗粒度的概念——影响到甘地肉体或精神安逸感的一切，这一切都是引发尴尬与愤怒的因素。甘地这一路上内心充满了焦虑感，饮食、着装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原文中描述道：
That is the voyage: an internal adventure of anxieties felt and food eaten... The London of 1890, capital of the world—which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ing to a young man from a small Indian town—has to be inferred from Gandhi’s continuing internal disturbances, his embarrassments, his religious self-searchings, his attempts at dressing correctly and learning English manners, and, above all, his difficulties and occasional satisfactions about food.
这趟航行正是如此：是内在焦虑感和饮食的冒险……一八九〇年的伦敦乃是世界之都，对这个出身印度小镇的青年而言理应魄力十足，但立论仍应从甘地不断的内心纷乱、尴尬、宗教式的自我检讨、多番尝试穿着得体及学习英国礼节，乃至最重要的，他在饮食上的难处和偶尔恣意满足这方面着手。（杜默译）
译者在这里用“法兰绒白西装的尴尬（与愤怒）”使甘地遇到的诸多烦恼之一“在场”，揭示出甘地初到英国遭遇了各种烦恼，刻画出甘地身在英国处境的艰难与内心的不安，从而使读者对年轻的圣雄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更好地理解后文做上铺垫。译者巧妙地借助详略度与转喻不仅使得原文的字面意思“在场”，同时使得语境之下所包含的深层次意思实现了“在场”，从而也将更多的信息传递给了读者。
再比如下例：
[2] 原文：He was of a northern merchant caste; he carried caste in his manner.
译文：他属于北方的商人种姓，他的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种姓特质。（宋念申译）
作者在返回孟买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商人种姓的年轻人。原文的“manner”字面意义为“方式”，译文处理为“言谈举止”，构成“一般—具体”转喻关系：因为“言谈举止”在这里代表着更为具体的“方式”。在详略度层面上，“manner”属于相对的粗颗粒度，而“言谈举止”则属于相对的细颗粒度。译者通过对原文信息的识解，选择了细颗粒度概念作为描述对象，并通过“具体代一般”的转喻操作，使用转喻表达式“言谈举止”将原文“manner”中的细节呈现出来。译文采用了不同于原文颗粒度的语言表达式，但细颗粒度的“言谈举止”为粗颗粒度的概念“manner”提供了心理可及，因此译文在表达形式上虽有异于原文，但原文信息在译文中基本实现了“在场”。译者用“他的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种姓特质”使这位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中彰显出种姓特征的事实“在场”，让读者明白种姓制度在印度的社会运作和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细节，是传统印度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基础。
3.2 聚焦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
经由语言表达式，我们可以进入概念内容的特定区域。聚焦涉及的是如何选取概念内容用于语言表达，并按广义上描述的前景（foreground）与背景（background）加以排列（Langacker 2008：57）。不同情景下，当聚焦发生时，概念矩阵中不同的域被选择并被激活，而高度的激活构成了一种前景化。此时，处于前景的域实现了聚焦，并被用来表征整个概念内容，这与转喻的运作机制相吻合。福斯等（2021：98）学者为了解释“在场”概念，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向山谷眺望，如果他把焦点放在树木上，树木就成了图形，其他事物成为背景，此时树木便存在于他的感知中。这里，通过将情景中的事物按照前景/背景的形式进行组合，实现了“树木”的“在场”。可见，“在场”的实现与聚焦的发生和转喻的运作机制存在共性。基于此，得出下图3③：
图 3：聚焦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实现过程图
下面以《印》的汉译进行具体分析：
[3] 原文：But the injustice to the dead girl was hardly commented on.
译文：然而，造成女郎之死的不公义却未曾着墨。（杜默译）
例[3]所言与印度著名刑法律师查理著书中的一个案子相关，虽然书中提及此案公正的判决得以维护，然而其中并无有关死者不公的任何评论。译文将表达式“was...commented on”处理为“着墨”，构成“整体事件—次事件”转喻关系：因为“评论（was...commented on）”这个事件框架包含“构思、执笔、着墨、书写”等一系列次事件，译文“着墨”便是其中之一。在“评论”事件框架下，由于次事件的发生具有先后顺序，因而从“着墨”到整体评论事件完成需历经数次转喻操作。因此，当聚焦发生时，译者通过主观识解选择了“评论”事件概念矩阵中的一个域——“着墨”，将之激活后并置于前景；再利用“次事件代整体事件”的转喻操作，使用转喻表达式“着墨”将“书写”次事件激活，这时“书写”被置于前景；再次借助转喻操作通过“书写”次事件将“评论”事件激活并整体呈现出来。从“着墨”到“书写”再到“评论”经过层层激活，最终通达目标概念，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相继激活的链条。译文采用链式转喻的手段，通过原文事件的中间阶段来指代完整事件，基本实现了原文信息在译文中的“在场”。译者用“未曾着墨”四个字实现了查理没有对死者不公进行评论这一事实的“在场”，体现出法律制度在印度很难有所作为，使读者明白崇尚dharma④观念的印度在司法制度上充满了矛盾，印度社会制度所表达的dharma观念处处是不公与残忍。
Langacker（2008：62-63）在阐释聚焦这一识解维度时曾指出：我们的视觉器官限制了我们在任一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在经验上，我们有一个高度受限的观察框（viewing frame），它框定了我们向外看世界时视觉所能容纳的东西。这里的观察框往往与我们的个人经验紧密相关。因此，不同的人在对同一情景进行描述时，由于个人经验有别，从而会聚焦其中不同的特征，再借由转喻表达式，便能实现情景中不同特征的“在场”。现举例具体分析如下：
[4] 原文：The sweet-vendor is Jagan...conscientiously adding every day to his money hoard at home...
译文一：这位卖糖果的小贩叫贾干，每天存扑满……（杜默译）
译文二：糖果贩叫贾干……每天自家金库里都有明确的进项……（宋念申译）
[5] 原文：The talk of work permits and barriers at the city boundaries is impractical...
译文一：工作证和在市界设拒马的主张不切实际……（杜默译）
译文二：关于发放工作许可证和在城市边界设置关卡的议论都不切实际……（宋念申译）
上述两例中，杜默将“money hoard”和“barriers”分别处理为“扑满”和“拒马”，构成“实体—方法”和“实体—用途”转喻关系。宋念申则分别译为“金库”和“关卡”，构成“实体—属性”和“实体—形式”转喻关系。“扑满”为我国古代人民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现代人使用的储蓄罐。装钱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装满后，则将其敲碎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拒马”是一种移动式筑城障碍物，因古代用其防骑兵而得名。这两个词语主要用在台湾地区。例[4]中，杜默使用“扑满”，聚焦的是“money hoard”的取钱方法；宋念申使用“金库”，聚焦的是其属性。两译文在转喻的表达中分别实现了“money hoard”不同特征的“在场”。例[4]中，两位译者分别使用“拒马”和“关卡”，聚焦“barriers”的用途和形式，通过转喻表达式使“barriers”的不同特征实现了“在场”。由于台湾和大陆两地在用语上确存有区别，因而两岸译者在描述相同事物时，会聚焦事物的不同特征，同时借助不同的转喻表达实现不同的“在场”，满足了不同地域读者群的阅读需求。
3.3 突显性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
语言结构呈现出的各种不对称性，均可合情合理地看作突显问题。突显性有许多不同的维度，这里主要谈一种突显性：侧显（profiling）（Langacker1987：118）。侧显是一种突显方式，是突显某一情景中的某个或某些成分。一个词语在相关的认知域中所涉及的范围被称作基体（base），是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基础；与其相对的是侧显，是基体内被最大突显的某一部分（王寅2011：94）。转喻与侧显关系密切，狭义上转喻可被描述为一种显面转移（a shift in profile）。这里，显面是指表达式在基体中所指向或指称的内容。Perelman & Tyteca（1969：235-236）表示，论辩时利用分化策略将事件的特定情况，即某个侧面呈现出来，能够实现整个事件的“在场”。这种实现“在场”的手段与侧显及转喻的运作机制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得出下图4⑤：
图 4：侧显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实现过程图
结合实例具体分析如下：
[6] 原文：India grieved for the scientist Har GobindKhorana, who, as an American citizen, won a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few years ago.
译文：印度颇为印度裔科学家柯朗纳（Har Gobind Khorana）在几年前以美国公民身份为美国赢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件事感到扼腕。（杜默译）
印度的许多高科技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柯朗纳，都是在国外获得了辉煌成就。虽然印度为之感到惋惜，但事实是假如这些人才被引进回国，就有极大可能被埋没才华或甘于平庸。原文中的“grieved”被翻译成“扼腕”，表达一种惋惜之情。“扼腕”本身是一种隐喻表达，但它的语义来源归属于转喻思维。“扼腕”之所以能够表达惋惜，是因为当人们表达惋惜的情绪时，身体会本能地做出一种“扼腕”的动作，即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腕。因而“扼腕”同惋惜的情绪之间存在一种以转喻邻近性为基础的连接，这种起源于转喻思维的隐喻表达被称作隐转喻（metaphtonymy）（张辉，卢卫中2010：51）。这里，译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对原文“grieved”进行识解之后，选择侧显人们在表达这一情绪时下意识的动作，借助这种“动作代情绪”的转喻操作，利用表达式“扼腕”将人们的惋惜之情呈现出来，使印度人民在面对人才流失时的那种哀惋心境实现“在场”，同时也使读者明白印度的文明之伤在于人才的流失，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早已伤痕累累的文明无法挽留住人才，更谈不上去培养和创造出人才。
再比如下例：
[7] 原文：But as the movement drew nearer the city, the press took fright and withdrew its interest.
译文：不过随着运动逼近城市，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宋念申译）
印度纳萨尔派运动（Naxalite movement）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然而这场运动中的杀戮行为却带有异教谋杀的固定形式，这在报纸的披露中可见一斑。例[7]中的“the press”译成“报纸”，构成“部分—部分”转喻关系：因为“the press（印刷机器）”和“报纸”均是目标概念——“出版机构”——的组成部分。原文中的“the press”与“出版机构”构成了“核心因素—机构”转喻关系。在“出版机构”这个基体内，原文中“the press”被最大突显，它侧显了基体内部的重要机器。译者对该信息进行识解后，选择最大突显基体内其他组成部分——“报纸”，它侧显了基体中的一种传播介质。译者再通过“核心因素代机构”的转喻操作，使用转喻表达式“报纸”将所选的原文信息呈现出来。结合上下文语境可知，这里的“报纸”所指发生了显面转移，即其显面从一种传播介质转移至这种传播介质所在的出版机构。原文和译文分别突显了基体内不同的组成部分，但都体现了“核心因素代机构”的转喻操作，其通达目标概念的认知路径是一致的，从而基本实现了原文信息在译文中的“在场”。译者用“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使出版机构不敢进一步揭露这场运动中血腥暴力的事实“在场”，加深了读者对印度纳萨尔派运动的理解，强调这场运动中善的动因早在Kali⑥崇拜中丧失殆尽。
3.4 视角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
视角是指人们观察认识事物所采取的时空位置角度和所持立场态度及方向。人们的观察角度可能会直接影响对事物的理解和语言的表达，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参照点，这样就有不同的认知途径，进而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语言中就自然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王寅 2006：28）。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参照点现象（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通常由转喻词语指定的成分充当参照点，为想要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并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张辉，卢卫中 2010：11）。基于不同的视角，人们选择不同的转喻表达式，体现出不同的“在场”。基于此，得出下图5：
图 5：视角与转喻式翻译的“在场”实现过程图
现举例具体分析：
[8] 原文：M(m)any men...find themselves thrown out into the world and formless, and strive, in the only ways open to them, to become human again.
译文：很多人……陡然发现自己被抛入世间，失却色身，在仅余的方式里孜孜矻矻，以期再度为人。 （杜默译）
[9] 原文：...the effacement of the ‘I’ and thediscovery of the Self.
译文：……去「我执」，觅得「真如」。（杜默译）
在例[8]中，“formless”译成“失却色身”。“色身”属佛教术语，指人从出生、成长、成人、衰老、到死亡时的人身。“form”意为“身形”，与“色身”构成“常规词—特殊词”转喻关系。译者选择了宗教视角，并借助“特殊词代常规词”的转喻操作，使用佛教术语“色身”作为参照点，从而译文呈现出一种宗教色彩。同时，“色身”一词给目标概念“form（身形）”提供了心理可及，使原文信息在译文中基本实现了“在场”。例[9]中，“I”和“Self”分别被译为“我执”和“真如”。这里，“我执”和“真如”均属佛教用语。“我执”意为人类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真如”谓永恒存在的实体、实性。与例[8]相同，译文采纳了宗教视角，分别利用“我执”和“真如”转喻地指代“I”和“Self”，并用“去「我执」，觅得「真如」”这个语言表达式使圣雄接班人巴韦修学的秘教性质“在场”。上述两例译文均综合了原文的语境，从宗教视角出发，借助转喻表达式使得隐藏在原文文字之下的宗教色彩跃然纸上，最大化地实现原文信息的“在场”。
3.5 分析与讨论
结合《印》的翻译实例，本研究考察了翻译中识解的四个维度和转喻是如何创设“在场”的。如前文所述，“在场”的实现涉及选择与呈现两方面。首先在选择阶段，从识解的各个维度出发，译者对原文信息的考量有：详略度层面上，主要是关注概念表达的粗细颗粒度；聚焦层面上，主要考虑情景描述中的前景和背景如何排列；突显性层面上，主要关注概念内容的基体与侧显之物；视角层面上，主要侧重所述事物的全局和某个角度。以识解的各个维度为基础，译者从原文中选出所要呈现的信息点。接着在呈现阶段，译者要将选出的信息点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观察原文信息与所选信息点可知，二者构成转喻关系，这是因为：转喻涉及同一个域的整体和部分或部分和部分的关系，而不论是详略度中的粗细颗粒度、聚焦中的前景和背景，还是突显性里的基体和侧显，或是视角中的全局和某个角度，相同维度下的识解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应转喻关系中的整体或是部分。因此借助转喻表达式，译者将所选的原文信息点呈现出来。
从呈现出的译文来看，其在语言表达上未能与原文高度匹配。这主要是由于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者对原文中关键概念、核心术语等的识解与作者不尽相同，就有了详略度、聚焦、突显性以及视角等层面上的差异，译文自然呈现出异于原文的语言表达。这就表明原文信息在语言表达上未能在译文中实现“在场”。然而，译文与原文间构成的转喻关系使得译文在语义传达上与原文形成了较高的语义对等。因此，本文认为从语义对等的角度来看，原文信息在译文中基本实现了“在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译者作为译文语篇的构建者，在创设原文“在场”的过程中，有着区别于作者的语用意图和交际目的。比如《印》这本书中穿插记录着印度教给印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译者常常有意识地采用宗教术语来处理原文，为译文增添一笔宗教色彩。再比如杜默的译文中包含很多台湾地区常用语（如“扑满”“拒马”“官能”“壁角”等），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台湾地区生活背景，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译文受众主要是台湾地区读者，这样做能更好地实现与读者的“对话”。总体而论，译者通过识解的四个维度和转喻基本实现了译文中原文信息的“在场”，而译文中“在场”的原文信息也渗透出译者的声音和立场，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与主体意识。然而，译文中有些转喻表达在措辞上还不够完美，比如例[7]中the press被译为“报纸”，是否转喻成“新闻界”更合适？另外，例[8]中formless译为“失却色身”，如果翻译成“陷入无色界”是否更恰当？这些措辞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但囿于篇幅，研究者将另文详述。
4. 结语
在翻译中，译者对修辞“在场”的创设与识解维度和转喻密切相关。首先，译者需对原文本中各语言表达式进行认知识解，判断并确定应以何种颗粒度的形式将其输出，应当聚焦其哪些特征，最大限度地突出其哪些性质，对其采取何种观察视角，这样译者便选出了原文中应受到关注的信息点，如一些重要思想、概念、活动、过程等，然后通过转喻表达式呈现出译文，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所选信息点上，并最终使原文信息在译文中实现“在场”，同时对读者的意识产生影响。受详略度、聚焦、突显性、视角等识解维度的影响，译者对原文信息点的选择有着异于原作者的考量，因此产出的译文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与原文存有差异，但译文通过转喻的运作机制几乎与原文实现了语义对等，因而在识解维度和转喻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创设出了原文信息的“在场”。本文希望能够推动翻译中修辞“在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丰富翻译学与修辞学的系统融合构建。
注释
①《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是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的代表作，全书透过奈保尔锋利而冰冷的视角，描绘了印度社会落后及愚昧的现象，并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印度文明失落的原因。本研究用到的两个汉译本分别为2013年由马可孛罗出版社出版的杜默译本，以及2018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宋念申译本。
②图2中粗颗粒度与细颗粒度的阐释关系以实线箭头标记：A→B。
③图3中聚焦发生时框盒里的箭头表示范畴化关系（在范畴化关系中，范畴化结构处于背景位置，占据前景的是范畴化的目标）。
④dharma即梵文的“法”。
⑤图4中加粗圆圈表示基体中侧显的部分。
⑥Kali，“黑色者”，本是原住民的漆黑女神，在印度教中得以保留，象征着女性的毁灭力量，她挂着人头骨项链，舌尖永远滴着鲜血，不停地接受祭祀却从不满足。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张继东，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杜若凡，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
文献来源｜原载《外语研究》2024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