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巨大变革，都从思想的转变开始
文 | 张维迎
任何社会的改变，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
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
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
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
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 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
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看更多加微信：dayanssh 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
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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