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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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思义系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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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制定了2023年疫情后的经济增速短期目标，同时还有着清晰的2035年战略经济目标。二十大报告将这一目标定位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2035之前中国GDP年均增长至少4.6%。

但最近，西方流行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23年编制的《2022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报告》中预测，2028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4%， 2031年将放缓至3.1%。贝莱德则发表报告称：“到本世纪20年代末，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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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数据严谨、结论荒谬的报告：

“优等生”中国必须向“差等生”看齐

类似诸多分析均宣称，中国将停留在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对这一针对中国的观点，高盛的一份报告给出了更为全方位的分析，该报告的标题一目了然——《中央王国：中等收入》，即中国将无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仍将位列中等收入经济体。

这一说法的依据源自高盛的报告：“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4%”

尽管高盛的报告包含一些极为错误的结论，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其他类似说法没有的。高盛的报告并非立足于西方的一些道听途说，而是试图为其说法与其所谓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严谨的数据依据。

但如下文分析所示，高盛的报告预测，是用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错误经济理论得出结论——中国将走向经济自杀！如果这种错误理论在中国被奉为真理，将极具危险性。

首先，高盛的报告采用了最典型的扭曲形式。也就是说，它采用虚实结合、真伪并存的手法，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比如，高盛100多页的报告，占用了数十页的篇幅阐述“中国将遏制增长和创新”：“ ‘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创新’……‘中国人口多半没有受过教育’”。

驳斥这些具体的指控很容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高科技产业竞争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经济体，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高于所有主要经济体。

高盛报告被迫将一些真实的数据包括在内，否则这项研究表面上看起来就不够严谨。根据高盛自己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他们所说水平的压倒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预计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有所下降——这是导致GDP增长下降92%的原因。确切地说，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所占GDP增长下降了2.4%的压倒性影响。

高盛的报告在谈到资本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下降的原因时表示，这是因为“投资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

如下文分析所示，毫无疑问，10年间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将导致中国增长率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要通过大规模地削减投资来进行经济自杀？报告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从而令中国无法实现2035年目标，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34%”。

但是，首先，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最成功的道路，而走不太成功的道路呢？

但显然，高盛的报告认为，优等生（中国）应该照抄差等生（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作业。我们不清楚高盛是否认真思考过他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中国既是发展中经济体，同时也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事实上，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的唯一原因是，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除中国外的所有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0%，除中国外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一数据仅为23%。

无论如何，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后果显而易见。显然，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或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那么预计中国GDP增速也将跌向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也将重蹈它们的覆辙，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样的决定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2

美国用这招打击竞争对手，屡战屡胜

事实上，削减竞争对手投资占GDP比重，来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这种手段对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相反，这一套路是美国历史上用得最多的，也屡战屡胜。

特别是自二战以来，当美国发现其他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快于它时，这样的手段它曾用过三次。这些倒霉的竞争对手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亚洲四小龙。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手段，源于它在二战后历史性地面临全新的经济形势。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现自己面临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史上第一次，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首先是西德，接着是日本，他们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GDP增速开始远高于美国。这是美国经济历史上第一次被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超越和击败，导致美国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50年至1971年，美国黄金储量下降一半以上，从20000吨降至9000吨。

面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采取的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是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大幅减缓竞争对手增速。这种套路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因此它可以利用强大的影响力来影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利用政治强权迫使德国重新评估德国马克，从而降低其竞争力，并不再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美国对德国的军事保护是如何影响德国经济政策的，在1967年3月的“布来辛信函”中暴露无遗。该函是西德中央银行行长写给美联储主席的，他在该函中明确指出：“偶尔有人担心，美国在德国驻军所产生的支出可能会导致美国损失黄金……当然，您很清楚，德国联邦银行在过去几年里并未将任何美元兑换成黄金……您可以放心，德国联邦银行未来也将执行这一政策。”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不再超过美国。因此，那些在美国热衷于走对抗性路线的人已经坚信，通过减缓其他国家经济增速，而不是加快美国自身经济增速，就有可能赢得竞争。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样的套路再次被美国反复使用。

美国为了大幅减缓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创造的最显著的效应就是削减了两者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德国和日本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峰值水平急剧下降——德国从1964年的30.6%降至2021年的22.0%，日本则从1969的41.2%降至2021的25.0%。

3

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美国力量”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挫败了西德和日本的竞争后，20世纪80年代又面临着来自“亚洲四小龙”的竞争，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速均高于美国。尽管这些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对美国的竞争威胁远远完全低于德国或日本，但美国依然故技重施。

“亚洲四小龙”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甚至高于西德和日本——新加坡于1984年达到46.2%的峰值，韩国于1991年达到了39.0%。

但这些经济体的关键弱点是，东亚一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储蓄不足以为如此高的投资水平提供融资。到1996年，每年有1100亿美元流向亚洲，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

为方便这些短期资金流入，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被说服放开国际资本账户。1997年，取消资本管制反过来又允许资金流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当年引发了毁灭性的亚洲金融危机。

尽管美国1971年前后处心积虑的单边行动直接减缓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但对于美国是否有意促成1997年危机以减缓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各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推波助澜令形势变得更糟，并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特别是，美国在当时强烈反对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资金的提议。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判断美国政府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观意图，但一定要认识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的境遇与西德和日本曾经经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美国是否故意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无论美国在强加给该地区的解决方案中持有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结果是明确的。

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个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降低。美国的手段表明，迫使竞争对手降低投资水平，可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而美国则通过本国经济增长无法加快，但使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变慢的方法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4

中国不是苏联，

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诱导“经济自杀”

现在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西德、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截然不同。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隶属于美国，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迫使他们采取维持美国霸权的政策，即使这违背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

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利用其统治地位“谋杀”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不能像对待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治军事手段。以迫使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货币重估，以及迫使中国降低投资用于中国经济比重。

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中的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境外资本流入为本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恰恰相反，中国始终保持收支盈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超过国内投资总额。

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发动全面军事战争，也会美国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国内大多数人，无论是民众还是军事/外交政策界，目前都不支持这种政策——尽管美国利用其军事实力的间接影响，在台湾周围进行挑拨，以及在中国南海制造危机等。

也就是说，美国没法“谋杀”中国，击溃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诱导中国经济减缓或停止增长。这就是美国必须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诱导中国这样的大国实施“经济自杀”的想法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历史表明，事实上，美国对前苏联就采取了这一手段并取得了成功。苏联自杀部分源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的自我削弱，其原因也来自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误以为，美国会帮助苏联。戈尔巴乔夫在成为苏共总书记后，听任叶利钦领导的苏共内部发展旨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流派。1991年12月，叶利钦摧毁苏联后，资本主义复辟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俄罗斯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这便是“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

“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是贫困和动荡。用普京的话来说：“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分裂主义的胜利、俄罗斯的国耻、生活水平崩溃、预期寿命下降、内战爆发、敌对军事联盟几乎向俄罗斯边境推进，所有这些都源于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心存幻想。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找到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期他也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自杀之路。

但是，可以说，美国无法在中国取得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共，中国非但没有被引入灾难，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目前，美国不可能像对付苏共那样推翻和摧毁中国共产党。因此，由于无法正面取得成功 ，美国的目标是进行迂回攻击。也就是说，美国希望通过内外联合在个别问题上取得进展，从而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力量。

虽然这些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短期危机和问题，但并没有成功阻止中国的民族复兴。原因在于习近平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

美国从击败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中知道，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的决定性方法是让其降低投资水平。这与高盛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确，如果中国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其经济将大幅放缓，亦将无法实现2035年目标。高盛在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并建议中国削减投资。美国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迫使中国降低投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在经济上谋杀中国。相反，美国必须设法诱导中国降低投资水平。正如高盛的研究所示，美国只能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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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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