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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世界经济:亚投行何以扩大朋友圈

国政学人 全球治理 2023-05-22


本文约3200字,读完约需4分钟


作者系钱璟,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詹姆斯·雷蒙德·弗里兰德(James Raymond Vreeland),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与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赵剑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本文转载自国政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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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聚焦于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对世界银行全球发展领导者地位的影响,重点关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借款实践(borrowing practices)。这些国家公然藐视美国的偏好,意在创造世界银行的潜在竞争对手。

通过采用庞珣等学者于2022年提出的动态多层次潜在因子模型(Dynamic Multilevel Latent Factor Model, 简称DM-LFM)作为因果推断方法,结合多种经典估计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发现亚投行创始发展中成员国加入的世界银行基础设施项目数量有所减少(至少暂时有所减少)

同时,本文首次系统性地证明中国领导的亚投行至少在短期内降低了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相当一部分国家可能正逐渐与世界银行分道扬镳,并期待中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在发展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成立背景

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的成立

作为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美国曾在2016年亚投行成立前夕公开反对各国加入亚投行。一些学者认为,亚投行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处在美国和日本影响下的既有发展机构。

相比于世界银行,亚投行具备程序上的优势。长期以来,世界银行的项目审批程序和繁杂的社会与环境标准饱受发展中国家的诟病。世界银行同样承认这一事实,认为“提高贷款业务的及时性仍然是一项挑战”。

当前,世界银行从项目构想到给予首次付款的流程时间平均超过两年,而相比之下,亚投行仅需7个月,这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了一个“精益”和“简洁”的来源。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截至本文写作之时,亚投行已经批准了105个国家的成员资格,其中包括16个等待国内批准其正式成员资格的潜在成员。在89个正式成员国中,有43个是非区域性的,而在未来的成员国中,有11个是非地区性的,这说明亚投行的覆盖范围正在迅速向全球拓展。

本研究考察了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为获得创始成员国资格,各国政府需要在2016年之前签署协议条款,创始成员国会拥有部分特权,如增加投票权份额和参与提名亚投行管理层。

成为亚投行创始国家标志着对中国地位上升趋势的认可,同时也违背了美国的偏好。虽然世界银行已经逐渐进行自我调整,以给予新兴市场更多话语权,但代表性不足的国家也正在积极寻求替代方案。发展中国家接受贷款的能力有限,一些政府会因此不满于向世界银行贷款所需接受的附带条件,而亚投行恰恰为那些不满西方政治主导世界银行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借款机会。亚投行的决策权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将优先考虑简化项目审批,而非繁琐和干涉性的流程。

假设与验证

本文选用的数据集包括了1992-2019年间至少参与了一个世界银行项目的155个国家。由于数据中包括一些在2016年前被划出具有世界银行贷款资格范围的国家,因此本文同样对排除高收入国家的规范进行了分析。

本文将亚投行创始国(AIIB Founder)编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定义发展中的亚投行创始国为在样本收集阶段从世界银行借款的国家。这些国家明确面临着美国的施压,它们的加入是亚投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亚投行成立后,美国的反对声逐渐平息,随后加入的国家并没有面临如同创始国一样的压力。

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World Bank Infrastructure Projects),即世界银行在特定年份为特定国家批准的基础设施项目总数,是本文的关键因变量。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亚投行成立后平均从世界银行获得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少。这种负面影响在2017年最为明显,在2018年有所减弱。2019年的预期影响也是负面的。

机制检验

本文通过对驻亚投行创始国家办事处高级专家的采访,进一步验证了借款需求侧的决策影响,即创始国家与中国间政治联系的增加会导致其“与世界银行,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项目数量减少”,但这种影响也有可能来自借款的供给侧,即这一影响可能是由世界银行及其主要股东美国决定惩罚亚投行创始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本文在测试这种因果机制时并没有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首先,本文基于美国财政部2004-2019年的数据,考虑了美国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的投票行为。结果显示,美国支持了大多数项目(91.7%)。虽然美国经常投弃权票(6.6%),但很少直接投反对票(1.4%)。如果美国试图惩罚亚投行创始国家,它将投票反对为这些国家提议的项目,但现有数据无法支撑这一假设。

其次,本文考虑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与世界银行非基础设施项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如果美国试图惩罚亚投行创始国家,它不会将这种惩罚限制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因此本文预计亚投行创始国家在世界银行的非基础设施项目也受到负面影响。亚投行成立之初只专注于基础设施,因此即使是创始成员国也需要继续与世界银行合作,满足其非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根据数据检验结果,发展中亚投行创始国家的非基础设施项目并没有预计下降,这说明了亚投行创始国家效应仅适用于基础设施项目。

最后,本文考虑世界银行的条件限制。如果美国试图惩罚亚投行创始国,则世界银行会对这些国家施加比其他国家更严格的条件,但数据结果同样没能为该假设提供足够显著的证据。

尽管证据并不支持“供给侧”的说法,但这可能是两种力量相互对抗后的结果。一方面,美国可能想惩罚亚投行创始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官僚行为体,世界银行可能会寻求赢回并保持与这些国家的接触。作者对驻亚投行创始国的世界银行专家的采访突显了这一现象:面对下降的趋势,世界银行“确实试图夺回更多项目”。

结论

这份研究报告第一次系统性证明了中国领导的亚投行至少在短期内降低了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因此,亚投行可能是对美国借助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一大挑战。虽然还无法判断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但本文估计2016年至2019年的影响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亚投行创始国家对世界银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减少了约22%。这一发现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将来会有更多研究聚焦于中国领导的国际机构与美国竞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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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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