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被充分释放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又会怎么样呢？
在老胡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的社会运行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规约，那就是政府必须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也成为了共产党执政的宗旨），社会运行的组织方式必须真正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有权利对这些规约的落实开展日常、全面的监督，通过一个个具体事情表达意见。
中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抗击新冠疫情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民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政府有义务把事情做得更好。中国社会基层发生一个不公平事件，比如某个基层官员欺负了百姓，或者以权谋私被曝光，它们本来是局部事件，但舆论会立刻放大它们的意义，强调我们的社会根本就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或者举一反三，警惕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舆论眼里揉不进沙子，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这个规约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塑造了公众对基层面上各种事件的价值判断。
大家看到，从美国到台湾地区，新冠疫情暴发后公权力的责任可以是非常有限的。多死些人，公众不想承受也要承受，出现一些批评，当政者可以找各种理由敷衍。但在中国大陆这样不行，公众根本不允许疫情的大范围扩散和大量人员死亡，哪个地方的官员制止不住疫情暴发，就得迅速下台。
中国的民生建设这些年推进得很快，但舆论场上对民生问题的抱怨也最多，这也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政府有责任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很多人直接把中国的福利对标西方社会做得好的方面。这样的对标不由分说，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大家对优质公共服务的很高期待。
在国外，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华商做生意受骗了，或者中国劳工没有拿到当地雇主答应的佣金，他们不去当地政府或法院讨要说法，却到中国驻当地使馆抗议，要求使馆帮着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对政府应当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一种写照。
人们经常用大政府来描述中国的体制，有人说，既然中国是大政府，就应权力与义务匹配，承担无限责任。其实，这个逻辑在很多时候被搞反了，大政府更多不是因，而是果。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形成了政府就是要为公众具体利益服务的认知和信念，所以不断推动政府职能的扩大，导致了这当中利弊参半的惯性。
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中国的社会建设经常是舆论场铺一层牢骚，政府和主流社会力量垫上一层行动，这样反复夯打出来的。总体看，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从理念上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为推动国家加快进步并且将相关成果运用到人民的福祉中尽了最大努力。人民群众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社会治理不断改善有着强烈期待，并且相信舆论批评和发牢骚能够产生压力。当有问题和困难出现时，政府需要给人民群众“做主”，不能推脱，逃避责任，这已经不仅是中国全社会的共同规约，而且逐渐成为了一种信仰，支持了围绕各种事情的价值判断。
中国仍有大量问题，不符合公平正义标准的事情亦有很多，但上述道义框架已经牢固建立了起来，持续释放出推动社会各个层面不断向好变化的动力。中国舆论场有防止破坏性混乱的管控机制，然而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舆论是在全世界最管用的之一。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似乎“什么都能说”，但又“说什么都白说”，舆论提的各种意见可以被当局无视，甚至回怼。中国的情况则是，即使是一个官方信息下的评论跟帖，也可能产生触动，带来某种调整。各级政府有大量搜集民间真实意见的渠道，合理意见和诉求被采纳的机会相当高。
这是一个复杂、不完美的中国，舆论场上飘动着种种不满意，但把几年十几年作为一个单元，回头一看，往往能发现国家又进步了，公众有意见的某个领域出现了新气象。正因为是这样，老胡这一代人经历了充满变化、浓缩的人生。我期待并且相信，很多年轻人今天承受着立业成家的压力，感受着生活的艰辛，但他们的人生会与国家接下来的不断向好变化交织在一起。当他们有足够的视距回望人生和时代时，他们的感受会与老胡这代人高度相似。
中国刚刚实现了全面小康，美国是因为看到中国成为发达社会的前景才如此焦躁不安的。美国人的惊慌我觉得可以视为当下这代年轻人窥视未来集体命运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