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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国内的舆论生态,会让西方的攻击失去大部分抓手和噱头

胡锡进 胡锡进观察 2020-08-21

这两年美国与中国的摩擦严重激化,美方对中国的大部分攻击都朝着中国与西方言论制度的差异上发力,有没有关系都使劲往上扯。很多美国明显输理的冲突它也会因为指责中国“压制言论”“提供虚假事实”而赢得一批西方脑残粉的支持,把它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争掩饰成西方与中国的价值冲突,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带节奏,胡搅蛮缠。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信息


这次美国成为全球抗疫最大的漏斗,责任完全在美方自己,但华盛顿竟公然向中国甩锅,宣称是中国早期隐瞒信息导致美国的全面陷落。此理可以说歪到了地沟里,但它居然也能在西方社会得到一些应和,起到持续向中方施压的作用。


中国“言论不自由”“信息不透明”这些年被一些西方人搞成了固化的印象,也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杠杆。老胡认为,中国一定要打破这个印象,这关系着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否则的话我们今后会有数不清的亏要吃。


中国的言论体制的确与西方不同,但我们的实际情况远不像美国等西方精英描述的那样。客观说,今天在中国几乎什么样的信息都能传播的开,连很多本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机密都经常被捅到互联网上。另外公众对一件事情如果有强烈意见,也同样能够形成舆论聚集和暴发。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舆论场上的意见表达往往“很管用”,大家一起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它似乎搁置了,早几年的时候“黄灯禁行”的交规改革也因公众反对而泡汤了。各地的很多化工厂、垃圾焚烧厂因为公众不支持而无法建成,还有各地的红会也一度被骂得灰溜溜的。在美国,舆论天天骂,可以说是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


中国舆论的深层有着官民沟通的坚实功能,但是它的表层存在一些扩大内部和谐和更充分与外界对话的障碍。中国需要逐渐理顺这一切,卸掉长期压在我们身上的包袱。



首先各种言论不得违宪,不得冲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任何法治的题中之义,中国社会需要在这方面达成共识。我认为构建这样的共识是有基础的,能够得到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而只要中国社会对言论的边界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真正自成一体,西方攻击我们就会失去一大部分抓手和噱头。


目前日常的言论管控大部分都是围绕各地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发生的,其中有非常多涉及基层的摩擦。各地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工作方便,包括一些官员担心个人惹上责任,推动了过度的舆论管控,逐渐形成了越管控敏感的事情越多、各地对管控依赖越强的恶性循环。


这个过程在国内舆论场和国外舆论场越来越彼此融通的时代,造成了非常负面的观感,也导致了对国内很多人信心的侵蚀。其实那些日常的管控能有多大的事儿啊?哪件事所引发的“舆论风波”能比美国向中国甩锅、纠集一些人要对中国索赔所产生的舆论冲击和经济外交上的实际损害更大呢?


窃以为这是我们最应当从这次疫情中带出的思考。中国应当针对基层治理和一般性争议其实可以开放开更多舆论空间,同时强化言论的合宪边界,以这样的框架推动社会共识的不断构建。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有实现舆论平衡的内在需求,官方的管控如果让出一点空间,民间对负面舆论的反制力量就会更多发育。我不认为官方就不应该管控了,这当中其实是个度的协调问题。总之,不能让各地和一些职能部门形成对管控舆论的依赖。


多给舆论一些空间,表面上争论会多一些,各地治理的成本也会稍微增加一些,但社会的整体承受力会相应大幅增加,部分知识分子的感受会得到大幅改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动态稳定则会更具韧性,也更有可持续性。


而且很多不好的事情,由主流媒体率先拿出来说,与被互联网上揭出来,给舆论场的感受截然不同。前一种情形是党和政府授权的舆论机构主动纠错,而后一种情形则给人要隐藏什么却被挖出来的印象。当出了一件事,各地政府迅速积极回应,该纠正的及时纠正,公众的体验也会是积极的。中国这么大,哪能不出些问题,这样的集体悟性在中国是充分存在的。舆论场多有一些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只会加强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这一常识性理解,决不会形成相反的认知方向。


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就是在技术层面上做一些契实际、合民心的调整,中国的舆论生态就会出现内在的积极能动,逐渐积累出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集体自信,以及以此为新出发点向前安全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我们的基层治理文化会形成新的习惯和适应性,国家则会拥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新的主动性。在国际上必将承受更多风雨、需要有更多交友和博弈能力的中国,需要做出这样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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