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啥能甩印度三条街？这场涉及5亿人的扫盲运动功不可没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蒋校长 Author 铁血老蒋
来源：蒋校长
ID：jiangxiaozhang666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中，火神山医院的输氧管道需要一种航天级的焊接技术——氩弧焊，会氩弧焊的工人全国注册的只有2000多人，而火神山需要200人。
就算把这200多人都找过来，也要干3天才能把输氧管道完成。结果最后只找到了98人，但就是这98人还是在3天之内把工作完成了。
▲火神山医院的氩弧焊工
我们平时说印度工业薄弱也好、基建拉垮也罢，其实归根结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人。
印度虽然有和中国同等体量的人口规模，但其庞大的人口，很难转化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力资源。
想要让超大规模的人口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其中有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就是让人们识字。
而如今的印度，遍地都是文盲。
01.
其实，我们也不必嘲笑印度文盲，因为在不远的民国时代，我们也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国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这些“大师”们学贯中西，沟通古今，到现在仍有无数粉丝。
可是这些“大师”们既没有研究出飞机，也没有研究出坦克，更没有研究出轮船，连大炮、钢盔也没有研究出来，整天钻在故纸堆里之乎者也，然后眼看着日本人打进来，四处奔逃。
其实，哪有什么“大师”，只是在95%的中国人都不识字的时代，有几个识字的人罢了。就算显得鹤立鸡群，也还只是任人宰割的鸟类而已。
这些“大师”们，家庭出身一般是金字塔塔尖，他们是优质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做学问”的起点，是无数中国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终点。
所以，“大师”们的“美文”，与占人口95%的乡村农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仍然生活在没有文化的蒙昧状态。
城市的中学、大学已经在进行现代科学教育，而在乡村最主要的教育仍然是私塾，还在继续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五经。
在那个时代，中国文盲率超过90%，在仅剩下的10%的人里，又有90%的人可能只是认识几百字，勉强能看个报纸的“半吊子”。
这样的人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这种文化水平，我们会在户口本上的学历栏里统一登为：文盲/半文盲。
就连当时很多名震一方的军阀，也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水平，比如奉系军阀张宗昌，号称是读过几年私塾且“好诗文”。
但他写诗的水平大概是这样的：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象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张大帅还有另一首代表作品：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将军们都如此，那么基层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抓壮丁入伍，军官教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在操练中如何区分“左右”。
1941年5月，蒋纬国被胡宗南派到第1师第3团第2营第5连当连长，他回忆说：“那时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军官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士兵升上来的人也不识得几个字。”
而在抗战开始之初，国民政府纸面上有200万军队，但许多部队缺员，一半军官是文盲。德国军事顾问承认：“中国军队以其现状不适宜面对一场现代化战争。”
是啊，一个文盲的士兵，怎么会理解抛物线的子弹？怎么会估算距离设定标尺，怎么会准确对空射击？怎么会计算炮弹弹道把炮弹打到敌人的头上去？
而一个文盲的军官，怎么会理解复杂的军事条例？怎么会估算敌人的行军速度？怎么会判断敌我火力密度？怎么会进行后勤物资需求计算？还有地图作业、步炮协同、穿插包围等军事技术，即便是打游击，也是技术活，没文化玩不转的。
事实上，文化素养是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不论塑造信仰还是操作武器，都离不开知识和教育。
▲有文化VS没文化
这些军官和士兵抗战初期作战不可谓不英勇，然而，血气之勇，又如何能够打得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所以，他们只能像野草一样，默默地死去。
直到抗战后期，蒋介石才认识到了文盲士兵打仗不行，开始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青年军的战绩不可谓不好，但是把一个国家宝贵的知识分子用在战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伤了国家的元气。
国民受教育程度低的可怜，稍微有点文化的学生又被拉去当兵，导致整个国家的工业失去了可熟练操作的高素质工人。
没有高素质工人，别说高精尖的加工工业，就连钢铁冶炼、矿石开采、石油提炼都搞不起来。
这样的民国，能强盛才叫怪了。
02.
面对文盲遍地的窘况，一代伟人很早就指出，要发展经济、富强国力、强大军队，最关键的是靠人。
所以，从红军时代开始，这支红色武装就把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作为了主要的建军思想之一。
井冈山会师不久，红四军就成立教导队，相当于一所简易军校，目标是“建立一支有文化有觉悟的革命部队”。
于是，除了和敌人激烈战斗，红军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
红军战士入伍的第一天起，就要进行扫盲，要求也不高，只要认识500个字，能写信读文件就行。
等战士完成扫盲，还要继续学习语文、算术等课程，争取让每个战士都有写作能力。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事。
想想吧，在那个文盲率90%的年代，那些不识字没文化的农民，只要参加红军，就能脱胎换骨，成为中国前10%的精英！
红军的扫盲力量，恐怖如斯！
红军到陕北之后，地盘扩大、人口增加，更是把扫盲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
只要不打仗，八路军都是五点起床九点睡觉，上午两小时训练、两小时学习讨论、下午两小时学习、两小时劳动，晚上是唱歌和聚会。
学习好的战士，还会被评为学习标兵，要戴大红花，上台亮相的，那可神气极了。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每个连队都有一个学习室，里面有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甚至墙上还有世界先进武器的解剖图，比如航母、战列舰、坦克等等。
是的，八路军在远离大海上千公里的高原，每天面朝黄土窑洞，居然已经开始琢磨航母了。
也许星辰大海的种子，早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就已经种进了这支军队的心中。
除了军队扫盲，民间的扫盲运动也如火如荼，我党设立了大量的识字组，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处理历经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内外战争形成的“烂摊子”，可谓百废待兴。
可是，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要搞工业化，必须要先扫盲！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会后，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
扫盲是有标准的，一般不识字或识字数不超过500字的就是文盲、识字500到1500字的称为半文盲。只有识字1500字以上，经过考试合格，才算脱盲。
事实证明，人民群众对识字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一时间，扫盲班遍布了工厂、农村、街道乡镇等等。政府开办的不少“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都对扫盲教育给予了有力支持，整个国家很快就迎来了扫盲高潮。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脑洞大开，发明了各种识字和激励扫盲的方法。
比如在1952年8月2日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的赛跑比赛现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起跑线上的选手们做出蹲踞式的姿势，却不是准备起跑，而是蹲着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
原来，这场赛跑起跑的规则是：不是听发令枪声，而是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识字，那就真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
而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则发明了注音速成识字法，也就是先教注音字母（不是现在的拼音字母），再教注音规律，然后集中教授大量的常用字并注音。
几个注音字母，可比几千个汉字好记多了，有的文盲学会了注音符号后，10天就能学会500个字。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这种方法的推广，大大加快了扫盲的速度。
而在广大农村，扫盲运动则非常注重实用主义。
毕竟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文盲农民来说，他是不需要了解什么音乐、美术、古诗词的，所以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总结了“高家柳沟经验”：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为了防止忘字，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一代伟人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随即批示“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除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国家也想方设法减小扫盲的难度。比如，1956年，国家确定并公布实施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字对扫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繁体字“憂鬱的臺灣烏龜”要117划，简体字“忧郁的台湾乌龟”只要51划，哪个更容易记？
别说70年前的文盲了，就算现在的人，学会这七个繁体字，也要费好大一番功夫。
而汉语拼音方案，更是使祁建华的识字速成法如虎添翼。
毕竟这26个简单的拉丁文字母，可比39个注音符号容易学多了，而且注音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远不如拉丁文字母的自然拼读。
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注音符号而不是拉丁文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键盘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除此之外，扫盲不能为扫而扫，除了“治标”还要“治本”。
要知道，建国初期文盲多的原因，主要是历史的“欠账”——多数人口在学龄没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
因此，想要消灭文盲的源头，必须要靠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扫盲运动火热开展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建设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到1975年，一口气建了109万所中小学。
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就这样，中国人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付出了无数心血，终于实现了“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2019年中国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数量为41696人，较2018年减少了5311人，同比减少11.30%。
“扫盲”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基本知识文化水平的进步，更是改变命运的可能。
03.
看完上面这些文字，你就会明白中印应对疫情的物资供给能力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毕竟，大量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口，才有资格称为人力资源，才能支撑起加工业，才能为突如其来的灾难生产救灾物资。
一直以来，印度官方都宣称其文盲率在20%-30%之间，其实这个数字是完全被低估了的，因为印度的脱盲标准非常的低：只需要能写出26个字母和自己的名字，往往就会被计入“脱盲”范畴。
而印度的真实文盲数字，大概在8亿左右。
虽然印度政府一直标榜，其产业的一大优势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和西方主要工业体在语言隔阂上非常之小。
但会说是一回事（暂且不提印度的咖喱味英语），会读会写又是另一码事了。
试想，一群连操作说明书、作业培训教材都看不懂的青壮年劳动力，即便其劳动力成本非常的低，事实上又能在制造业中派上多大的用处呢？就算设计人员设计出了好机械，就算买来了先进技术，如果一线产业工人水平低，一样造不好。
就像当年清朝搞洋务运动，看起来能炼钢，能造枪炮了，但工人群体仍是“文盲匠人”，生产技术学会了，技术背后的科学没学来，也就谈不上工业自我复制和自我创新。
▲印度坦克炮弹生产作坊
而那些高种姓、高学历的印度人，要么奔向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要么在印度高高在上十指不沾阳春水，想让他们成为工业体系上默默运转的螺丝钉？那是绝无可能的。
如此来看，印度制造业的拉跨就不奇怪了，比如印度之耻“阿琼”主战坦克，其立项于1974年，直到2011年才蹦蹦跳跳地“服役”……
反观中国，我们选择从内功练起。
花了几十年给人民脱盲、建立全民教育体系，又花了几十年，让人民从学机床、学冶金、学采矿，乃至学推土机挖掘机等等开始，慢慢建立起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的、合格的产业工人。
这才是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全工业体系的基础，这才是中国如今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也许，中印两国今天的命运，从1950年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全民扫盲！”开始，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