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镜｜骏骏｜ 我的偶像沙叶新
2009年3月拜访沙先生
用流行语来说，沙叶新是我的偶像，我是沙叶新的粉丝。粉丝的最大幸运，莫过于结识自己的偶像了。
那是１９９４年初。某日，沙叶新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三联书店签名售书，推销他的杂文集《沙叶新的鼻子》。作为他的粉丝，对他的作品和行踪了然于胸。我有一大叠关于他的剪报，八十年代我还常去看 他的话剧，记得有一次在剧场的大厅见到他，还象所有的粉丝一样，递上说明书请他签名，那天我还见到了黄佐临老先生，请黄老也在说明书上签了名。
话说签名售书的时间在晚上。我那天正好加班天气又寒冷，本来不准备去了。回家路上，念头一转自行车龙头一弯，就直奔三联书店去了。只见店堂里有２０余人排队，沙叶新正认真地给读者一一签名留言。轮到我了，我请教大师对幽默的理解。他略一思索，大笔一挥：“幽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时我发挥百搭特长，不适时机地递上一张名片：“据说你用电脑写作了。我是搞软件开发的，你如有什么电脑问题可以找我。”他也不客气地说好的好的，收下了我的名片。他是作家中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
没想到，３天后就接到了沙叶新的电话。后来他说我们的相识具有戏剧性，确实如此。他在电话里询问我哪里能买到喷墨打印机的墨盒。那时还不象现在满街都是电脑店，喷墨打印机属于先进的新式武器。恰好我单位愚园路附近有几家卖电脑零件的，我答应帮他买好了送去。
我住在复兴中路他住在淮海西路，自行车１０分钟就到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电脑老师”。“电脑老师”不是我自封的，在他的《精神家园——名人日记》书中有记载。淮海路的沙宅不算大，２室１厅，厅非常小只能放个饭桌。一间比较大的房间用书柜一分为二，一半当作书房一半用于会客，还有一间是卧室，里面也放有书柜若干。其时子女已投奔自由世界远走高飞了，他们夫妇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生活。
那时还是ＤＯＳ时代，用ＷＰＳ输入中文。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病毒的侵扰，各种病毒通过软盘传播。还有诸如保存文件和编排格式等等菜鸟问题。我象消防队的救火车一样，一个电话嘀铃铃我随即就铛铛铛赶去他家。当然，碰巧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在他的电脑里先睹为快他的作品。我每次去，总要向他借一些书回来。以至于好几次他写作要用参考书找不到，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借过某书，我成了头号嫌疑犯。我通常借的不是国产图书，大多是港台图书和杂志，汲取一些自由化的空气。这些书刊通过各种渠道进来的，记得有一次沙叶新从香港回来，带了一本禁书。他说好危险啊，差一点被海关发现没收，我掏出作家协会的证件才放我一码的。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过，“为什么读一本香港的《开放》杂志还要象５０年前阅读《共产党宣言》那样偷偷摸摸？”他借我毛御医的书，让我去陈村家取，我由此结识了陈作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有一天，他的手提电脑坏了。我跑去一看，是硬盘故障一时修不好，因为是从香港带进来的原装机，虽然还在保修期内，可是大陆不能保修。我马上把自家的３８６台式电脑借给他，临时应付他的写稿。过几天他来电高兴地说修好了，原来他把手提电脑送到那品牌电脑特约维修处，掏出证件，人家久闻他的大名，破例给他免费交换硬盘。他嘿嘿地说，没想到我的臭名气还能派点用场。作为一个大作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贫乏的，有一次朋友送他一个时尚的ＣＤ随身听，电源烧掉了。我告诉他应该买个变压器，那随身听是香港产品１１０Ｖ的电压。他听不明白了，我解释了半天１１０Ｖ和２２０Ｖ的区别。他还是不懂，连连摇头还自嘲“隔行如隔山啊”。我心里暗自好笑，这哪里是隔行，只不过是中学物理常识。
他热情正义，也不失童心。他常常会说一些趣闻给我听，一次滑稽王小毛王汝刚请他写序，而且王有收集名人手迹的嗜好。沙叶新说，王小毛最后追到印刷厂才把原稿要了回来。恰好那天停电，我写的是手稿，否则只能保存一张打印纸了。我说哈哈以后作家都没有手稿了，你什么时候键盘打坏了给我吧，这是名家用过的键盘。还有一次，我打电话准备去他家还书，他说你过几天再来。后来才知道他因病入院，那天接电话时正好是从医院里开小差出来的。他大病初愈，心情十分愉快。因心脏病服用过量黄连素导致便秘痔疮，有感而发《壮“痔”凌云》。他象个小孩一样给我朗诵表演，摇头晃脑地“有道是有痔不在年高嘛”，至今仍历历在目。
其时我写过一篇短文《捂著鼻子的沙叶新》，发表于１９９５年的《生活周刊》。
沙叶新的成名之作是《假如我是真的》，由于禁演。那还是七十年代末期的老黄历了。我结识沙叶新以后，一直想写一篇访谈记，重新认识《假如我是真的》的现实意义。因为我恰巧还认识当年屠杀《假》剧的刽子手，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只是一拖再拖失去了难得的机会。我和沙叶新谈起，那个江南左王正是我家太座的远亲。他说他并不会责备任何个人，并请我转达他对老人的问候。后来我见到这位革命老前辈时，转达了沙的问候，我说我现在是沙叶新的“老师”了。已经引退的老人非常赏识沙叶新的才华，他关心沙叶新现在做什么啦？我说沙先生最近忙于做枪手写电视剧据说收入可观每集达Ｘ万元呢。老人爽直地笑着说他在吹牛啊，没有那么多。老人还是反复“要下生活才能有好作品”之类的官方话语。老人年近九十，还清晰地记得“我当年把一大包有关罗荣桓的资料送给他了”。只是我始终没有等到合适的谈话气氛重提当年禁戏的前前后后，现在已经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了。后来，当我把老人的问候带给沙叶新时，沙也记得罗帅的故事，“可是现在这种戏没人看了”。
９７年我东渡日本。我和沙叶新的联系少了，但是还一如既往关注他的新作和动向。我每次回国，或拜访或电话问候，后来有了电子邮件，逢年过节互相祝福生活的安康。出于一个粉丝的本性，我在《中文导报》发过短文两篇《讲真话的沙叶新》和《沙叶新的笑声》。这几年他的作品不多，２００３年《沙叶新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认为这是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的人生和思想的资料，多次推荐给朋友们。
在那个报告里，他说到去北京开文代会，开幕式领导报告的时候他就请假去逛街访友，因为医生关照他这个心脏病病人要回避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场合。依然是沙式幽默，依然是屡败屡战。虽然他的剧本鲜有问世，长篇小说也是虎头蛇尾。可是，网络上陆续出现了他的重镑炸弹－－三篇文化论：《宣传文化》《表态文化》《检讨文化》。
他的这种文字，国内出版无望。大约在２００３年的时候，他给我来信，寻求《宣传文化》在《中文导报》发表的可能性，因为我一本正经地代《中文导报》向他约过稿。只是报纸没有篇幅刊登如此长篇大论，后来他还是投到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三颗重镑炸弹的后果是，他在国内遭到进一步的封杀。据说太监们传来的圣旨是八个字“到此为止，下不为例”。象暗示和警告，更象是威胁和恐吓。２００５年春节我回上海时，他已经搬家到莘庄去了，我打电话给沙叶新拜年。我关心他的现状，说到禁书禁声，他爽朗大笑：“这是我莫大的荣光啊，证明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是的，你可以动用权力在媒体上抑制一个作家的声音，可是永远不能禁止一个作家的思考。２００６年沙叶新继续推出高谈阔论《腐败文化》。
历史将记住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日，两个中国知识人通过因特网向世人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由于章诒和的书再三被禁，章作家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抗议。晚上，网上出现了署名沙叶新的挺章公开信，信中说，“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我从行文风格及最后签署的“１９０７年１月２０日上海善作剧”上判断应该是沙叶新的真品。可是，我在转载到“东洋镜网站”前，还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确认真伪。五分钟不到就收到他的确认回信，沙叶新还非常关心来自海外的反应。“我活的很好！”当我担心他遭受压力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乐观开朗。
此时，我又想起了八十年代沙叶新那篇惹是生非的“我的思想基本原则”。在那次金山文人会议上，大作家刘宾雁站起来说，我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就是上海的沙叶新写的，我的思想基本原则，不是四项基本原则。刘宾雁指着自己的脑袋强调，是思想。时光流逝斯人已去来者犹可追。我荣幸能够结识偶像沙叶新，见证文坛风云，目击不愿当奴才的中国人如何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中文导报·三千院随笔》2007/2/15
关于《假如我是真的》
1979年首演的话剧版《假如我是真的》
写沙叶新就不能不提到《假如我是真的》，有读者问我当年文坛的天气状况，那我就来炒一锅冷饭吧。
话说１９７９年４月，上海公安部门捉牢了一只小骗子。化名李晓勇的小骗子是崇明农场的知青张龙泉。那骗子的手段十分简单但是有效，他仅冒充高干打电话行骗，居然一直骗到当时上海滩的领导夏征农。幸有眼明心亮的革命群众积极举报，一场历时六十七天的骗局才终于落幕。时过２０余年，当年《文汇报》的掌门人马达在《马达自述》里还提到报纸发表记者张熙棠王复初所写《骗子行骗落网记》的背景：“开始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没有马上签发。后来陈沂考虑再三，终于不顾反对意见签发了。”
同年夏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剧作家沙叶新和２位合作者姚明德李守成根据这件真人真事，花了２１天时间，完成了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的创作。１９７９年８ 月的《戏剧艺术》《上海戏剧》联合增刊发表了剧本，上海人艺排演后内部上演。 剧中的小骗子最后在法庭上振振有词：“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这句话成了以后争执与非议的导火线。
这是一出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戏剧。直到世纪末，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还高度评价了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一瓶由小骗子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手中。这一细节的精心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又赋予了这个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当时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茅台酒是假的，小骗子是真的。
内部演出后议论纷纷。《文汇报》百家争鸣专版，编发了对这出话剧的不同评价和讨论情况。说起骗子戏，大家免不了与老舍的《西望长安》甚至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进行比较。作者沙叶新发表文章坚持认为，今天的时代与果戈理时代有本质区别。现在看来这些辩护显得有气无力。最后的结果，上海有关部门发布禁令，此剧未能正式公演。
其时，还相继出现了一批抨击时弊的作品。如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女贼》等等。因此在１９７９年秋天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文坛左王们提出禁止这些作品的出版发行上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决计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胡耀邦与周扬商议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来解决争议。这就是“剧本创作座谈会”的由来。
“剧本创作座谈会”会期很长，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３日至２月１３日，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有关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据参加者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后来大家看到领导当局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气氛开始缓和活跃。会议结束时的１２日１３日，胡耀邦作６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长达２万５千余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找到“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当时我得到过一个内部发表的讲话文本并且仔细研读，试图从中琢磨文坛的动静和走向，可现在已经没有毅力再去重新拜读了。胡耀邦这篇讲话普遍得到文艺界人士好评的原因是，他不仅没有采纳把作者抓起来的极端做法，而且还摇晃着脑袋指天发誓地重申“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这些话无疑给生有反骨的作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假如我是真的》虽然遭到禁演，可是作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确实和胡的开明以及老一辈右倾势力的极力抵制有关。《文艺报》原总编吴泰昌在《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中也有详细记载，１９８４年沙叶新加入作协遇到上海作协的严重阻拦。后来巴金冯牧亲自做介绍人，因为按章程规定，如有两位中国作协会员介绍入会，可以越过地方作协直接由中国作协讨论决定。后来，沙叶新入党也受到胡耀邦的特别关照，胡亲笔御批“该同志符合入党条件，就应该入党”。
关于此戏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台海两岸还处于高度对立状态，１９８１年台湾导演王童将《假如我是真的》搬上电影屏幕。主演谭咏麟，主唱邓丽君。台湾方面高调宣传并声称给作者保留稿费。大陆报纸则针锋相对发表作者声明“拍电影未经原作者同意，后果自负。”后来，这部电影获得台湾第１８届金马奖。再后来，沙叶新透露“通过朋友拿到稿费，还有利息，数目在当时蛮惊人的。”
《假如我是真的》引发了新时期文坛具有重大影响的风波。虽然目前公开的史料基本上一致认为，没有把剧作者打成反革命右派，采取软性处理淡化矛盾冲突，是党国文艺政策的一个新开端，可是，我要指出的是，此举也开了新时期依然非法动用行政权力无故封杀文艺作品的极为恶劣的先例。我有时会天真地想，假如当年没有禁演此戏，假如从那时开放报禁，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道德观念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恶化？
《中文导报·三千院随笔》2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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