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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抗疫大考揭示国际政治现实

金灿荣 政委灿荣 2020-09-02

本文刊发于2020年4月7日《环球时报》


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国际关系学界有人认为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准确地讲是第一次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是否达到世界大战的规模现在还难下结论,但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人类遭遇的最大一场“黑天鹅”事件,这个判断应该成立。

新冠疫情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传统上讲,衡量一国国力的标准主要有战争、平时的经济发展以及举办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等。现在,应对新冠疫情也成了综合国力的一个评分标准。

美欧早期抗疫不力的原因

三个月前新冠疫情突袭武汉。中国跟新冠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一开始也不了解它的传染性如此强。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被迫参加了一场闭卷考试。因为措手不及,我们早期抗疫出现一些纰漏,比如最初反应慢了,过程中也有一些执行层面问题。但后来我们及时调整,上下同心,充分发挥体制优势,综合来讲中国的答卷总分还是高的。

在中国逆转疫情的同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多点并发,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已过百万,尤其美国和欧洲都还没迎来拐点。新冠疫情已经变成一场全球性挑战,亟需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等偏见合作抗疫。在这方面,中国也做得不错,一边继续巩固国内抗疫局面,一边对其他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员和物资援助。

世卫组织说,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抗疫准备时间。可惜的是,美欧都没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没有采取严肃及时的预防措施。尤其美国,早期时间大都被浪费在了冷嘲热讽上,连戴口罩都被政治化了。社会常识被意识形态绑架,这很荒唐可笑。

西方早期防控失误背后存在三种集体性傲慢。第一种是种族傲慢,觉得西方人身体素质比东方人好。日本财相麻生太郎不久前在日本国会讲过,说2月底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谈到疫情问题时,意大利代表的反应是跟他们没关系,说“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

第二种是文化傲慢。新冠病毒来源可能跟野生动物有关,一些国人一度“自我妖魔化”,说世界上吃野味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人,这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饮食陋习的文化偏见和傲慢。

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曾跟一些食品专家了解情况,其实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任何地方有吃蝙蝠的习俗,倒是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南太等地区确实有。如果说吃蝙蝠有点特殊,即便是一般野味,中国也不是最严重的。其实西方也有吃野味的习惯,过去西方贵族喜欢狩猎,狩猎完了也吃野味。也就是说,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吃野味的陋习,这个标签不能只贴在中国身上。

第三种是制度傲慢。西方国家强调政府透明因而行动能更迅速,民众能自我负责因而能自我管理好。但疫情一来,这些良好的自我感觉被证明是“神话”,是盲目自信。

正因这些傲慢,美欧国家早期反应非常糟糕。中国早期遭遇的是新冠病毒偷袭,最初出现一些问题可以理解。但美欧可是开卷考试,这种情况下还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某种程度上说就不可原谅了。

“甩锅论”等不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随着疫情加剧,美欧国家也在逐渐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相关国家执政者考虑了太多小众或小团体利益。这在美国表现得很明显,华盛顿执政团队的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就是不能影响他们在大选中获胜。把短期政治利益或个人政治前途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凌驾于民众的生命权和社会权利之上,这是西方民主制度里的一个问题。

二是资本的考虑太重。抗疫任务很重,但一些执政者的首要考虑还是不影响经济,尤其不要影响股市。这跟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确实不一样,显示了西方国家的本质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

三是政策选择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疫情蔓延以来,美欧不少国家都有高级官员提出“群体免疫”,有的甚至说老人如果确诊应“奉献生命”以保抗疫大局。虽然引发争议后不再宣扬,但这种观念本身就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管早期抗疫情况如何,严峻的疫情形势逼着美欧国家认真应对。要想战胜疫情,对内对外都应以合力和合作为主,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对内,美国国内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都有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欧盟内部不少国家回到了民族国家状态,相互截留医疗物资、封锁边境等等。对外,一方面接受中国援助,另一方面却继续抹黑中国,抛出“甩锅论”“赎罪论”“挑剔论”“隐瞒论”等各种论调。这些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西方改变错误心态才能共促抗疫

过去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的全方位主导。西方率先掌握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一是科技发达,工业生产能力与科技的结合又导致军事力量强大,连带着话语权强大。因此,过去西方给人的印象是发达、各方面能力强。

但这次疫情让人们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物质层面,西方国家在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以及运输网络等方面表现乏力,工业生产和科技能力也没想象中强。制度安排层面,医疗体系、尤其政府领导力和决策力等都暴露出不少问题。

抗疫是一张公平的考卷。现在的初步考试结果,就是曾经横扫六合的西方不再如很多人想象得那般强大。无论文明还是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周期。现在西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壮年期进入了更年期,世界的主导性力量随之发生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事实。

总结迄今为止中国的抗疫表现,首先一点就是领导力,确切而言就是政策协调和治理能力,包括政府敢于决策,敢于承担责任;党的系统、国家公务员系统以及军队系统等组织得力;社区动员及时有效等等。

其次,工业和科技应急能力。十多天内建成“两山医院”,运用无人机、健康码等科技抗疫手段,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医护物资从自我短缺到能支援别国,这些连西方国家也都感佩。

再者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乐观主义。封城和其他隔离措施冲淡了春节这个对中国来讲文化意义重大的节日和假期,十几亿人的日常生活也面临各种不便,但中国老百姓总体上顾大局、很配合。虽然也有零星违规事件,但看一个社会要看主流,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乐观精神也让外部世界敬佩。

新冠病毒是人类公敌。实现疫情逆转的中国愿为全球抗疫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当前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能否尽快改变之前那些错误心态,这已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一大障碍。

作者: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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