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请回答1」你是“左派”吗？你写文章多大程度上能自主？
观众：老胡，您称网上黑自己的人是“黑胡椒”，他们说您很激进，属于“左派”，那您觉得自己是“左派”吗？您对“左右”有什么观点？先声明一下，我是“白胡椒”，谢谢。
胡锡进：大家知道，中国的舆论场上经常用“左”和“右”这两个词，其实这两个词和原意已经差距很大了，现在被赋予了中国特定的政治含义。
这个词在过去用的比较多，今天又拿回来使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就是社会上所说的这个人是“左派”，那个人是“右派”，我发现当我接触他们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自己头上的标签，你管他叫“自由派”，他们也不喜欢，再说他是“极左派”，人家更不愿意。可以说，用这个词描述不了今天的情况的复杂性。
所以老胡我到底是什么派？我也喜欢说我是“客观理性派”，但很多人不认同，偏要说我是“左派”，那说就说吧。如果一定要用这种词来评，那我觉得我可能是“中左”，不是“极左”，这是我对舆论场基本的描述。
观众：胡总，您是一位勇于为国家利益发声的媒体人，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而且您在媒体上发表的很多言论都很大胆，和内地媒体人对待敏感问题谨小慎微的风格有很大差异。我想问的是，您在发表这些内容之前，需要经过上面同意吗？
胡锡进：你是中国人吧哈哈，可不要像外国人一样问我。有的人问我问题就好像他不是中国记者似的，当然这位同志不是这样。外国记者也经常问我，你是官方媒体吗？你代表政府吗？就跟他问是不是领导让你这么写的，实际上意思一样。
我们肯定是在中国大的政策框架下工作，一定要理解国家政策，党的宣传方针，大家说是不是这样？与此同时，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有相当的独立性，相当大的空间。
我对外国记者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一张调令就可以把我调走了，所以《人民日报》能控制我，我怕它，我就得听话。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跟大家说，我们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我们生活在市场上，我们的报纸需要读者花钱去买，我们的广告需要读者去看，我们的互联网需要读者去点击，读者也是我的上帝。如果读者抛弃了我们，我们一样要死。
所以我跟大家说，我同时生活在政府和读者之间，这边抽我一鞭子，那边抽我一鞭子，我就像陀螺，一会儿这么转一会儿那么转。很多外国记者说，你很不容易，两条鞭子抽你，这个不杀你那个杀你。
但你看老胡当总编辑十四五年了，是中国最长命的总编辑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双方的利益是对抗的，是根本对抗的，我早死十回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这是真实的情况，很不容易。
观众：胡总，我们知道您一直坚持写社论，您也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一个新闻人的使命，具体点说，您还记不记得在您写的这么多社论中，处理的众多新闻事件中，有哪次的哪个事件让您觉得下笔最难？
胡锡进：那种时候多了，如果把我哪个地方下笔最难的事说出来，会有人听了不高兴的，所以我只能说这种时候确实很多，我们有很多接受考验的时候。
比如奥运会之前，大家记得吧，圣火传递，当时传递到法国的时候，圣火被人搞灭了五次。当时2008年，我们的记者跟着圣火一起跑，一路上不断跟我们说，圣火让人搞灭了，我们听了心里一惊，怎么搞灭了，多没面子。接下来又灭了一次，又灭了一次……最后跑到终点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圣火一共灭了五回，但是跑到终点了。
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写？要不要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毕竟这是个让我们脸非常不好看的事情。当时老胡我犹豫来犹豫去，最后实话实说，没什么的。那天我们在报纸的大标题上用了一个引题，大致意思就是：藏独分子特别嚣张，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主标题：法国没有保护好圣火。这篇报道第二天一出来，CNN举着我们的报纸说，中国人愤怒了。当时国内别的媒体也都跟着《环球时报》报道了这件事。
这种时候有很多很多，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很艰难，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光荣的使命，因为我们在探索我们的媒体该怎么做，既要传递真实的信息，还要传递正能量，到底该怎么做？
就是需要探索。不像西方的那些记者，他们的工作太好干了，恰恰我们承担着这种责任。我工作这么多年，有个特别深切的感受，当你感到承重的时候，感到很不容易的时候，这正是你在进步的时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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