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我对明清是否“闭关锁国”及利弊争论的几点感受
点击
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近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关于“‘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客观描述”的论文在网上知识界的一些圈子里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发文猛烈指责历史研究院的那篇文章是在宣扬“‘闭关锁国’有利论”，是在为“闭关锁国”政策翻案，这些评论带动了不少情绪。
老胡也是先看到批判历研院的文章的，被吓了一跳，怎么会有人公开为“闭关锁国”翻案呢？于是找来了那篇原文，仔细看个究竟。
历研院课题组的文章剖析了“闭关锁国”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并做出了评价。课题组自己对该文做的摘要是这样写的：“‘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通读全文，它是对上述摘要的展开。针对网上争议的焦点，老胡有如下感受：
第一，这篇论文认为不应该用“闭关锁国”来描述1840年前的明清社会，文章认为“闭关锁国”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文章主张用“自主限关”这个词取而代之。
第二，该文反对对明清的对外态度进行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全盘否定，论证了“自主限关”对当时国家安全的某些合理性，以及抗击倭寇等正面作用，但同时该文并未总体上肯定“自主限关”政策及其背后中国当时统治阶层的世界观，该文对“自主限关”政策造成的历史负面影响保持了批判态度。
第三，由于推翻“闭关锁国”这个概念以及对“自主限关”于国家安全的部分合理性阐述与中国社会之前的“史学定论”不一致，因而这些内容在文章里最为显眼、突出，本身存在一定让一些人放大这些阐述，给该文贴“宣扬‘闭关锁国’有利”标签的风险。不知历研院课题组对此是否有预先的研判。
第四，关于历史的争论一旦走出历史学者的小圈子，走向舆论场，很容易会对现实形成影射。现在一些人借批判历研院的这篇文章，影射国家在对外开放上发生了“动摇”，并且认为历研院的这篇文章是要兜圈绕弯鼓吹“新闭关锁国”。争论的这种偏激发酵显然是有害的。
第五，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决心十分坚定，中国上周与美国就跨境审计达成艰难的协议，就是这一决心的最新证据。尽管新冠疫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妨碍了中外人员交流，但这显然是短期问题，中国正在积极化解疫情造成的障碍，而且疫情期间中外贸易额一直在逆势增长。美国一些政治精英极力推动美国与中国高科技脱钩，中国一直拒绝落入圈套，不搞冲动的反脱钩。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中国有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战略谋划，我们至今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旗手。所以，围绕历研院这篇文章的争论不合时宜，这种争论偏离了现实，是在围绕一个伪命题较劲。
第六，明清、特别是清朝与欧洲发达社会拉开了发展上的巨大距离，导致了中国的被动挨打，对那个时期的历史研究的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中国社会对清朝治理上的落后失败形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对国家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已有结论，而且应该倡导百家争鸣，但是有些敏感的讨论宜首先在专业圈子内进行，以免它们仓促流入舆论场，带出意想不到的引申和联想。这样的谨慎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