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基辛格：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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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RC2017
核心摘要
基辛格认为各国应当至少就医疗和非战略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共识，在战略领域也应展开对话，在确保本国利益的同时，系统性地讨论以及设立相关机构来解决各方的共同关切。他强调，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钱
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2021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我们对您的到来感到非常荣幸！
基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能回到上海，跟朋友们聊聊，即使只能通过视频，我也很开心。
钱
是的，50年前您来上海的时候，我还只是个高中生。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您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有何看法？在您看来，全球治理中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基
疫情仍未远离，所以我们还不算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疫情的影响逐渐消散。疫情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疫情削弱了我和朋友们之间自发交流的能力。现在大家只能借助互联网、Zoom来沟通，所以真人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正在减弱。与此同时，各国不得不集中自己掌握的资源，来保障本国国民的健康和安全。虽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确削弱了我们的大局视野。对于疫苗研发和生产以及相应的诊疗方法等领域的良性竞争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认为，各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应该尽力加强沟通，特别在那些并不存在争议的非政治议题上，包括科学研究、历史研究、商业活动等，以此在各国之间重新发展出一种共同体意识。这一举措在当下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当前，人类史上首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每个地区都与其他地区相连，每个地区发生的事件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这是因为高速通信技术的发展。
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里，各国如果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至少就医疗和非战略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共识，将是非常令人乐见的。即使是在战略领域，我也非常希望各国可以展开对话，探讨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钱
您特别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距离您上次访问上海已经过去5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通信技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您看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主要的沟通阻碍有哪些？显然，如今技术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沟通障碍了。
基
50年前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跨洋电话业务，一个人想从中国联系美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现在，我当时在中国感到非常孤单。另一方面，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沟通和对话的障碍也在大幅减少。
当今世界有一种趋势是，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各国强调的是本国方面，尽最大可能地确保本国利益。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些系统性的讨论以及设立相关机构来解决各方的共同关切，强调现代社会互联互通的性质。虽然通信技术已经今非昔比，但各国之间的政治隔阂却日胜一日，所以，讨论和对话是必要的。
钱
确实，各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冲突、竞争和分歧，但在大量问题上仍存在共同利益，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携手应对这些重要议题，您有何建议？
基
据我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制定了全球协作的疟疾防控项目，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各国之间可以通过合作达成怎样的目标。我们应该从疫情中学到一件事，那就是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合作，共同应对未来的疫情风险。各国需要做出相关决策，防范疫情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共同议题，比如气候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已经决定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我认为这一举措为全人类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一项以人类福祉为出发点的举措。我对中国领导人在做出这一决策时体现出的智慧表示赞赏。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各国究竟是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是需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互联互通的。今后，还将出现大量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如果世界沦为各国民族主义的竞技场，那么防范相关误判和避免冲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所以我希望各国领导人首先履行好对本国人民的基本责任，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牢记，世界人民通过共同的人类纽带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可以通过在诸多领域创建相关机构来实践这一理念。
钱
在这些方面，您希望美国政府做些什么呢？不只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考虑，也为了世界利益。
基
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其承诺，支持世界各地的疫苗接种工作，特别是关注那些因医疗卫生资源匮乏而难以独自开发疫苗的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但在通过系统性的合作应对疫情的出现和控制疫情，以及生产所需药品方面，他们并没有形成合力。这是其一。
其二是，各国需要支持制定预防性措施的联合行动。这些方面的努力，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可以由各国的国家机构主导，然后再与世界各地的相关机构联系起来。也可以首先建立区域性的，然后逐渐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机构，为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奠定概念性基础。
钱
您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您认为现在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当时相比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这会给今后几十年的世界秩序带来哪些影响？
基
的确，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是事实。但您的措辞似乎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以由美国单独完成，其实不然。尼克松总统上任时，世界各国分为若干个激烈对抗的阵营。美苏之间的敌对气氛浓厚，被称为“冷战”。许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技术，在当时都被用作对抗的手段。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时的中国还身处国际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当时的世界体系也还没有接纳中国。当时在美国，关于是否应该重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曾经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重建两国关系，也有人认为，中国和苏联关系密切，属于同一个问题的一部分。这方面，尼克松总统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从上任之初，他就坚持认为中国不能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他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并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事实上，我就是携带着他的这些指示来华访问的。在我飞往中国的途中，他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时说到，世界秩序应以合作为重，每个国家都需要做出贡献。
当时在美国，与苏联对抗的思潮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对华关系的份量与日俱增。我曾有幸作为美国国务卿，或以私人的身份，参与过许多涉及两国共同关注的经济和政治议题的项目，其中的重点就是找出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可以通过何种方式为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如果只从自身所在国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拒绝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国家，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危险——在危机开始积聚时，各方只从自身和局部的角度来理解局势，从而让对抗的危险不断增加。因为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每个问题都可以被认为是事关国家威信，是一国对另一国体现主导权的问题。
因此，通过合作的方式，基于平等的理念，充分承认双方在诸多领域中拥有共同的权利，这是我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元首未来重新展开对话时能够达成的成果，并且之后在许多层面上能继续推进。因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这一原则需要适用于所有大国。这些国家现在正在追求各种复杂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具备极高的精密度和精确性，实现了人机合作，因此破坏力极强。当然，这些技术必将成为各国之间各自竞相追求的目标，但各国也应该为相关的国际讨论留出空间，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那样选边站队，然后被集体卷入世界性的冲突。因为首先，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些技术能够产生的影响。其次，很多纽带和联系已经被切断，现在我们想要改善一个政治框架已经越来越难。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再存在孤岛式的地区，各地区无论主动或被动，都会相互施加影响。现代技术的某些方面，在100年前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想象，甚至怪异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严峻的风险，但也面临巨大的机遇。我曾有幸在尼克松总统上任之初，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一起，为两国关系打开局面，发挥两国的潜力。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始。这一事件能够大获成功的原因是，双方都对对方的基本关切表示了充分的尊重，而且都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体谅对方重点关切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和两国的努力，能开启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新时期。50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希望那时的我们会说，这是一次伟大机遇的开端。
钱
完全同意您的说法。从1971年到2021年，沧海桑田，中国现在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那么，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可能带来的益处，您有什么话对两国的人民说？
基
任何想要进步的国家，都必须相信自身的能力和自身的伟大。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而辉煌历史的国家来说，回顾数千年来的光辉历程时，一定倍感自豪。美国也是如此。我们特殊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未来的承诺。
过去，两国虽有联系，但互相依存的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深。现在两国应意识到，追求自身的复兴和辉煌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致力于推进全人类的利益。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并确定竞争领域，确保竞争不会升级为对抗的前提下，开展良性竞争。
如今，两国不仅可以通过本国的努力，还可以携手努力，共同探索一些史无前例的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现在人类已经可以把机器作为伙伴，与其协作。当然，每个国家都完全有机会和能力在本国范围内追求这些方面的发展。
在我有幸认识中国人民的50年里，他们确实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令世界为之震撼。在美中关系重启的时代，没有人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要开启下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理解，在这个阶段，任何国家都很难只靠自己走下去。过于激烈的竞争会加大国家之间出现误解和对抗的几率，即使一些看似微小的事件，最后也有可能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届时，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各种强大的技术手段将给假想的对手造成更大的破坏。
那么，我们要如何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国家目标的前提下，让人类社会免遭不必要的冲突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局面是由疏忽造成的。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并非无可指摘。我在这里想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在我有幸与你们结识的50年里，你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享受到了国际化带来的各种益处和乐趣。知识、历史和实践融合无间，在两国关系的下一阶段，两国应该继续求同存异，在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承诺，共同努力战胜疫情，缓解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改善气候，互相合作，诚实而不偏颇地交换观点，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目标，配得上伟大的中国文明，也符合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愿景。
展望未来，两国之间一定程度的竞争固然无法避免，但两国也需要在竞争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迎接一个和平、繁荣、有尊严的共同未来，丰富两国赖以繁荣的那些价值观。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发言。
钱
我们期待中美关系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们分享您对全球局势问题的看法。您的深刻智慧和真知灼见让我们受益匪浅。2021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祝愿您一切安好！
基
感谢这个夜晚，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延续一段我在50年前就协助开启的对话。
钱
谢谢您，祝您晚安！
GGRC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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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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