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位青年的成长，为什么如此不同？
他们是较早一批接受“素质教育”的孩子，也因此成为教育改革中的参与者、实践者、被观察者。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只有真正地面对现实的拷问，才是所谓的“真实生长”。
作者｜屈露露
十年有多长？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这个时间足够完成从未成年人到社会人的生长。
下面将要提到的3个青年，同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一样，经历着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的人生轨迹。但不同地是，他们从一场教育变革当中走出来，完成了另一种成长的可能。确切地说，3个青年呈现的是3种成长样本，不可复制，但值得参考。
他们就是纪录片《真实生长》的主人公周子其、陈楚乔、李文婷，高中均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他们是较早一批接受“素质教育”的孩子，也因此成为教育改革中的参与者、实践者、被观察者。
2012年，3位性格迥异、家境不同的青春期少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高中生活。《真实生长》的纪录片也随之开始了拍摄。那时，北京十一学校像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作为素质教育的改革试点，学校打破了传统应试教育的惯性，创新了教学模式，学生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被激发。
2022年2月底，纪录片《真实生长》在腾讯视频上线，正片一共4集。在镜头里，3个人的差异十分明显，周子其是敢于尝试的非典型学霸，陈楚乔是目标明确的文艺女生，李文婷则是在宽松环境中默默努力的乖乖女。
事实上，拍摄并没有止步于高中毕业，而是一直跟随着记录了他们从大学到走向社会的时光。在《真实生长》的番外篇中，走出乌托邦之后的故事初见端倪，也为他们后面的人生发展做了留白。
纪录片播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观众表示意犹未尽。导演张琳看到了网友的评论，其中也有来自北京十一学校不同时期毕业生的留言。这些都让她觉得，那段令所有人振奋的时光，仿佛又回来了。
张琳认为，这是与主人公一起成长的过程。10年前，她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剪辑师，现在她已在这个行业里积累了10年的经验。她觉得，这个“鲜活如昨”的故事，记录的“不止是长大”，而是“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的命题。只有真正地面对现实的拷问，才是所谓的“真实生长”。
一个切实存在的“乌托邦”
北京十一学校，高一新生的军训动员会上，新生和老师发生了一场激烈辩论。
事件的两位主角，一个是该校历史教师李亮——看起来颇威严的中年男人，一个是15岁的高一新生周子其——看上去就不是让老师放心的“善茬”，后来他的种种事迹，也印证了这种猜想。
当时，李亮作为校方代表，在台上阐述军训的规则，讲述最后他说：“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是否能坚持你的操守呢？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用这种手段，来拓展你的自制力、你的规则意识，这就是军训的目的。”
周子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是这次军训的参与者，也是北京十一学校特色发展的被培养者。散会后，他当着所有高一新生的面，拦下准备离开的李亮，说：“老师，洛克说，趋乐避苦是人性，您对这点怎么看？”
周子其（左一）和李亮（左二）在辩论
这场师生辩论的关键论点来了——军训中，学生应不应该擦去那粒汗珠？
最终，辩论在李亮那句“赶紧回去吧，教官整队了”中停止了。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摄制组就是在这场辩论中注意到了周子其——纪录片《真实生长》中三位主人公的一个。在张琳眼里，以周子其为代表的北京十一学校的学生们，给了她太多的震撼。
故事要从12年前的教育改革开始说起。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一年后，由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牵头，学校开启了一种与应试教育截然不同的教学模式，后将创新模式推广至全校。
在这里，老师和学生的界线被打破了。班主任制度被取消，采用导师制。学生实行“走班选课制”，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和老师。与之对应的，是每个学生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专属课表。
老师们从应试教育的方法中突围出来，既要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又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志与独立思考能力，教育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学生们则有时间去寻找感兴趣的事情，有权利为自己争取利益，也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周子其和李亮在那天傍晚的辩论，也并没有划上休止符。回去之后，周子其和同学们一起给校长李希贵写了一封万言书，信里论证了军训改革的必要性，同时给出改革方向，设计出一整套适合高一学生的军训课程。
收到信后，李希贵非常重视，他专门开会研讨了此事，最后的结果是：取消初中军训，并将高中军训时间缩短了两天。
和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不同，李希贵坚持育人模式，注重素质教育。他非常乐意看到这种现象。自2011年学校开始实行“走班选课”制度并推行导师制后，学生们的独立人格和差异化的发展，正是北京十一学校教育改革所期待的。
这场改革之下，一切都发生着变化，《真实生长》如实地记录了他们。
在十一学校，学生们可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微积分、服装设计、扬州园林建筑等不同领域的课程都可以选。
在原北京十一学校教师黄娟的课堂上，她首先要求学生们脱掉校服，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以‘我’而不是‘我们’这是一个象征的姿态。”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们的视野被拓宽，他们自由地生长着，期待成为更好的人。周子其是其中最冒头的一个。他是一个学霸，成绩好，思维也活跃。与他辩论的老师李亮，后来成为他的导师，两人处得像朋友一样。
此前，周子其还和同学们创办了学生社团“学生内阁”，致力于为学生争取权益，并得到学校的尊重。学生内阁与教师们的教学系统平行，学生内阁的成员们全部由学生选定，老师没有投票权。与学生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他们都关心，食堂的饭菜价格、学生们上课要不要带手机等都在讨论之中。
教师新年联欢会上，坐在李亮对面的校长李希贵说：“你们班好多同学我都认识，徐子晗、周子其……”李亮特别骄傲，他喝得醉了，站着用手比划，这批学生非常厉害，“他能改变十一学校食堂的价格”。
与周子其同时入校的陈楚乔，同样吸引了张琳的注意。陈楚乔对自己有着深刻剖析，最开始和《真实生长》导演组的对话便是：“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我不知道以后靠什么吃饭……”这种直白的表达，这个早熟的女孩，让大了近十岁的张琳看到这届孩子的不同。
高二，陈楚乔完成了一本小说，她觉得自己像是迈过了人生的某个节点。她还改编了一个僵尸题材的微电影剧本，并很快为它寻找落地的办法。
在微电影的筹拍策划会上，她和同学们一起制作电影预算表，成本不低，就去找学校筹钱。第一次和李希贵谈，后者直接拒绝了。后来，他们又在学校做了一次项目评估会。经历种种，才终于拍成了电影。
离开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环境后，学生们仿佛到了乌托邦。而这群95后学生身上的强大内驱力，也让从应试教育中生长起来的张琳感到兴奋。
从突围到生长
《真实生长》并不是这部纪录片原本的名字，张琳也不是一开始就加入拍摄的。
片名原本叫做《教育突围》，项目的起源是非常个人化的。张琳说，当年北京十一学校开展的素质教育模式，引起了一批媒体人的关注。在接触过程中，他们切身触摸到的人与事，令这些一直关注中国教育的人感到振奋。
2012年，这些媒体从业者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费用完全由发起人粟国祥承担，旨在呈现这场教育改革。拍摄对象也不是现在仅有的三个学生，而是很多个性鲜活的面孔。
张琳说，当初大家是一颗初心和一股热情在支撑，所以当时“它根本没有运作可言”，片子的样貌、播出平台都没有想过。只有一个迫切的心态是“要赶紧拍，再不拍，这段非常珍贵的时光就过去了”。
那时，参与者对这部作品的拍摄预期是3年。再回忆时，张琳很感慨，那是一个很感性的、直率的决定，虽然在制作上并不成熟，但却十分宝贵。然而，正因为拍摄的契机源于直觉和情怀，它同时也是仓促的，这为项目日后的坎坷埋下了草蛇灰线。
2014年，周子其和陈楚乔升入高三，《教育突围》开始计划播出事宜。张琳就在这个时间点进入的。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清影工作室的成员，在老师雷建军的介绍下，负责《教育突围》的剪辑工作。
当时，现场剧组和后期剧组加起来是十来个人的团队。刘德东导演（代表作《老人泉》《幼儿园》等）细腻入微的风格给张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成片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不太对劲。张琳对《博客天下》说，是主体表达出了问题。
如果纪录片的表达重点，只是单纯地呈现教育改革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多少意义。“那个时候，即便是一群非常懂中国教育、关注中国教育，也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群人，却发现片子没办法为这场改革去做一个评判。这个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突围出来了吗？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
还有更实际的原因：一方面环境已经变了，到2015、2016年的时候，这种改革举措已经在很多学校推广实行，它变得不再那么新鲜了；另一方面，《教育突围》更像是具有说明性质的电视专题节目，并非一部“讲故事”的纪录片。
团队决定换条路试一试，可究竟要找怎样的一条新路，所有人很模糊。不过，大的方向是确定的，大家想还是要讲孩子们的成长故事，纪录片从《教育突围》改名为《真实生长》，项目还应该继续下去。
然而，方向调整之后，拍摄压力随之增大，大家看不到播出的希望，感到迷茫。眼看着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地散了。这部纪录片进入到了最低谷的阶段。
但是张琳放不下这群孩子。从第一次进入北京十一学校开始，她已经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和这群孩子建立了情感联系。她说：“非常迫切地，我有必须要讲述的故事，我的表达不吐不快，不讲出来我觉得非常可惜。”
张琳决定接手《真实生长》的项目往前走。那时团队只剩下张琳和发起人粟国祥两个人，他们共同坚守着这部片子。
在《真实生长》的导演手记里，张琳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过去的10年中，对这场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从未停止，对此，这部纪录片并不能给出定论。于我来说，这个故事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是，其一，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他们被鼓励表达自我、展现个性、甚至犯错，这听起来不言而喻的道理，却是对教育者、家长以及整体教育环境极高的要求；其二，那十年前开启的教育改革，是一段动态的、包容的、可讨论的时光……”
在她看来，十一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其实都是在为这场改革“托底”。开放的环境固然美好，但每个学生最终都有面对高考的一关。
最终，她把《真实生长》的主题放到了三个被甄选出来的个体上。“孩子怎么样在这样的教育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内驱力。所谓内驱力，就是驱动我以什么样的态度，我以什么样的热情和动力去过好我今后的人生。”
2018年，纪录片行业搭上视频平台的快车，多部作品受到大众关注，这也给了张琳他们一个机会。那两年，他们开始频繁地参加纪录片提案大会，尽可能多地为《真实生长》的播出获取更多资源。越来越多的行业人关注到了这部作品。遗憾地是，2021年10月，刘德东导演因病在北京去世，始终没能看到《真实生长》的成片上映。
第三位主角
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乌托邦里的一切，就像《真实生长》中的第三位主角李文婷。
同为北京十一学校2012级高一新生，和风风火火的周子其、理智成熟的陈楚乔不同，李文婷含蓄害羞，像一个乖乖女。她对周围的一切没有那么敏感，生活中除了学习，没有更多爱好，乍看下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但张琳还是把她拎了出来，或者说，是李文婷自己走进了《真实生长》的镜头里。
那时，张琳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老师、家长和学生这三个角色中，学生们是最先拥抱和欢迎这场改革的人们，相反，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是滞后的，需要很长的磨合周期。
当大部分孩子很快放飞自我、如鱼得水的时候，李文婷显得很不一样。“她是羞涩的，是格格不入的，她是要在内心跟这样一个外界环境做斗争的一个孩子。”
李文婷是来自山西一个县城的女孩，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有了北京户口。初三时，她转到北京怀柔读书，以中考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北京十一学校。在她过去的成长中，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赶上素质教育改革，让她有了诸多的不适应。
她对学生内阁没有什么兴趣，没有班主任的带领也多少有点迷茫。比如，以前成绩下降，班主任会找她进行严厉的谈话，直到把自己说哭，回去更能加把劲，但在北京十一学校好像没人管了。
李文婷的家庭环境中，父亲对她的告诫是“中庸才是一个女孩幸福的关键”。很多时候，她对大多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看法”。
高中学生们面临着重要文理分科。周子其选文科之余，还参加了校内辩论赛，和老师们一起辩论文理分科的话题。他认为，文理分科人为创造学生对立，不利于学生的社会交往，理想的高考是人人选择课程。陈楚乔从理科转入出国班，对自己的困惑是自己擅长什么、选什么专业，靠什么吃饭？她想早点定下来，日子才有奔头。李文婷的选了理科，原因是文科要背很多东西。
李文婷身上呈现的恰恰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细小的，但在那一届学生身上，又是十分突出和戏剧性的。
这也是《真实生长》在后续创作中的共识。为什么要拍完全不同的孩子？因为要在这场充满先锋性、实验性的素质教育中，看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个性的学生，在其中受到的影响。
不过，在张琳看来，李文婷身上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隐秘又缓慢的。全新的教育环境会让人去探索自我、萌发自我，思考我是怎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哪怕是像以学习为第一要任的李文婷，她也开始明白，我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我该做怎样的决策？张琳说：“他们的人生之后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和希望。”
《真实生长》看到一半，人们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三位主人公高中之后的生活。
周子其考上了自己期待的专业，从十一学校毕业后，进入北大历史系，却很快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方向。他辅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出国念了两年的公共政策，回国后成了一个职场人，现在一家公司做着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高中之后的生活，被他形容为“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过程”。
陈楚乔从国外回来后，进入影视行业，从基础做起，如今还在为梦想努力，已经开始在电影中担任执行导演。
李文婷似乎是最满足的一个，她在首都经贸大学读了金融专业，后被保送到对外经贸大学读研，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平淡也踏实。
张琳说，他们3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感受到了挫败感，大家都回到了普通人。“但这没关系啊，这也不是他们三个人故事的结局，对不对？”
《真实生长》上线后，张琳参加了一个播客。在节目中她说，拍《真实生长》时，让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学钢琴的事。她所经历的钢琴教育里，无论父母、老师，没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人看，没有人关心她的性格、喜好。
她觉得这和大多数学习钢琴的孩子一样，家长的要求要么是考级，要么是成为郎朗。这使她在后来学琴的那两年中非常痛苦。
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父母或老师中，有人能对她说一句“其实你适合做指挥家”，结果或许不太一样。
你对母校的记忆是什么？
博 客 天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