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为什么和如何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一）

编者按

今天，2017年10月31日，这是个大日子，即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此次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本公众号特此分二期刊发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瞿旭彤副教授惠赐的相关反思文章。在瞿旭彤看来，此文与巴特研究的关联在于：神学家巴特（以煌煌巨著《教会教义学》为代表）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导论》为例子）这两位二十世纪伟大思想家所作的思想努力，正是典范性的“返本开新”。巴特继承宗教改革传统，以新旧约圣经所见证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为神学的实事，海德格尔则以希腊思想[与保罗书信]中所遗存的源初生命经验为哲学的实事，不断返回神学或哲学的实事，不断解构种种对实事的僭越或遮蔽，不断指向实事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新的将来可能性。加拿大具有浓厚大公教背景的哲学家Charles Taylor所作的思想努力，也可作如是观。此外，作为宗教改革神学起点的路德十字架神学，是理解巴特和海德格尔思想特性的根本背景之一。据编者了解，瞿旭彤在最后关于中国现有思想处境的反思部分，原本涉及对康有为效仿德意志和英格兰宗教改革所推行的以孔教为国教之设想、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教反宗教之底色的讨论，均已删除，留待日后处理。相关历史检省，可参李天纲，中国宗教改革的两种版本，《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页86-91。

内容摘要

关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正在从强调“断裂”转向强调“延续”，即从强调中世纪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断裂，转而强调中世纪（特别是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借助前人对历史事实、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的三重划分来理解这一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回顾前四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和 2017 年500 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并且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与思想处境进行初步思考。本文认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的说明，应该走向历史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往往由于历史事件的多层面和多维度，以及研究者自身角度、立场和态度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其中，对于历史的政治解释只是诸多历史解释中的一种，并不能先天地成为唯一正确的或独一主导的历史解释；它应当接受其他解释的竞争与挑战，不仅要经得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的批判，而且要尽可能成为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解释。

关键词

路德    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纪念 

历史事实    历史解释    历史政治

返本开新：为什么和如何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是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日。之所以称为 500 周年，是因为要纪念 500 年前（1517年）10 月 31 日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即罗马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会士马丁·路德，在德意志东部小城维腾堡将反对赦罪券（Ablass der Sünde）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城堡教会大门上。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次教会内部常见的公开神学讨论事件是宗教改革的开端。宗教改革的结束之时则一般被确定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尼德兰八十年独立战争的结束之年，即达成威斯特法伦和平的 1648 年。这是一次具有欧洲和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2

宽泛而言，之所以要纪念某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乃是因为要在具体的当下唤起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记忆，回应当下的具体现实处境，并且朝向期待与想象的将来。若想理解这样的过去记忆、当下回应和将来朝向，我们就要弄清楚谁在纪念、为什么纪念、如何纪念，以及纪念什么。3 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对于宗教改革，从不同的历史事实判定和不同的历史现象解释出发，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故笔者采用相对中性的“纪念”一词，而不用“庆祝”、“反思”、甚至“反省”等词。4 宗教改革不仅是路德发动和影响的宗教改革，也不仅发生在维腾堡小城和德意志地区，而且还是发展遍及欧洲[1]、影响波及全球的、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改革运动。特别由于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日这一特殊时间节点的缘故，本文将首先介绍晚近德语学界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主流研究趋势的转变；然后试图借助前人对历史事实、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的三重划分理解和解释这一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前四次的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和审视 2017 年的 500 周年纪念；最后将转向对当下中国文化与思想处境的初步思考，简要阐发我们应该如何立足当下的处境，纪念过去的传统，朝向将来，从而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

主流研究范式的转移:从强调“断裂”到强调“延续”

从德语史学界晚近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正在从强调“断裂”转向强调“延续”，即从强调中世纪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断裂，转而强调中世纪（特别是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2]

（一）强调“断裂”：Reformation

强调“断裂”的研究者往往将宗教改革理解为Reformation，认为宗教改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意味着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端。这样的研究越是强调中世纪的黑暗与腐败，就越是突出宗教改革的现代属性与成就。比如，强调其对个体化与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的开启，强调其对个人（良心）自由、自然权利乃至人的尊严等现代核心观念得以产生的重要意义。[3]

黑格尔在1822-1823年柏林大学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课上认为，路德宗教改革是“那随着中世纪终端的黎明曙光而来的、将一切美化的太阳”[4]，因为这是现代的诞生时刻。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人通过自己本身被规定，要去自由地存在”（Dies ist der wesentliche Inhalt der Reformation; der Mensch ist durch sich selbst bestimmt, frei zu sein）[5]。与此相对应，黑格尔认为，在黑暗与腐败的中世纪，人们的精神遭到教会权威的奴役和感官之物的束缚，从而沉迷于“最为荒谬和最为愚蠢的奇迹信仰”。比如，当时教会大力提倡的、单单用金钱就可购买的赦罪券。正是出于对这种奴役状态与奇迹信仰的批判性回应，路德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教改革，由此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与腐败，并且酝酿和推动了现代之光明的开启。[6]

对于黑格尔这样的观点，当时的很多新教学者深表赞同。即使他们不一定认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与系统框架，这些学者也同样认为，路德是第一位现代人，他走出了黑暗与腐败的中世纪，激发了自由和光明的信仰之光。作为一位民族的自由英雄，他为处于天主教会重轭之下饱受压迫的德意志民族争取了良心自由的权利。[7] 不同于这些来自新教学者的积极评价，针对同样的与路德相关的历史事实，一些罗马天主教学者对把路德当作自由英雄的解释有着相当负面的评价。他们倾向于把路德妖魔化，认为他是现代的原初革命者，因为他在充满罪孽的、对教宗权威的反抗中，引入了无政府的原则(即每个虔诚的个体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从而颠覆了所有秩序的结构。5

在晚近倾向于强调断裂的宗教改革研究者中，最新的代表人物为歌廷根大学教会史教授 ThomasKaufmann，他著有多部关于路德和宗教改革的作品。6 有鉴于晚近研究的进展，Kaufmann 的态度相比于以往过于强调断裂的立场有所缓和。一方面，他承认过于强调断裂的立场出于人为的构建，宗教改革的确带有很多中世纪晚期的特色，并且以之为产生的前提。比如，对地方语言圣经和讲道的兴趣，对忏悔和称义问题的关心，对灵修文字作品的重视，等等“。若是没有 15 世纪晚期宗教的、心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宗教改革的一些实质方面和现象形式，是无法理解的。”[8] 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断裂性以及与现代的连续性，认为宗教改革不仅仅是属于中世纪晚期的一场改革（Reform），而且是通往现代的、处于早期现代的重要历史转折阶段。7 他列举的主要论据林林总总，涉及教会理解、神学认知、信仰实践、公共交流、法制和社会变迁等方方面面。

（二）强调“延续”：Reform

然而，晚近德语史学界的主流趋势却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延续”。这样的学者一般将路德宗教改革理解为 Reform，认为这改革绝非骤然的爆发与突破，而是中世纪（特别是晚期）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神学认识与争论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就此而言，路德的努力被理解为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的诸多改革努力之一，并没有引发欧洲历史的新时代，不具有上述的划时代历史意义。与此相应，不少天主教教会史学者开始认为，路德不是异端，而是“严肃的天主教徒”、“改革的天主教徒”甚至“信仰之父”，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和唯名论的错误导向，才与教宗和教会关系破裂。8

在晚近强调延续的学者方面，最新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图宾根大学教会史教授 Volker Leppin。9 著述甚多的他反对断裂说，重视从中世纪晚期到宗教改革发生的改变，提出“渐进变迁”的想法”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理论概念。[10] 他在主要代表作品《马丁·路德》中表示，在写作此书时，他试图如此阅读和阐释路德，就好像不知道路德与教会和社会的新开端有关一样。[11] 他把路德理解和描述成一位中世纪晚期的人。从青少年起，路德就成长于中世纪晚期宗教生活的精神氛围之中。修会导师 Johannes von Staupitz 的思想，尤其是其对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信仰的强调，对路德思想有着持续性的深远影响。就此而言，路德的思想并没有之前注重断裂的研究范式所强调的彻底的原创性和革命性，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中世纪晚期的土壤，缓慢和逐渐地转型，并最终得以成形。借助“转型”这一概念，Leppin 淡化了以往研究对转折与断裂的强调，转而突出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与此相对应，在最新出版的《陌生的宗教改革：路德的神秘主义根源》一书中，Leppin 试图展示路德“陌生的”、“中世纪的”一面，即他与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特别是大师埃克哈特的学生Johannes Tauler）的紧密关联。在Leppin看来，青年路德是一位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者，延续了神秘主义强调信仰之内在性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强调虽然与天主教官方教会对信仰之外在性和教会性的强调形成紧张关系，但仍然属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内部的思想运动。10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此范式相关，在强调延续的方向上，还有一种研究的角度和立场显得更为激进和彻底。柏林洪堡大学欧洲近现代史学家Heinz Schilling在《路德:转折时期的反叛者》一书认为，路德不是那位以往太过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位改变历史的宗教改革家（Reformator），而仅仅是前宗派时期试图变革平信徒信仰的众多改革者之中的一位改革者（Reformer），一位既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普通人，一位处于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处境之中的父亲、大学教师和作家，一位在时代转折时期为着自己最深切的宗教关切而努力挣扎、试图改变教会和信仰的反叛者。[12] 在强调晚期中世纪改革进展与之后宗派化进程相连续的一篇论文中，Schilling甚至激进地主张，“对于我们而言，宗教改革已经失去了”[13] （Uns ist die Reformation abhandengekommen）。

本文正式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页127-134，编辑：李梅，已获杂志授权，略有修订。

注释

1 本文大幅度修订自 2017 年 4 月 14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华师大-北师大理论与社会跨学科工作坊第三次会议“Reformationand Reform：宗教改革与过去的五百年”的会议报告。与会期间，得到多位学者的指点，在此谨致谢意。

2 参见Thomas Kaufmann, Reformation: 100 Seiten, Stuttgart: Reclam, 2016: 8- 9。 普 鲁 士 史 学 家 兰 克（Leopold von Ranke）赞同把路德的钉《九十五条论纲》当作宗教改革的起点，但认为宗教改革的结束仍是一次教会性的事件，即 1555 年 9 月 25 日奥古斯堡帝国会议上对 1530 年《奥古斯堡信经》的共同认可，第 8 页。另参 Thomas Kaufmann,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Suhrkamp, 2016: 21。另外，教会历史学界还有关于宗教改革之神学起点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3 关于百周年纪念的简要理论反思，参见Harry Oekel, Reformationsjubiläen gestern und heute: Geschichtspolitische Einflüssnahmen und die reformatorische Säkularfeier 2017, Pastoraltheologie 105, 2016: 21-43, hier 21-24。

4 “庆祝”强调的是宗教改革的正面效果和意义，“反思”或“反省”强调的则是宗教改革的复杂性、特别是负面影响。

5 参Friedrich Wilhelm Graf,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selbstbewusst feiern, 13; Wolfgang Thönissen, Katholische Lutherforschung, in: Volker Leppin und Gury Schneider-Ludorff (hrsg.), Das Luther-Lexikon, Regensburg: Bückle und Böhm, 2014: 338- 341, hier 338-339。这样的学者对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往往有着非常负面的评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同的是自古希腊以来的、合乎理性的古典自然秩序，以至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无秩序与混乱状态，即使这样的无秩序与混乱状态可能或者实际上已经带来对人之自由和权利的张扬。持有这样思想立场和路径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强调过去的美好，强调上帝原初创造的美好和人自身理性/美德能力的可能性。

6 除了上述引用过的两部作品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Frankfurt u. a.: 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 im Insel Verlag, 2009; Martin Luther, 2. Auflage, München: Beck, 2010; Erlöste und Verdammte: Eine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München: Beck, 2016。

7 Thomas Kaufmann 继承和发展的是其前任教授Bern Moeller 的观点，参Bern Moeller, Reichsstadt und Reformatio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1 (1962)。在此书中，Moeller借助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关注路德宗教改革得以在城市落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强调新媒体（传单）对于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传播的重要意义。

8 参Friedrich Wilhelm Graf,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selbstbewusst feiern, 17。另参Wolfgang Thönissen, Katholische Lutherforschung, in: Volker Leppin und Gury Schneider-Ludorff (hrsg.), Das Luther-Lexikon, 2014: 338- 339。Joseph Lortz认 为，路德所批评的主要是成问题的奥康姆主义，他捍卫的其实还是天主教的立场。Lortz的学生 Peter Mann（Vater im Glauben: Studien zur Theologie Martin Luther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8）把路德看成信仰之父，但是，路德对信仰真理的表达无法被当时的教会接 受 。而Otto Hermann Pesch（Theologie der Rechtfertigung bei Martin Luther und Thomas von Aquin: Versuch eines systematisch-theologischen Dialogs, Ostfildern: Grünewald, 1985）则认为，路德代表的是一种托马斯主义的生存论的思维方式。当然，还是有不少天主教学者对这样调和的解释不以为然，他们恰恰在路德所受到的唯名论影响中看到路德思想与天主教思想的根本对立与不可调和，比如 Markus Schmidt, Martin Luthers nominalistische Wurzeln, in: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139，2017: 178-190。

9 稍早一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以德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荷兰裔美国路德研究者 Heiko Augustinus Obermann，他也特别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晚期的连续性，尤其注重从16 世纪末世论和反犹主义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和解释路德，主要代表作为 Luther: Mensch zwischen Gott und Teufel, Berlin: Severin und Siedler, 1982。

10 Die fremde Reformation: Luthers mystische Wurzel, München: Beck, 2017。另参Berndt Hamm, Der frühe Luther: Etappen reformatorischer Neuorientier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不 过 ，Hamm 的立场相对更为折衷一些，一方面承认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晚期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则强调宗教改革自由观的重要意义，参Berndt Hamm und Michael Welker, Die Reformation: Potentiale der Freihei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8。

参考文献

[1] Michael Welker und Michael Beintke (hrsg.), Europa reformata: Reformationsstädte Europas und ihre Reformatore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7.

[2] Volker Leppin und Dorothea Sattler, Reformation 1517-2017: Ökumenische Perspektiven, Freiburg / Göttingen: Herder /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36-37.

[3][8][9] Thomas Kaufmann,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Suhrkamp, 2016:13、20、24-26、26-32.

[4][5][6] 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59、464、459-466。

[7] Friedrich Wilhelm Graf,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selbst bewusstfeiern, Pastoraltheologie 105, 5-20, hier 12; Thomas Kaufmann,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12-13.

[10] Volker Leppin, Transformationen: Studien zu den Wandlungsprozessen: Theologie und Frömmigkeit zwischen Spätmittelalter und Reformatio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5: VI.

[11] Martin Luther: Gestalten des Mittelalters und Renaissanc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12、15.

[12] Martin Luther: Rebel in einer Zeit des Umbruchs, Müchen: Beck, 2012.

[13] Heinz Schilling, Reformation: Umbruch oder Gipfelpunkt eines Temps des Réformes, in: Bern Moeller und Stephen Buckwalter (hrsg.), Die früh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als Umbruch: Wissenschaftliches Symposium des Vereins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1996,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8: 13-34, hi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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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旭彤

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 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eles）、德国古典哲学（Martin Heidegger）。德文专著《巴特与歌德》（Barth und Goethe: Die Goethe Rezeption Karl Barths, Neukirch: Neukircher Verlag, 2014）先后荣获德国福音神学协会Ernst Wolf Preis（2015）、德国海德堡大学国际青年学者Manfred Lautenschläger Award for Theological Promise（2017）。 发表有多篇中德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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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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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Lea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