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胡当年是怎么入党的？说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1986年8月15日，老胡（那时大家都叫我小胡）在北京延庆山区解放军一支部队的会议室里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当时26岁，职务是那支解放军教导队的一名教员，负责教语文和俄语。当时我已经考上了北外研究生，离入学仅剩半个月，我写了几次入党申请书，直到我即将离开那支部队时才终于如愿。
我记得在批准我入党的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环节是同志们自由发言，有的同志鼓励了我，要我珍惜上研究生的机会。我是那支部队里第一名考上研究生的人。同时也有同志批评了我的一些缺点，他们提出的很严肃。那次会场的情景，大家的发言，还有他们的表情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老胡1978年考入军校，入党是那个军校里绝大部分学员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也不止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我发现，被发展成党员的同志都很热衷集体事务，学习比较好或者说不差，而且接人待物比较成熟。我当时属于学习好的，在俄语学员队中的成绩排前三，但就是毛躁，纪律性不强。真要感谢我当教员的那支基层部队，在我离开它之前，终于向我敞开了党组织的大门。
从那时起，35年过去，当时在军校里早早入党的同学有的成了武官，有的在特殊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有一件国际上很受关注的事情，环球时报做了报道，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件事就是在军校里最早入党同学之一的手笔。我一直以为那个同学后来挺普通的，我真没有想到真实的他竟如此卓越。
在我一贯的印象中，党员和“积极分子”是大致划等号的。在各个单位，党员是有任务时多干一点多承担一些，很拿得上桌面的理由和号召，是一条未必经常用但用起来则充满道义力量的鞭子。就像张文宏在疫情期间说的：共产党员先上。到了那个时候，哪个党员能够拒绝先上？
不过由于老胡后来做了记者，而且是主要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党在我心中的概念从日常工作视角逐渐更多转向了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政治视角。
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南共联盟老党员的纪念会议，当时南斯拉夫已经解体，国家政治上剧变，那些老党员的坚持让我感动。一群年轻人后来上台，清唱国际歌，听说他们是那些老党员的孩子们，他们来唱歌是为了安慰那些老党员。他们唱的很美，虽然没有乐器伴奏，那样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无论苏联垮台还是南斯拉夫解体，都是先从党的弱化和分裂开始的，我深刻体会了党的坚强领导对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懂得了共产党是中国这个大社会的凝聚力量，共产党的领导力是国家各种动员力最根本的源泉。
作为一名党员和一名舆论工作者，党的概念对我来说越来越强烈。它是一份工作上的职责，是一份近年来每年必须认真如实填写的个人事项报告，同时它是这个国家推动公平正义最持久的动力，是中国走到国际政治前沿位置时的定力和气概。
老胡只是9500多万党员中的一份子，虽然在单位里扛个“总编”的头衔，但每天干的都是码字、上夜班这种基层的活，我为自己能够在这支队伍里一起经历这个时代感到骄傲。党员的身份使我对这个国家的使命有更深切的融入感，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