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敬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的人
几天前（6月20日），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教授发了一条微博：
敬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的人，……
在这则微博中，劳东燕教授转发了财新网的一则报道：郑州的谢女士因无辜被赋黄码的问题，把河南省卫健委给起诉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6月13日早上8点，谢女士作为当事人，准备参加一起司法强拆案件听证会。但是，当谢女士到中原区法院递交材料扫码时，发现健康码变黄了。
谢女士是6月9日从北京回来的，但严格落实了当地的“三天两检”，结果均为阴性，健康码为绿码，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地铁、出租车等都正常。
谢女士立即拔打了12345市长热线、疾控中心、社区等部门反映，都给不出原因和解决方案。
拿着黄码，谢女士进不去法院，当然也没办法参加听证会。这么一来，不仅大批闻讯申请旁听的群众被“放了鸽子”，连专程从广州赶来的听证代理人也被迫滞留郑州。
此后，谢女士又继续向各部门投诉，社区称最早要到2022年6月16日下午4点才能转绿码。但神奇的是，在2022年6月15日中午，谢女士又发现健康码转绿码了。
谢女士的官司涉及拆迁，此前郑州中原区农委向法院申请强拆她的房屋，中原区法院先是驳回了强拆申请，而后在法律文书生效后又裁定再审。谢女士对这个裁定再审有质疑，曾向多个部门举报。
这个黄码来得如此不清不楚，去得也是不明不白。加上那段时间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的消息正传得沸沸扬扬，这让谢女士对自己的黄码也产生了怀疑。
于是，谢女士一纸诉状，把河南省卫健委告上了法院。
在谢女士准备起诉的几天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要求，严格健康码功能定位，不得擅自扩大应用范围，绝不允许因疫情防控之外的因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变码。
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其社会意义在于，个人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同时，也在为其他人争取相同的权利。
1998年10月6日，有一个名叫葛锐的年轻人，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时，上了个厕所，被要求支付三毛钱。
葛锐认为旅客买了火车票，火车站理应为旅客提供包括如厕在内的治安、卫生、候车休息等相应服务及场所。双方发生争执，拗不过车站管理人员的葛锐，无奈之下，交了3毛钱。
葛锐不服，把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分局告上了法庭。
1998年10月29日，葛锐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州铁路分局向他赔礼道歉，并退回0.3元如厕费。
一审判决，葛锐败诉。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铁路分局对葛锐在候车室入厕收3毛钱，是省物价局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批准的，属合法收费，判葛锐败诉。
不服输的葛锐继续上诉，告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此时，远在江西萍乡的一位名叫李晓虎的律师也在打一个类似的官司。萍乡火车站和萍乡汽车站要收5毛钱“如厕费”，李晓虎律师认为收费不合理，上诉到法院。
葛锐和李晓虎上告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因为1993年，财政部、国家计委对中央有关部门的各项收费进行了清理，将未经财政部、国家计委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予以取消，并于1993年11月5日颁布“93财综字第152号文”，公布了第一批取消的收费项目，其中就有这个火车站“站内厕所收费”。
但是，当时铁道部对152号文有个解释，认为“站内厕所收费”指的是检票口以内，站台上为旅客所设置的厕所停止收费，但候车室不属于这个范围。
只有检票口以内的地方才叫站内，难道火车站检票口以外的地方就都和火车站无关了？李晓虎律师认为这个解释不合理。
于是，李晓虎律师特意赶往北京，从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那里得到明确答复，“站内厕所”是指车站范围内，包括进站通道、候车室及站台上等设立的厕所。
据此，法院判决由萍乡火车站返还李晓虎入厕费0.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李晓虎赢了官司以后，河南郑州的葛锐也向法庭提交了财政部综合司、国家计委价格司下发的《关于明确“站内厕所收费”涵义的复函》：“站内厕所”，包括进站通道、候车室及站台等处的厕所。
法院最后判决葛锐胜诉，候车室内厕所收费是违法的。要求郑州铁路分局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葛锐3毛钱入厕费，撤消二七区法院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郑州铁路分局承担。
葛锐的胜诉，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此后，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候车室里上厕所，人们再也不用掏腰包了。
但葛锐为了这场官司，耗费了时间不说，还花费了数千元。
今天的人们，在火车站候车室心安理得地免费上厕所，早已忘记了李晓虎和葛锐这两个名字，浑然不知他们曾经为此付出过多少努力。
我今天在文章中重新讲述了葛锐的故事，也想表达对葛锐和李晓虎的敬意。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在其著作《为权利而斗争》中说，民众为了哪怕看似微不足道的权利而进行烦琐的诉讼，哪怕是得不偿失也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耶林认为，虽然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是放弃权利还是争取权利（权利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但是，如果考察社会影响，放弃权利的行为就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当放弃本应合法享受的权利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无疑是对非法行为的纵容和鼓励，法律自身的权威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律的功能将得不到发挥，社会秩序也就很难得到有力维护了。
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振聋发聩地说：“人们对权利侵害的沉默无语，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画押。”
这段话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二是当别人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不要保持沉默。
劳东燕教授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她多次呼吁，当受到不法侵害时，要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自己首先应该出面，做有理有节的抗争；遇到别人的合未能权益被侵害时，可能的话，尽量施一下援手。……不要总指望别人出面，自己躲在后面岁月静好。
在微博中，劳东燕教授也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不会选择不听不看不想”的态度：
当我们对他人遭遇苦难视若无睹的时候，当我们对别人的正当权利受到不法侵害表示沉默的时候，或迟或早，我们自己也将深陷这样的处境或是命运。
“争个人的权利，就是在争国家的权利。”一个在自己遭遇不公时忍气吞声的懦夫，一个不敢争取自己权益的可怜虫，是不可能拥有稳固公心，秉持高尚公德的。
对于这一点，耶林早就在《为权利而斗争》提出过忠告：
不习惯于勇敢捍卫自己权利的人，是不大会出现为了国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与财产的冲动的。 出于贪图安逸或胆小怕事而放弃自己正当权利的人，对自己的名誉与人格遭受理念上的损害而无动于衷的人，习惯于仅仅用物质利益的尺度衡量权利的人，当国家的权利与名誉受到损害时，又如何期待这些人运用不同的尺度，以不同的情感进行斗争呢？
无论是为3毛钱“如厕费”打官司的葛锐，还是把河南省卫健委告上法院的谢女士，每一个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千万不要对别人的依法维权嗤之以鼻。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付出的努力，也藏着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他们既是在为自己讨个公道，也是在推动国家的法治建设。
在他们的身上，藏着这个国家法治的深度和温度，也藏着这片天空的光明与未来。
感谢所有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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