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张燕玲：破解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怪象
作者张燕玲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删减版刊于2017年4月25日《参考消息》。
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复苏，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应该峰回路转。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极大地助长了逆全球化贸易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一众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德国G20财长会已从杭州峰会立场明显退步，在公告中不见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凡是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大都从中获利良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知道，世间的事，有利必有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也是如此，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这是“大利”中的“小害”，是历史前进中不得已付出的“学费“，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措施加以克服和化解，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因为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就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当前日渐高涨的逆全球化声浪由当年极力推动全球化和在全球化中受益的某些发达国家引领，实在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悖论怪象。
一、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改善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
我们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经济全球化虽出现波折，但其潮流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市场规模，给消费者带来了多样化的商品选择，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这是李克强总理2016年10月11日，在中国一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对经济全球化的经典概括，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和继续推进新全球化的坚定决心。
日前，国际商会已明确表示：反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全球化和自由多边贸易的立场。这是拥有130多个国家会员和8万多个企业会员的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向世界发出的郑重声明。
国际上基本认可的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不断走向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经济利益相互交错和各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日益走向一致的一种趋势。其总体特征是，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就全球传播范围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可概括为六个主要方面：
（一）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
（二）世界性的分工链条已经形成，生产活动已经跨越国界。
（三）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越来越频繁，资本流动已经国际化。
（四）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
（五）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是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
（六）世界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日趋统一。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第六方面的表现，是最重要的。因为全球化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高度一致。所以我们说，经济发展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改善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
二、经贸关系全球化助推国际关系规则的改善
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至于从全球化的受益来看，是谁付出的多，让利多，收效就多，注意这是从出发点和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角度来分析的，而不是从利润的角度说的。因为西方的投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也是不小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资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作用相对下降，科学技术作用增大，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其次，在国际社会中起重大协调作用的国际组织，大多为发达国家所控制，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左右国际事务的权利和地位。
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享受到很多好处：
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谋取和维护全球经济霸权。全球化只是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手段，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占领了全球高端服务业，如金融、法律、会计师事务所等，而向全球输出了中低端产业，对高、精、尖产业大加保护，因此，伴随着全球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其手段之一，就是对违反发达国家的，所谓的贸易保护法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他们把本国法律国际化，使之成为各国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次，有利于发达国家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成为国际贸易的垄断者。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使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然而发达国家从中捞到的好处远比发展中国家要多，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会极大地促进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美日欧三方在世界商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高达50%以上，全球贸易实际上主要为这三方垄断，因为除了一般贸易外，上述发达国家的科技开发和应用更加直接地促进了自身以及全球贸易的发展，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地区经贸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从而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拓展。
再次，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并使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始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
最后，经济全球化促使发达国家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研究开发和生产出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新产品，及时推向市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处境和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要遭遇比发达国家更多的风险，所以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际规则是全球化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地球村才得以正常运转。经贸关系全球化，是在各种关系磨合中发展前进的。经贸关系的全球化是国际关系的每一点进步以国际规则形式固定下来的，从而形成全球治理改善的政策引领和法规基础。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全球化”成为众多代表关注的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全球化”，指出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给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要篇幅，再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也是进一步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张的具体落实。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来说，显然十分有利，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直接推动者，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经济全球化在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难免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影响：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客尖刻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失业人数激增。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量下降。此外，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冲击，可能会对发达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是几年前西方学者对经济全球化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的比较一致的研究成果。所不同的是，这些学者认为，诸如出现的就业问题和与此相关的部分工厂外迁问题与他们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特朗普却像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泡泡吹得大大的，并以此为由向与美国有贸易顺差的世界各国强行索要经济赔偿，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最能直观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先搞起的“三来一补”贸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的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它最早出现于1978年。三来一补企业主要的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由于初办时没有经验，中国企业对中国政府依赖较大，而不注重外销利润的获取。比如，耐克鞋、阿迪达斯鞋的出口价格，只有40到50美元，而外商卖到国外市场后，销售价达到90到120美元，巨额利润悉数由外商获得。而中国企业所获得的加工费，平均在一双鞋一美元左右。在这样微薄利润的条件下，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中国人和外国商人都知道，中国人是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主导下，一美元一美元地积攒外汇，积少成多，尽量用于购买外国设备、原材料及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由土到洋，一步一个脚印儿逐步提高自己的生产加工能力，用了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建成了全球公认的“世界加工厂”。我国的制造业就是这样脱胎换骨发展起来的，并且又用了十几年的奋斗努力才终于夺回了制造业大国的桂冠。
现在，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本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明显的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低端加工企业就开始逃离中国，又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去建厂，开始新的一轮劳动力价差的剥夺游戏。
由此可见，与站在全球贸易顶端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贸易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相比，在其国内出现的就业问题和工厂外迁的问题，确实是微不足道，完全可以由政府引导蓝领转业和税收倾斜轻易解决。以此作为挥舞经济惩罚大棒的理由，实在是无理的狡辩。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有所抬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凸显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阻力，中国提出了通过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措施来消除全球化负面影响，引导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的主张。我们都知道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和国际制度大部分是二战之后建立的，无法适应，1990年之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需要，必须不断完善和更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和话语权，但这些显然还跟不上全球化发展步伐，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台，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理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3月1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中国代表141个国家发表了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宣示。
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概念，即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治理的必要基础。因此说，我国既是全球化的持续推动者，也是全球治理的坚强引领者，世界各国对我国寄予厚望。
作
者
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副主席，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张燕玲女士1977年加入中国银行，2000年10月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2002年3月起至2011年底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张燕玲女士还兼任其他职务，如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银香港控股公司以及中银香港分行非执行董事。
关 于 我 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并由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资助项目。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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