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王文：五十国归来看 “一带一路”的长远发展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刊于《前线》杂志2017年第5期。
摘要
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调研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需要厘清基于长远考量的诸多基本概念，需要不断调适中外之间的相互预期，需要避免对“一带一路”的无序竞争。应重视“一带一路”中国方案的品牌理念，通过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综合服务机制、研究评估机制，管理和提升“一带一路”品牌价值，实现“一带一路”未来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3-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希望给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意味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希望在和平、双赢、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前提下为世界作出贡献。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中国品牌，中国应通过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综合服务机制、研究评估机制，对“一带一路”进行品牌管理。除此之外，中国还应设立长期的跨国联合研究小组，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进而推动“一带一路”长远发展。
沿线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心理预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笔者先后调研了近50个国家、国内上百个县市，积累了大量“一带一路”推进情况的一手材料。这些情况包括：
第一，通过调研发现，“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诸多实际利益，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与拥护，但一些国家“隐性”的防范之心与不少国家“显性”的奢求之心也同样存在。
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各异。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受制于双边关系，印度则偏向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沿线大国均实现了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一些国家还设立了“丝路大使”等专职负责与中国的对接，但如何落实既有项目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需要较为漫长的时间。
还有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待过高。笔者曾在中东调研，对方最关心的是，“一带一路”能给当地带来什么实际利益。笔者还曾参与某“一带一路”沿线大国的双边“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最后文本谈判，可以说，“一带一路”意向项目多，很多项目还有待落地。
第二，通过调研发现，“一带一路”已然具有一定声势，各国多数政治、经济精英都已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但要使“一带一路”在全球深入人心，塑造真正的中国软实力，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完全成为共识。比如，许多人至今对“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概念认识不清，许多人会问，到底是哪60多个国家呢？西非、拉美算不算？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定位是怎样的？再比如，对“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同国家使用的也不尽相同和统一。
2016年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官员就“一带一路”话题向王文教授提问
2016年王文教授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交流
2016年，笔者两次调研美国的“一带一路”看法。一次是在美国国务院给部分中层官员讲解“一带一路”，另一次则是与著名美国智库的交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问题就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期以来“中国走出去”战略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印度调研时，有人质询“中印孟缅走廊”是出于怎样的地缘战略考量？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令人信服的综合解答。
第三，通过调研发现，“一带一路”在国内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写入各省（区、市）和绝大多数地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但是有些地方出现项目无序竞争的苗头，一些重大项目缺乏可持续盈利性，个别地方政府“寅食卯粮”，甚至为政绩和财政补贴跑马圈地。
综上所述，虽然“一带一路”的初期阶段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研究与认识还需要精细，个别政策与项目还有些粗糙，仍需增进双边多边沟通。作为基于市场化的中国对外新倡议，尤其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议题所提供的中国式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必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在渐进的过程中学习总结。
着眼未来运营管理好“一带一路”品牌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都会有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对外大战略。以美国为例，始于1948年，旨在推进欧洲复苏、强化美欧关系的“马歇尔计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进程中，该计划也一度受到过巨大的争议甚至挫折，但对美国20世纪国力发展领衔世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与运作规则均有别于“马歇尔计划”，从覆盖范围与全球影响来看，也大大超过“马歇尔计划”，但美国政府推进“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耐力、定力与运营经验却值得中国借鉴。
“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中国“品牌”，但是针对目前的品牌管理机制尚未跟上。如上文所述，一些西方媒体常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解读，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有超常期待，国内个别地方的过度营销也会损害“一带一路”的品牌。
为此，唯有着眼于未来，从各国经验中寻找借鉴，更深层次地看待“一带一路”的下一步进程。
对于“一带一路”各项规划的落实与推进，我国需要建立实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综合考量各部委发起制定的各项“一带一路”政策文本，防止各部门之间政策冲突，抑制各地方政府互相争夺资源和权力，平衡各对外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对于“一带一路”各大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需要支撑企业“走出去”的整体服务机制，特别是包括投行、信托、法律、咨询等方面的大投资服务机制，以及服务当地民生、融洽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大宣传服务机制，与应对突发事件、保护驻在国侨民、防止海外财产遭破坏等的大安全服务机制。
对于“一带一路”整体品牌运营管理，我国需要具有思想深度、实践精神的研究评估机制。特别是以“一国一策”为基础，对“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总结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提出下一步重点推进的方向。
总之，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品牌价值，规划、提升、管理“一带一路”品牌价值，充分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形成我国引导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一面旗帜，也是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只有这样，全国上下才能形成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统一认识，进而凝聚成共建合力；才能消除或减少国际社会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化倾向，进而促进共商共建大局的形成。
实现“一带一路”长远发展的思考
中央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进程是谨慎与稳重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阐述“一带一路”，循序渐进、娓娓道来地讲述“一带一路”故事。2015年初，中央成立了“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三个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政府为之作出的积极行动和中国各地的开放态势。在此基础上，可以期待，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有更权威、更全面、更深入人心的声音与合作进展。
实现“一带一路”长远的发展需要润物细无声，放长远眼光。
第一，设立“一带一路”共同研究基金，吸引全球智库、学术机构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的研究，促进“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化、学术化。在国际思想学术领域设立“一带一路学”，既能重新总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发展现状、重新评估中国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更能在决策支撑体系的提升、舆论引导方式的改进、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的完善等多个方面，推进中国引导的全球治理进程。
第二，发挥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优势，通过多轨道的交流方式塑造“一带一路”区域的国际民意。“一带一路”传播的目标群体不应仅仅是外国政府，更要面向商界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在手段和方法上，不应仅仅依靠主流媒体，也应重视社交媒体的强大力量。在这方面，笔者曾参与“中国大Ｖ南美行、非洲行”，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发挥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同时，社交媒体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国际民意建设、得“一带一路”民心的重要方式。
第三，紧抓重大文创项目，以“一带一路”故事为载体，挖掘创作资源。目前，数百万人为“一带一路”建设从事开创工作，为新时期的中国影响力“开疆拓土”。21世纪需要更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经典著作。我们应鼓励中生代的国际畅销小说家，特别是对中国有客观认识且作品有国际穿透力的外国学者参与。他们是宣传动能的新力量。
第四，加强对“一带一路”精细化人才建设，出台“一带一路”版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吸引全球各类人才。现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的中国人超过百万，许多都是熟悉当地文化、语言、投资方法，有深厚人脉的难得人才。在各个领域、各个国别派出真正了解当地的专门人才，甚至可以专门设立“专员”“特使”，深入各个行业和区域协会，立足于长远，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对接。
秉持合作开放的理念，实事求是地阐述共同开发、共担风险的市场化理念，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共同利益终将驱动各国越来越重视与中方的配合和合作。这样，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未来“一带一路”进展会取得更多丰硕成果，“一带一路”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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