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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者: “中国在全球带火‘特区’, 深层的成功经验却被忽略了”

阿加瓦尔 全球治理 2023-05-22


本文约12000字,读完约需10分钟



作者阿拉德纳·阿加瓦尔(Aradhna Aggarwal)系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与管理系教授,曾任印度瓦德瓦尼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转载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GGRC2017








导读

近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将建立4个经济特区,关注先进制造、云计算、海事等关键行业。此前,俄罗斯远东经济特区的规划和落实得到各界关注。经济特区作为一种促进资源要素禀赋聚集,从而带动工业化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手段,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视的发展经验之一。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500-4000个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本文回顾了经济特区的历史演变。第一代经济特区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港口。上世纪40年代末拉丁美洲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第二代经济特区,随后,印度、台湾地区、韩国纷纷复制该模式,促成东亚产业的惊人起飞。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代经济特区强调全面开放,将经济特区作为学习和传播新技术、获得世界信息、借鉴和吸收新管理技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一种测试新政策的手段。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特区发展思路从古典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转向大型综合性的、城市型、中国式的“经济特区”和“特区”。全球化和价值链分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机会,通过特区的形式,发展中国家可以规避国内各类结构性瓶颈,塑造适宜的投资环境,从而快速融入国际产业链。   

虽然经济特区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推崇,但至今为止,通过经济特区而取得显著成功的案例仍然十分有限。作者指出,传统上把经济特区视为“贸易飞地”、忽视其与国内整体发展协同的做法,误读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真正成功经验。例如,洪都拉斯2011年设立的经济特区因享有高度自治的司法和行政体系,被认为是“法外之国”而遭到抵制,面临被左翼政府取消的局面。作者强调了四条成功经验,包括特区与当地经济环境的融合、战略政策干预、贯穿中长期愿景的政策制定的试验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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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将经济特区(SEZs)视作为工业化的引擎,经济特区的数量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拥有经济特区的国家数量已经从1995年的73个增加至2006年的130个,同时经济特区的数量从500个增加到3500个。

随着经济特区数量的爆炸性增长,经济特区在形式和功能上也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各种新的开发区经过演化,被归入经济特区的范畴。有趣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种以上的冠以各种名称的经济特区。

尽管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经济特区也在不断演化,经济特区的蓝图仍由植根于过去的狭隘意识形态所驱使,经济特区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其效果一直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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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的演变:全球经验

(一)在中世纪,欧洲自由港口/城市/特区的

出现恰逢重商主义的兴起







经济特区是促进贸易和发展国内产业的一种工具,其传统形式是在当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过程中诞生的。12世纪,经济特区以自由港口、自由城市和自由区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并在中世纪盛行。这段时间恰逢欧洲兴起重商主义。基于获取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增加出口来换取贵金属,重商主义政策提倡制定复杂的关税制度阻碍进口、保护国内产业。但从本质上说,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取决于过境贸易,而不是国内生产。因此,为了克服高关税壁垒,并在促进出口或进行转口贸易的同时又不对外国商品开放国内市场,就产生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需要。当重商主义国家开始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谋求贸易地位以扩大出口时,自由港口和城市从欧洲蔓延到这些大陆。最终许多地区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伴随着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兴起。当欧洲国家的技术优势与落后国家进一步扩大时,他们开始降低关税壁垒。因此,自由港口和城市失宠,数量开始下降,它们演变为港口内或者毗邻港口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封闭区域,位于或毗邻港口/机场,或者是任何在区域内进行商业运营而无须支付进口或出口税的司法管辖区。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降低自由贸易区转口贸易的运营成本,由此创造了就业和投资机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16个欧盟国家仍有封闭式自由贸易区,10个国家有仓储类自由贸易区。在美国,根据1934年的对外贸易特区法,第一个外贸区于1937年在纽约设立,至今已有230多个外贸区(近400个分区)。

(二)发展中国家(地区)采用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促使第二代经济特区崛起:出口加工区







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空前萧条,西班牙在加的斯市设立了一个特区,通过提高原料附加值增加出口。这标志着注重加工活动的第二代经济特区肇始。与自由贸易区不同,出口加工区(EPZs)划定为工业区,货物免税进入加工区后出口,除了关税豁免,投资者还享受宽松的监管环境。

爱尔兰的香农被认为是在1959年第一个拥有现代出口加工区的地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波多黎各岛在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个拥有现代出口加工区。在1949年由美国一家咨询公司设计和始创的著名的“操作引导”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导下,波多黎各提供税收和关税优惠来吸引美国企业,利用波多黎各巨大的劳动力储备来重新整合他们的一部分生产流程。这为全球价值链和现代出口加工区型经济特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税收及关税优惠适用于整个岛,无地理限制区域设定为出口加工区。此方案的施行,使波多黎各岛进入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时期。

20世纪60年代,该模式扩散到亚洲。虽然印度是第一个设立出口加工区的亚洲国家,但中国台湾是第一个成功设立和运营出口加工区的地区,并且对出口加工区这种模式在亚洲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咨询公司的帮助下,1966年高雄设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这是一种类似波多黎各的模式。与波多黎各不同,台湾采取了进口替代制度。因此,在指定区域实行的波多黎各原始模式被称为出口加工区。韩国于1971年复制此模式,此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阻止大规模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和墨西哥在边境创建了一个经济围栏——美资工厂系统,为企业出口区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双工厂”的概念出现了,借此,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即美国的一侧从事“高科技”业务,而在墨西哥一侧的美资工厂则建立劳动密集型工厂。墨西哥的这种组装工厂并没有限定在特定地域。取而代之的是,它们是一些被特别指定专门从事出口生产或服务的私人企业。这些企业享受关税豁免和其他税收优惠,并在一个自由的监管环境下运营。这个模式后来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

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概念开始受到热捧,促使许多发达国家中从事服装和鞋类、电子器件生产的公司将劳动密集型工厂搬迁到位于加勒比海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加工区。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和毛里求斯成为非洲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先锋。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以促进经济特区发展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然而,它们大多数属于贸易类型或自由贸易区类型。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经济特区是小型出口加工区,只将注意力放在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者身上。在这些特区,大约有1000家企业,约占198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三分之二。然而,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则完全可以忽略。

(三)效仿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全面开放的经济特区取代了出口加工区,并广泛传播







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其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中国发展了自己的经济特区模式,放弃了由周恩来开创的出口加工区。这标志着第三代特区演化的开始。与被工业区包围的出口加工区不同,经济特区是一种大型开放的工业城镇,分布在数平方公里内,从事多元化的经济活动。特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区有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它们具有省级政府的权力。

第三代特区在经济特区的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经济特区”中的“特”指的是有别于国内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则泛指该区域内所允许的类型广泛的各种活动;“区”是指包含在国内版图内的、物理上或法律上有界的“经济空间”。这样的命名方式用于这些特区本身,便足以从中捕捉到政策发展的眼光。中国将经济特区作为学习和传播新技术、获得世界信息、借鉴和吸收新管理技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一种测试新政策(未用于其他经济区域的经济政策)的手段。经济特区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发展及推动特区所在城市成为全球性都市的潜在核心力量。中国经济特区的表现是惊人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中国的经验,目前都致力于将他们的特区扩大或升级为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大型工业和城镇商业中心。

(四)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爆炸引发了大量经济特区创新模式:1991年起







当前全球化浪潮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爆炸,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流程分为地理上分散的跨多个行业的网络。从历史上看,曾被认为无法进行贸易和离岸/外包的服务业被局限于制造业之中。但是现在,甚至在服务业领域中也出现了外包/离岸的可能性,从而塑造了全球行业价值产业链。这些变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属市场而不是同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一系列机会。然而,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确保发展中国家能与全球价值链有效融合。经济特区通过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为获得这些机会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抛开激烈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一项经济扩张和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政策,经济特区已越来越获得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产业特色、服务特色和国家特色的经济特区创新模式正被用来开发经济特区的潜在优势。

具有产业特色的经济特区为满足特定产业的需求提供设施;具有服务特色的经济特区注重贸易服务。而国家特色经济特区则由外资企业或政府设立,以引进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种类型的经济特区著名的例子:中国的台商投资区;中国、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出口加工区;新加坡在印尼投资的经济特区;韩国在孟加拉国投资的出口加工区。最近,中国政府已经在非洲进行大量投资,在几个非洲国家建立经济特区。可以预期,中国自身的成功发展模式可以为非洲大陆国家提供积极引导。

经济特区的其他主要类型为混合经济特区、物流园区及边境经济特区。混合经济特区是从一般区域中再细分出的区域,对所有产业开放,是为出口加工区的注册企业及面向出口的企业预留的一个单独的出口加工区。物流园区是第二代以贸易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本质上是服务型经济特区的一种变体。它们提供增值服务,如交叉对接、定制、装备、分类、生成管理报告、运输合并、加工支持、订单、分拣和打包、修理或翻新、逆向物流、特殊包装和子装配等服务。它们的出现促进了作为物流型复合区域的港口和机场腹地的发展。许多国际机场也有自由贸易区。最后,边境经济特区(BEZs)是在边境地区设立的,目的是探索边境地区的相对竞争优势。由于其气候条件优越、具有要素优势,且在空间上接近国外市场,发展跨境的前向和后向联动的潜力相对较大,因此有自己的空间优势。边境优势探索促进了中国、越南、泰国和湄公河区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边境经济特区的发展,并且推动了地区间的合作。

(五)特区一体化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特区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晚期)







经济特区可以超越国界。设立国际经济特区的目的在于通过信息交流、相互了解、技术及资本的转让和改善基础设施来加强区域合作,有增长三角和跨境经济特区等形式。

增长三角是指覆盖三个相邻国家的部分地区,可以进行经济交易和社会事务办理的空间,可以提高地区竞争力。增长三角整合三个邻国的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自1998年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以来,几个增长三角已经形成。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增长三角、中国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等。

跨境经济特区是位于边境地区的涵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地理区域。跨境经济特区通过整合边境双方的边境经济特区而建立,以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合作。跨境经济特区有:中国越南边境的河口-老街和萍乡-东荡跨境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的瑞丽缪斯跨境经济特区,以及中国老挝边境的莫亨跨境经济特区。

最后,亚洲和非洲沿着物流通道采取了重大举措建立经济特区,进而使之转变成经济发展走廊。预计它们将在促使有利的贸易环境、投资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并促进特区一体化。

显然,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特区的原始概念正在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设计和目标。创新性特征已经融入基本设计中,用以发掘特区的潜力并获得竞争优势,以超越国际竞争对手。它们已经从以贸易为导向向以发展为导向演化,从纯粹的经济工具向社会与政治工具演化,从实施结构性改革到推进国际区域合作演化。随着经济需求的变化,经济活动构成也从纯粹的转口贸易首先向货物加工、其次向贸易、最后向服务演化。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区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能和技术导向加工型转变。尽管财政激励仍然是经济特区一个有吸引力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说,经济特区竞争现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竞争。特区不再主要设在港口或机场附近。相反,特区设立选址灵活,依据特区建立目的而设在位于内陆和边境的地区。在过去的15年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由私人设立、开发和运营的特区。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不到25%的特区由私人运营。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项研究,2006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2301个特区中的62%由私营部门开发和经营,这降低了政府建立和维护经济特区的成本。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图景的发展及时间的推移,经济特区正向更多综合性目标、高科技导向、多部门参与、多重优惠政策、灵活的区位选择、较大的空间维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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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全球多样化设置

经济特区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得到了发展。不同的国家(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吸引投资。下文着重介绍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区演变过程。

(一)亚洲







亚洲拥有数量最多、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就地域而言,大多数亚洲经济特区位于东北亚、东南亚(东盟)、南亚和中东地区。东北亚包括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蒙古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是自由港,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地理划定经济特区。东盟是一个10个国家的地区联盟。其中,8个国家已设立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其余两个,老挝和缅甸也决定积极发展自己的经济特区。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有很长的促进经济特区发展的历程。最近,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也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它们已经各自划定三个地方来启动项目。2010年阿富汗也在考虑建立出口加工区。中东地区由16个国家组成,除了三个国家(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卡塔尔),其余的国家都有出口加工区。而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正在积极开展这类项目,其他国家有一个或两个特区。在中亚,自由贸易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过去的10年里,一些经济特区已经取代了旧体制,并且制定更全面的制度。这些自贸区分别位于塔吉克斯坦(2004)、乌兹别克斯坦(2008)、哈萨克斯坦(2011)、吉尔吉斯斯坦(2014),以及土库曼斯坦(1994,2007)。

(二)非洲







非洲大陆几乎错过了20世纪70~80年代建立出口加工区的热潮,早期只有少数国家如埃及、加纳和毛里求斯试验过这一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席卷整个非洲的出口加工区立法潮的兴起,非洲的这些国家纷纷建立特区,他们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冈比亚、喀麦隆、加纳、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利比亚、莱索托、塞内加尔,以及马达加斯加。自2010年1月,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5个伙伴国家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已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关税同盟,甚至在区域协议中阐明了“出口加工区条例”,以确保实施出口加工区项目的同步性。除了乌干达以外,其他成员国都在大力推动该项目。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希望效仿毛里求斯的成功案例,而更多国家则希望借鉴马达加斯加和肯尼亚的成功做法。中国已对该项目提供了大量支持,并已经支持几个非洲国家创建经济特区。人们相信,鉴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通过引进技术和开发庞大的中国市场,这些特区比其他特区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三)中东欧







欧洲中部、东部和东南部的几乎所有国家(巴尔干半岛)要么有尝试的想法,要么已经建立这类特区,第一批建立特区的是俄罗斯、波兰和保加利亚。Vaknin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些特区的糟糕的表现。尽管这些特区不太成功,仍有其中的某些国家效仿世界上创办特区最成功的国家,在继续推进其特区项目。

(四)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由12个国家和3个地区组成(法国圭亚那、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大部分国家(除苏里南和圭亚那)都拥有某类经济特区,甚至无海港的内陆国家巴拉圭也批准建立了针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自由贸易港和仓储区。阿根廷、秘鲁和厄瓜多尔只有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口,而其他所有国家则都设有制造(或服务)导向特区。

(五)中美洲







中美洲连接北美和南美,包括7个国家和许多小的离岸岛屿。自由特区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促进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地区的大部分特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除了伯利兹的物流类商业自由特区,其他国家都建立了制造导向的经济特区。

(六)加勒比海国家







加勒比海国家拥有最古老的特区,波多黎各是第一个拥有出口加工区的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自1969年以来一直奉行特区规划。在其他国家中,有特区规划的包括古巴、牙买加、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群岛、圣基茨和尼维斯。牙买加始创于1976年的出口加工区现已升级为经济特区。2011年,开曼群岛政府与开曼企业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来构建、开发、运作和维护一个经济特区,旨在吸引全球科学、技术、商品和衍生品、媒体和教育实体进入开曼群岛。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地区)设立经济特区的趋势在不断增强。大多数国家(地区)都专注于扩大或升级特区,以在全球化经济中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潜力。直到近期还没有设立经济特区的一些国家(地区)也已经制定了具体的经济特区发展规划。此外,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实验将许多国家(地区)的经济特区发展推动到更高一层。目前有一种趋势:逐步从古典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转向大型综合性的、城市型、中国式的“经济特区”和“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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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特区激增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20多年中,世界经济和制度格局发生了重大、根本性的变化。多种因素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生产、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整合、不断增长的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多的多边法律义务;更多达成的区域和双边协议等,这些变化都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这些变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并且也制约了它们的政策空间、削弱了它们提高国内收入的能力,并且增加了它们面对冲击及金融动荡时的风险。但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还是借由国际化的生产和分销网络,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开辟了新的机会。当前的全球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爆炸浪潮,促进生产过程分拆成为跨多个部门的制造和服务网络。在历史上,服务曾被认为无法进行贸易和离岸外包而仅限于制造业之中。但是现在,服务业领域中出现了离岸外包的可能性,从而在服务业中引发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些变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的机会,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属市场而不是同整个产业链竞争。两种类型的网络已经形成:(1)生产者主导的生产网络——生产企业在不同地区组织大量的供应商;(2)买方主导的网络——大型零售连锁商提供所需的最终产品规格,并鼓励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甚至当地大量的分包商构建自己的生产系统。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加入这一产业链是这些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然而,这种系统要求境外承包商坚持高质量标准、价格符合买方的预期,并保证准时交货。如果时间、成本和质量要求超过了分包商所能承担的成本上限,订单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但是,单靠市场力量无法确保这些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有效整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存在各种结构性瓶颈,例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程序复杂、存在官僚化、由货币政策引发的壁垒以及贸易、财政、税收、关税、劳动政策的自足化不足以及存在强大的国内阻力。供应方的瓶颈提高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对投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建立经济特区需要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提供可以延长租期的低租金标准厂房、提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备、可以一站式通关、简化手续、放宽劳工法的规定等,它通过为国内企业提供外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或离岸外包(国内投资),帮助其进入国际产业链中。与国际产业链中的公司的合作将为它们提供进入全球范围内的新技术、技能、资本和市场的入口,通过技术的传播和展示,这些企业可从“学习型”企业演进到国际最先进的实践体系(企业管理方面)。通过垂直(后向)和水平(前向)联动效应,技术和技能不仅会传播到特区的其他公司,还会影响国内本土企业。后向联动主要有两个渠道:利用国内原料投入和安排国内公司分包,通过允许国内企业作为经济特区的供应商,使特区经济与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实现一体化。当出口加工区单位在国内市场销售部分产品,或者当特区企业家扩充其业务范围进入国内市场,并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时,就会产生前向联动。此外,出口加工区产生的赠送服务和商品需求,也可能与国内经济产生联系。所有这些效应会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范围,并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升级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亚包括中国的生产商。这些国家从进口输入组装到增加当地生产和采购,最后在内部和外部市场销售自己的商品。因此,经济活动从低技术含量和组装型过渡到高科技的技术密集型,就是经济特区的升级。

经济特区也与集聚经济有关。在这些集群内,活动的专业化可以培养熟练的工人;形成低运输和物流成本的外部经济;降低通信费用及基础设施费(就共享公用事业设施而言),以及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这些外部经济首先能够对投资流入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由于本土化经济和初始投资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和国内公司,因此可以促进其进一步专业化。集群可以通过使具有利益关联性的集群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供应商定居于附近而使集群扩张。因此,经济特区可以作为一个自我强化的体系,其中产业集群内产业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效益向前、向后、水平流动”的整体,并在当地形成了较大的制造中心。国际贸易也推动了这一过程。企业地理位置的相邻性,可以作为创新、学习及知识溢出的主要动力,反过来,也会促进竞争。这些过程可以在所有集群内发生,但这些过程对于“贸易”(出口型)集群比“非贸易”集群更加重要。因此它们可以生成一个发展过程,即加速;循环,一个公司规模的扩大可以推动其他公司规模扩大;实现累积影响及自我强化。它们可能与增长极概念理论有关。

设计和构建能够充分体现经济特区优势的特区,学习成功国家的经验十分重要。

传统上,人们认为在经济特区运行中简化和高效的政府机构、高效的海关控制、邻近港口或机场、拥有具有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以及出台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对经济特区的成功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经济特区成功因素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了解到国际和国内因素对经济特区(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成功至关重要。国际条件会决定经济特区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而国内条件则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特区运作的投资环境。一般认为各种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决定了国内经济特区的成功水平。而宏观层面因素涉及整个经济特区的政策、资源情况和限制因素,微观条件由特区提供的激励政策(宽松的财政和非财政监管)、管理、设计和设施(基础设施和高效管理)确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中观条件,由地区因素决定,也包括地区基础设施、出口基础设施和可利用的劳动力。据此,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经济特区内实行了一整套综合性的激励方案、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制定高度宽松的监管制度及进行有效管理,并且将它们与其他经济形式区别开来,以保护特区免受特区外投资环境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的成功,一些国家的省级政府开始专注于建造大型开放式的综合性园区。为了经济特区的成功,尽管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成功仍然不是普遍性的。关于上述情况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特区的类型能否决定它们的成功?”证据表明,相对于规划、设计及基础设施而言,经济特区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通过对成功国家的深入分析可以知道,至少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在他们的成功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一是经济特区制度的战略性执行规划包括愿景、使命、目标和实现目标所需的策略。

二是要有在规划运行中应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动态方法。

发展中国家对于战略性经济特区有着迫切的需要,以至于因经济特区与国内经济的协同效应,经济特区产生自我强化的过程。

全球经验表明,建立经济特区有两种战略方法:基于贸易的次优解决方案和集群发展的方法。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经济特区是克服现有障碍,提供一定优势的贸易飞地。因此它们的成功取决于拥有的优势和提供设施的便利程度。经济特区是由跨国公司利用税收和关税的特权或由成本差异化推动的促进生产系统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工具,是促进资本密集型生产及改变经济的生产结构。为了确保溢出效应,政策制定者降低了经济特区和国内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易壁垒。但是作为贸易飞地,经济特区在根本上仍然与广泛的经济贸易区无缘。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特区是被嫁接到主体经济体上的;不能反映或为主体经济注入实际或潜在的力量。因此它们开始打破局限性。

集群发展的方式把经济特区视为地理上集中、由政府推动的国际竞争企业的联合体。因此,它们的优势是,根植于本地化经济,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共享资源及劳动力储备丰富。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特区的成功取决于它们激起协同力量的潜力,此协同力量能够产生额外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及保持集中程度。如果经济特区没有根植于当地经济环境中,就可能无法引起这种自我强化机制。除非它与该地区内的其他单位合作,否则它就不能激起及提升累积和循环过程中的活力。因此,按照拟议的框架,经济特区在战略上应位于现存的集群中或围绕该集群,自己发展或由政府推动均可。政府可以规划大型开放式的经济特区或者推动几个小型经济特区集群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特区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能够在该地区产生关键性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经济活动,政府需要采取积极而非被动的方法来创造促进衍生品产生及集聚经济发展的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特区次优解决方案是错误的。在大多数国家,它影响了经济特区的设计内容和性能,相当不利。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其位于沿海地区,而是由于它具有能够通过经济特区带来大量经济活动的能力。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基于集群工业化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经济特区的体制结构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相当大的经济激励和自由发展空间;大的城市规模和经济特区的开放促进了经济特区本身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此同时,在经济特区外共同努力创造条件,促进经济特区与国内单位的联系。随后,在现存特区或邻近工业发达地区创建小型特区,集群间产生的协同效应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此外,经济特区从水平方向(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地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延伸)和垂直方向(在特区内创建特区)两个维度进行延展。由于区域间经济具有依赖性,偏远地区与内部地区迅速融合,在引入新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过程中集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墨西哥,美资工厂与原有的墨西哥的工厂相比,可以更好地融入墨西哥的产业结构之中去。

因此,经济特区的价值并不依赖特区内的企业集聚,而依赖它们与当地经济所建立的协作网络。所以它们应该在地区现有的专业基础和能力基础上建立,而不是试图重新创建。

采取务实而灵活的方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特区的建立不应该局限于静态角度,因为国内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当经济特区持续发展时,其内部也会发生变化,与此对应,经济结构也会改变。针对这些变化,为了利用经济特区的潜力促进经济实现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国家必须重新评估其政策和目标,不断修改并适应它们。国家应对经济变化越灵活,其经济特区规划就越成功。因此,政策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是经济特区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发展经济特区促进经济增长最成功的例子。以上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活动还处于初级阶段(此时采取了封闭式的经济政策)时启动设立了经济特区。然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建立了传统封闭式经济特区,但中国大陆选择发展大型开放型城市。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台湾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出口、赚取外汇和推动就业。在韩国和中国大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的经济特区也在升级,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随后转向高科技产业。经济特区成为技术产生和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贡献者。随着商品和服务领域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全球化,通过日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经济特区越来越成为一个提高产业链价值的重要工具。他们正在尝试试验新型特区。中国台湾专注于物流经济特区,而韩国则在自由经济区上雄心勃勃,其目标是建立拥有最先进机场、港口和办公设施以及高端学校、医院、金融机构、商场、休闲服务和旅游设施的世界一流都市。中国建立了无数特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台商投资区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们已经成为国内外商投资最多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综上所述,要强调四个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特区不能与所处的大的制度和经济背景隔绝。它们一方面要吸取现有经济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升级。如果将经济特区单纯地植入区域经济中,不能融入当地的经济环境,最终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弱。除非它与该地区内的其他单位合作,否则就不能激起及增加累积和循环过程中的活力。

第二,经济特区不应该被作为一个被动的方式来克服经济制度的瓶颈,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应用经济特区来推动工业发展,并将其整合到工业政策中。

第三,战略政策干预是经济特区成功的关键,它包括制定清晰的愿景和目标、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与政策的延续及更新。经济特区的建立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与国内外框架相比,经济特区目标设置必须是符合现实的、可实现的、灵活的,并应该不断进行重新评估。不断学习和进行制度建设是战略性经济特区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四,经济特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经济特区诱发式增长的必要和充分知识、经济增长的战略信念的追求,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贯穿中长期愿景的政策制定的试验精神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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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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