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美国民调为何频频失准？这些机构应负很大责任
这次美国大选无论最终什么结果，都有一个额外的大输家，那就是美国的民调机构。它们反复发布的民意调查都说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高于特朗普约10个百分点，但拜登的全国得票率只比特朗普高了2.4%，双方的实际选情非常胶着。围绕战场州，有民调说拜登支持率在佛罗里达州领先特朗普5个百分点，在俄亥俄州领先4个百分点，结果特朗普在这两个州都赢了。
▲特朗普在俄亥俄州逆民调获胜。
批评的矛头一时间对准了民调机构，然而美国主流媒体应当对这一虚假民意的构图承担更大责任。那些主流媒体很多直接参与并发布了失真民调，另外它们长时间在国内问题上立场先行的报道构建了美国民意的一些假象，破坏了民意调查的社会环境，加剧了民调的失真。
整体看，美国的舆论机构、而不仅仅是民调机构出了问题。他们的价值观比较激进，开放和包容性不足，在美国两党政治的环境下不够超脱、独立，与其中一方事实上结盟太深，这严重削弱了他们报道国内事务时的客观性。在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很多时候更多成了站队的斗士，而不像是中立的报道者。
我们相信，立场和大选中的好恶倾向也会对一些民调的问卷设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显然，美国舆论机构的立场先行已经不是孤立的表现，而是在该行业内被广泛合理化了，成为了从业者对专业性和行业标准认识的一部分。很多人那样做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可能脱离了实际，更不认为自己在偏离真实性原本应有的标准，他们所炫耀的真实和客观实际上经过了他们价值观的严重折射。
▲美国《纽约时报》曾在大选前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拜登会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特朗普。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展现国内民意方面出了很大偏差的这些舆论机构，当他们针对中国时会出现大多少倍的错位。在国内，他们报道的偏离度会受到目标受众的制约，但说中国的事情时，他们影响、引导国内受众的能力要大得多，与受众在对华问题上利益和价值的大体一致性使得他们的报道可以任意发挥，即使的确错了也不会受到追究，想想这个时候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所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华报道上有了极度的自我放纵。他们集体向美国人构建了一个几乎有反人类倾向的古怪中国。这个国家在他们的描述中恶意侵犯人权，有着压迫本国人民的天性，而且对外蛮横好斗，随时准备发动战争。而实际情况是，中国这些年的民生面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连为一体，中西人员交流十分频密，而且中国是全球没有对外发生任何战争时间最长的大国，如此不同的两个中国怎么能对得上号？
美国舆论机构对国内的讲述出了问题，一次大选就像给一个黑屋打开了窗子一样，做了检验。其实对中国的报道也是可以检验的，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表现截然不同，美国和一些西方人的对华偏见受到中国抗疫和恢复经济成就的巨大挑战，这难道不足以让美国和西方舆论机构针对他们的对华偏见做一次反思吗？
一个欣欣向荣、在改善本国人民福祉方面成绩斐然的国家怎么可能像西方舆论机构和精英们所描述那样在实施残酷的“暴政”呢？这个国家对本国人民的关心怎么可能还不及美国政府送来的“政治慈善”呢？这个世界如何会存在这样的奇葩逻辑？
希望美国舆论机构从云端回到大地上来，收敛自己的傲慢，对照行业应有的专业性和道德准则做一些自省。这是他们对道义和责任应有的一份遵从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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