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为丈夫生，也为他死的伟大女性……

文|茉莉

看《觉醒年代》，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一个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

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和伟大品行，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普通女性——赵纫兰。

1884年1月21日，赵纫兰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个富裕家庭。

其父擅长诗文，因而以屈原《离骚》“纫秋兰以为佩”句中的“纫兰”两字给她取名。据说，她的长相就跟名字一样，如兰花般高雅、清秀。而她的人品，更似名字般高尚、良善、美好。

李大钊和赵纫兰是同村人。只是，她比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大了近6岁。

因为既有老亲又是世交，两家长辈早就有了结为儿女亲家的想法。所以，聪明伶俐的李大钊和清秀娴淑的赵纫兰，既是所谓的青梅竹马，又是真正的天造地设。

而这桩婚姻，对于日渐败落的李家来说，无疑是天降的福气。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相继离世，一直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随着祖父年迈，祖母瘫痪，家境日见衰微。到了李大钊10岁的时候，长他6岁的赵纫兰毅然地嫁了过来。应该说，此时她的进门，无论对李大钊还是对李家来说，都可谓雪中送炭。

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天性纯良的赵纫兰，知道李大钊聪慧好学且志向远大，婚后便积极支持他出门读书。就这样，有钱人家小姐出身的她，用一双小脚支撑起了家庭全部的重担。

没有了后顾之忧，李大钊专心求学，于1906年如愿考入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19岁时，又去天津政法学校读书。

尽管有赵纫兰悉心照料，但祖父母后来还是相继离世。祖父临终时曾交代，后事从俭，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可因为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的儿子，姑姑不满让继的孙子继承家产，于是借办丧事来大闹。赵纫兰只得忍气吞声变卖家产办丧。丧事办完，竟然耗掉了一大半的家业。

随着孩子相继出生，加上要帮助丈夫完成学业，窘迫中的赵纫兰，只能靠典当来维持日常家用。

李大钊从政法学校毕业后，为了探寻救国之道，又想去日本留学。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也非常艰难。但深明大义的赵纫兰，再次选择无条件地支持丈夫。

1913年，李大钊带着妻子东拼西凑的钱，去往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求学。

李大钊去日本求学，一去便是三年。这三年里，赵纫兰无怨无悔地以一己之力支撑着整个家庭，即便小儿子因天花夭折，她也选择了独自承受巨痛。

三年后，李大钊终于回国。可跟妻儿没呆上几天，又去往北京创立《甲寅》杂志，并筹备新文化运动的事宜。

后来，因其出众的才华和人品，经章士钊推荐，蔡元培认可，李大钊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职位，有着不错的收入，可以保证一家人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于是，在1918年，李大钊把赵纫兰和孩子们从老家接到了北京，一家人才终于团聚。那时，距离他俩结婚已有20个年头。

一位是刚刚而立，风华正茂的海归学者，一位是已近不惑，大字不识的小脚村妇。在外人看来，他们极不般配。而且，李大钊作为北大的教授，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北大不乏仰慕的女学生，但有着高尚人格的李大钊，始终与妻子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并时常把她引见给客人、同事、朋友。

在朝夕相守的日子里，赵纫兰更加了解了丈夫的工作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是，更加体谅丈夫的辛劳与忙碌，并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

1919年，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其中就有贤内助赵纫兰的功劳。

五四之后，李大钊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常有人上门来找李大钊请教和商讨问题，这时候，赵纫兰不仅热情待客，还主动在门外担任保卫，保护丈夫和同志，也护佑了建党工作的进行。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建党之初，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的工资大多都用在了经费和接济学生跟工友上，拿回家的很少，赵纫兰却没有一点怨言，自己省吃俭用，甚至典当旧物维持开支。当蔡元培知道后，将李大钊的部分工资扣除送到她手上，而赵纫兰却舍不得用，又悉数交给李大钊，支持他的建党事业。

建党后，李大钊频频参加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渐渐地，他和他的家庭便成了反动军阀们的“眼中钉”。

因长期担惊受怕，忧虑不安，导致了赵纫兰疾病缠身。尔后，小女儿钟华也染疾不幸夭折，但她始终无怨无悔，支持着丈夫的革命工作。尤其，当敌人举着枪逼问她丈夫的行踪时，她依旧守口如瓶，镇定自若，用实际行动保护丈夫，支持他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其中，就有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幸运的是，大儿子葆华外出春游，小儿子寄养在别处，躲过了牢狱之灾。

在狱中，夫妻俩见了最后一面。虽身陷囹圄，但赵纫兰从丈夫的眼里看到了视死如归，这让她更加坚定地，跟丈夫同呼吸，共命运。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当得知丈夫被害时，赵纫兰立刻晕倒了。终于醒来后，她叮嘱孩子们：“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大钊遇害时，年仅38岁。除了病妻幼子，什么都没有留下，连棺材都是朋友们筹款买的，更无钱送回老家安葬，只好暂放在一所寺庙里。

此后，赵纫兰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想到丈夫临终前对自己的嘱托，她拖着病体，振作精神，带着四个孩子（大儿子李葆华去了国外）回到了河北乐亭老家，发誓将孩子抚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然而，回家后的生活，仍旧困难，子女没钱上学，只能写信跟周作人求援。后来，周作人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北大的同事。1931年，在大家的帮助下，孩子们得以复学。尔后，星华又出售父亲的诗集及藏书，还是北大的同事们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勉强维持。

本来，赵纫兰盼着革命成功，就能安葬李大钊。可眼看自己大限将至，胜利还是遥遥无期。于是，在1933年春天，她来到北京，请北大帮忙安葬，党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葬礼。

终于，在李大钊就义6年后，其灵柩终于被安放在了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

参加完丈夫的葬礼，赵纫兰就因悲伤过度，一病不起。

1933年5月28日，农历的五月初五，也就是端午节这一天，49岁的赵纫兰离开了人世，她唯一的遗愿就是安葬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永远地守护在丈夫身边。

在赵纫兰49年的人生里，她以一个女子全部的柔情温暖、激励自己的丈夫，以一个妻子全情的付出支持、热爱自己的爱人，她几乎做到了：为他而生，也为他死！

赵纫兰，这位平凡又伟大的中国女性，在其默默无闻的一生中，为赫赫有名、刚直英勇的丈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质朴善良，吃苦耐劳，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楷模。

李大钊在临刑前写的《狱中自述》中，曾两次提到妻子。说赵纫兰从16岁嫁给他， “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在李大钊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妻子的感恩，对妻子的一世恩情，他无以为报，惟有铭记在心！

赵纫兰和李大钊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相濡以沫的真挚，坚贞不渝的忠诚——这样的爱情，让我们永远景仰！永远向往！

赵纫兰去世后，因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1983年，在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赵纫兰与李大钊的灵柩一同被迁至陵园单辟的墓地上，墓碑上的镌字也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我想，赵纫兰同志——正是对她最大的肯定，最高的褒奖！

年年端午，除了屈原，我们也要铭记这位用屈原的诗句命名的，贤惠的妻子，杰出的母亲，伟大的革命者——赵纫兰！

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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