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训都有些啥？家长和孩子都应该知道（2）
（接上篇）
三、居家
1.居家之道：
（1）孝：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
（2）和：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3）严：
治家贵严，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4）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是清代士大夫之家中广泛传习的家教教材，清末作为中学堂修身科的课本大量传播。清代陈宏谋采录中国古圣先贤对于教育子女、为官从政等方面的教诲文章，分《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五个方面的内容辑成《五种遗规》。《五种遗规》成书后影响深远，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其子弟推荐此书说：“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
（5）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
“书”指的就是读书。“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这三个字综合到一起，就是重视农业生产的意思，其中包含保持耕读家风、保持勤劳俭朴作风的意味在。
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救急。
（6）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与严格遵守“八字”方针不同，曾国藩对于“三不信”做得很不好。其中“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两条曾国藩根本就没有做到，即便是口头说那么两句不信，也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行径。曾国藩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不信医药”一条，曾国藩很想做到但是事实上做不到，经常处在用药和不用药的自我矛盾之中，特别是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痛苦之中。
曾国藩非常迷信，并且因为迷信闹出过许多笑话。接下来我就盘点一下曾国藩做的那些荒唐事儿。
早在1845年，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头上疮癣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药水，早洗开水。本无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闻四弟言家中连年生热毒者八人，并男共九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望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自己得了牛皮癣，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怪祖坟不洁净，曾国藩的想象力也够丰富的。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后还会运用很多次。在家书、日记中经常看到他将自己或家人的病与祖坟联系在一起。
第二年，曾国藩的祖母病逝。得知消息后的曾国藩联想到自己最近很不顺，很可能和祖母墓葬选址有关。于是，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祖父曾星冈说，他对墓葬选址不满，希望能够改葬。接着，他又写信给父亲曾麟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曾星冈秉着入土为安的常人思维，不赞成改葬。与此同时，曾国潢、曾国荃不知怎么的，也附和曾国藩，要改葬祖母。
曾星冈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又刚刚失去了老伴，伤心得很，现在在改葬一事上他又成了少数派，所以心情一直不好。曾国藩得知后，觉得风水应该服从于孝道，非但自己不再坚持改葬，还劝弟弟们不要逼祖父。这件事情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曾国藩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件令曾国藩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祖父曾星冈的病好转了。第二件，他身上长得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他突然升了官，成了二品大员。“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从曾国藩的话语中我们完全能感受到他的兴奋。
曾国藩突然觉得，祖母的葬地非常好，不然的话，这半年自己怎么这么顺。他赶紧写信回家，叮嘱几个弟弟千万不要将祖母改葬。
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仅仅过了半年，就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大不孝”的话了。
1857年，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丁忧在家，先后请过好几位风水先生为父亲选择墓地。
回家守制的这段日子，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他除了总结自己过往为人处世方面的某些缺陷之外，总感觉他的这些失败和所谓的命运有关。
恰好这时候，他那同样迷信的弟弟曾国荃请了个人在家里扶乩（当时，曾氏兄弟已分家）。曾国藩得知后来了兴趣，赶紧跑过去看热闹。
扶乩和我们今天常见的算卦差不多，是古时候人们卜问吉凶的一种常用方式。扶乩的方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画字，据说画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李续宾部联合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刚刚打下九江，江西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曾国藩以为，湘军乘胜顺流东下，很快就能灭亡太平天国。
然而，扶乩的结果却令曾国藩大吃一惊，那扶乩之人手舞足蹈，最终画在沙盘上的是一个“败”字。那扶乩之人又说，这个“败”字和九江之战的胜利有关。
曾国藩大惊，问道：“九江刚刚攻克，现在湘军的气运正好。敢问仙人，这个‘败’字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扶乩之人微微一笑，抹了抹白胡子，故作神秘道：“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说，这个‘败’字不仅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的家运。”
曾国藩听了以后，感觉到有一丝丝的恐惧在无形之中向他袭来。之后的一段时间，曾国藩总是在思考那个扶乩之人说的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过了不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跟随湘军悍将李续宾部前去解救被围的李孟群部，结果因屡次分兵又孤军深入，被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李续宾、曾国华全在这一战中丧生。湘军六千精锐丧尽，曾国藩既失去了一个弟弟，又丧失了一支足以横扫大江南北的精锐部队，心情非常郁闷，生性迷信的他想起年初那位扶乩之人的话。原来所谓的“败”指的就是这个！果然关系曾家的家运，更关系到天下大局！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煞有介事地写道：“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以后，和幕僚赵烈文谈及这件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可见，曾国藩确实是非常迷信的。
因为发生了李续宾、曾国华覆灭一事，同时自己出山后始终得不到督抚实权，一直到处晃悠，很是不顺，曾国藩觉得这又是祖坟的问题了。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改葬父母。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写道：“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丧事，办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为人子者第一大端，问心有愧。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总求沅弟为主，速行改葬，澄弟、沅弟帮同办理，为我补过，至要至祷！”
除了一遇到逆境，就想改葬祖辈之外，曾国藩一生还相信许多在今天看来是歪门邪道的东西。
曾国藩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心诚则灵，只要秉着诚心求雨，老天就一定会降下甘霖。
1850年，我国北方入春以后普遍少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三月初四日，曾国藩上了一道《请设坛祈雨疏》，请求刚即位的咸丰皇帝设坛求雨。
按理说，曾国藩是礼部的官，应该知道皇帝求雨的潜规则。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威是不可以侵犯的。为了维持这种权威，一般皇帝对求雨的时机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钦天监（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官）有十足的把握要下雨了，皇帝才会出面。所以，皇帝求雨基本上都是很准的。老百姓还以为真是君权神授，其实只是玩了点小花样而已。
曾国藩应该是知道这里面的规则，但是他仍然请求皇帝求雨，相信这些完全没有科学依旧的东西。
1867年春，当时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江南一带持续干旱，影响到了春播。曾国藩看到这一情形，心急如焚，又准备求雨。
这时候，他的重要幕僚李宗羲对他说：“老师啊，您那种求雨的方法不对。按照古代的记录，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您应该亲自书写南方朱雀之神和风云雷电之神两块牌位，用朱笔写在黄纸上。接着还要亲自用朱笔书写祈雨的文章，将两神迎接到大堂，对着它三百九叩。接着又将它们迎接到内室，将从人支开，亲自宣读祈雨文，然后对着它们两跪九叩。每天早晚两次，照这样行礼。不出两个月，一定会下大雨。”
这么繁琐的礼节，亏李宗羲想得出来。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曾国藩居然相信了李宗羲的这一套，每天两次祈雨，一丝不苟。结果，过了几十天，还真下了大雨。曾国藩也就更加相信祈雨的功效了。但其实，这只是偶尔巧合而已。再说了，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在降雨量本就不少的江南，将迎来降雨的几率本来就很大。当然，曾国藩是不会相信这个常识的。
曾国藩晚年肝病很严重，眼睛一直不好使，为了治好眼睛，他用了很多办法，其中有很多是迷信。
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遭到了举国上下许多人的责骂，他的肝病也因此发作，本就不好的眼睛更加恶化。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前来帮助他处理教案，给他带来了一种叫空青的可以治疗眼睛的东西。
所谓的空青，其实就是一块黑石头，里面是液体，用手摇晃时可以发出声响。丁日昌说，将这块空青钻一个孔，将里面的液体放出来，滴到眼睛里，就能把眼睛治好。在江南，这样的一块空青可以治好八九个盲人。
丁日昌吹牛不脸红，一向迷信而且此刻又有一点病极乱投医的曾国藩竟然相信了丁日昌的鬼话。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号称可以治好八九个盲人的那一块空青，连曾国藩这样的半盲人都没有治好哪怕是一丁点儿。
后来，曾国藩的一个叫马昌明的手下，大概是想升官想疯了，居然跟曾国藩说：“大帅，你这眼病好治。我家祖传有一套SX疗法，您只要照着我说的做，我眼睛里的生气就能传到你眼睛里去，到时候您就能复明了。”
马昌明的这个，比丁日昌的那个更扯，但曾国藩居然也相信，一连和这个马昌明SX了好几十天。结果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半点效果。对于马昌明的所谓疗法，曾国藩经历了一个从深信不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彻底失望的过程，这无疑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身边虽然有不少科学人士，但曾国藩本人离科学还远得很，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但曾国藩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这些迷信事后证明是非常可笑的，但他仍将它们写进日记、家书或书信中，并没有事后将这些不光彩的事处理掉，这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很诚恳的。他的这种气度，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对于“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两条祖父留下来的祖训，曾国藩丝毫没有做到。而对于“三不信”中的另一个“不信医药”，曾国藩则是想做到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在言论上，曾国藩一直坚决主张不要吃药，即便是病入膏肓也不要吃药。他认为“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人的寿命长短，会不会得病，什么时候会得病，这都是天意，只能听其自然，不必花费精力去计较它，那些妄图靠吃药来延长寿命的都是痴心妄想。
曾国藩不吃药的理论虽然有些过激，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有一些可取之处。第一个，补药不能多吃。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犹不及的问题。按照中医的原理，身体本来很虚弱，如果大量进补的话，很可能适得其反，危及生命。
曾国藩经常举的两个反例就是胡林翼和李续宜。这两位都是身体虚弱的人，为了长命，他们每年吃人参就像吃饭一样。结果这两位都没能长命。胡林翼活了五十岁，李续宜才活了四十二岁，都是英年早逝，都没有看到太平天国最后的覆灭。
曾国藩不吃药理论的第二个可取之处是药不能乱吃。一般人一旦得个什么病，心里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病急乱吃药，结果小病变成了大病，甚至丢掉性命。曾国藩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深，所以他很少乱吃药，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他都要仔细研究，如果确实觉得会有效就采用，否则就果断不用。曾国藩自己也是蛮通医理的。
但是，曾国藩的不吃药理论太过极端。人的身体虽然有着一定的自我治疗的功能，但生病完全不吃药，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口头上一再强调不吃药，并要求弟弟和儿子们切实做到，但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到，甚至刚刚还跟别人说不要吃药，紧接着却又送补药给人。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本色。
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曾国藩在1860年十二月廿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教训他谨遵曾祖父不吃药的祖训，说：“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能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来月，1861年正月廿九日，他却给曾国荃送去六两祁门术。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祁门所产术，医者以为胜过于术，吾得佳者十八两。三分之，以六两赠胡宫保（指胡林翼），六两寄老弟，六两留兄自用，兹专人送去查收。此次尚收买此等者，将来再寄弟用也。季弟近亦服药否？佳者难再得，次者尚可多购。”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补药吃多了不好，也知道胡林翼的病就是因为吃补药吃出来，但是在具体行为的时候，他还是屈从于通俗的看法，认为补药对身体或许是有好处的。
虽然曾国藩对“八字”“三不信”的执行情况各有不同，但曾国藩还是努力做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不断教导后代切实执行“八字”“三不信”，这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也奠定了曾星冈后代绵延两百年长盛不衰的基础。
（7）八本三致祥：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8）骨肉之情：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
（9）居家四败：
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
（家败之道：“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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