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防疫 |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首次防控传染病始末

1949年10月，北京面临着一场鼠疫的袭击，并因此展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染病的首次防控。

鼠疫又称作黑死病，是一种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它传播性强、发病快、病死率高。14世纪欧洲发生的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12年，我国东北的大鼠疫导致20多万人死亡。北京靠近东北、内蒙古等传统的鼠疫疫源地，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鼠疫的侵袭。

鼠疫发生、来势汹汹

1949年开国大典后不久，人们还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中，一场来自内蒙古的鼠疫已开始蔓延，并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1949年8月，位于张家口市以北200公里的察北专区发现了第一起鼠疫病例。由于当地牧民缺乏防疫知识，鼠疫迅速传播。到10月18日，已发病19户，患者34人，全部死亡。到11月初，已有患者69人，其中66人死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鼠疫很快蔓延到张家口。由于北京与张家口相邻，且两地之间有火车直达，人员往来频繁，鼠疫已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10月26日，北京到张家口的火车停运。相关消息传到北京城内，引起有些人惊恐不安，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0月27日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均做有效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而与严重疫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北京极为薄弱的防控基础。当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1个月，距离北京和平解放也仅9个多月，传染病防控力量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尤其是基本的防控资源严重不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全市每千人口占有0.8张病床”。而“公私立医院，都以营利为主，看病收费十分昂贵”，普通民众根本看不起病。如此薄弱且不均衡的医疗力量，连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健康需求都不能满足，更不必说预防大型传染病了。1949年初，北京“城区人口患传染病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数的4.36％”。

而更令局面雪上加霜的则是民众防疫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各种极端反应。在鼠疫的消息传来后，民众有的麻木不仁，有的则是惊慌失措。更有许多人因此而盲目行动，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如在张家口发生鼠疫后，北京有许多人因为怕传染而四处逃亡。有的学校中流传新生因鼠疫死亡的谣言，其他人便纷纷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这些情况的存在，对于疾病的防控十分不利，也令新生的人民政权立刻行动起来。

1948年科教片《预防鼠疫》中疫情期间接种鼠疫疫苗的场景

建立机构、统筹协调

传染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条块众多，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予以领导，很难有效展开。因此，当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建立相关机构、积极整合防控资源。在接到华北局10月27日发出的通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刻在10月29日成立北京市防疫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市长聂荣臻为主任、副市长张友渔及卫生局局长张文奇为副主任，另有其他市主要领导20余人任委员。同时，委员会内又设立由正、副主任合计11人组成的常委会，以便对各种日常及突发情况作出及时反应。此外，为了确保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还下设防疫、宣传、封锁、总务4科。防疫科下面再设清洁、材料、统计、情报4个股和1个防疫大队、1个传染病院、1个化验室，宣传科下设宣传、民运和编审3个股，封锁科下设第1、第2两个股，总务科下设文书、庶务、会计3个股。

为了将防控活动向基层推进，各城区和郊区也分别对口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分会。到了区以下，按照派出所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设立了支分会。支分会下以每10户居民为1个单位，分别成立卫生小组，并在工厂、机关、学校等人员较密集的单位建立防疫组织。到11月初，一个庞大而细致的疾病防控网络就建立起来了，从而为采取各种具体的防控措施奠定了基础。

专业挂帅、攻防并举

传染病防控是一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因此，相关部门坚持以专家意见为主，在专业挂帅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防控鼠疫的蔓延。北京市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召开会议。在会上，北京市卫生局提出了以宣传教育、捕鼠灭鼠、隔离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计划。但是，医学专家严镜清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他认为“社会各方面尚未完全安定，如果宣传有鼠疫威胁，易于引起群众恐慌”。而且，“一般街道居民每天要上街买粮食买菜，连饮用水也要每天人力运送，小学生每天要上学，因此隔离检疫事实上难于办到”。严镜清提出，在鼠疫尚未大规模到来的情况下，应先做好交通检疫，“在主要通道上封锁并断绝交通”，在交通沿线“封锁加强检查”，从而“可以合理地断绝从察北传播来的传染”。

因为该提议符合北京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采纳了严镜清的主张，并很快从交通检疫入手，采取各种专业的防控措施。10月29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防疫命令，明确指出防止鼠疫蔓延必须进行交通封锁，而且要以强制办法执行。而北京市也制订了具体的交通检疫措施。如在铁路交通方面，要求从疫区来的乘客必须在火车站内接受检疫。确认没有被感染后，才可以出火车站。而所有的外来旅客也必须在经过检疫注射后才可以进城。随后，又从察北疫区到北京郊区再到北京市区，依次设立三道封锁线，展开交通检疫；先后组织了6个检疫组、8个检疫站，以流动和固定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检疫。到12月7日，共检疫近38万人。其中， 28人被隔离在隔离所中， 16人被送往传染病院。

然而，交通检疫只是对疫情作被动围堵，属于防御性质。与此同时，北京市防疫委员会还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对疫情的发生作提前预防。这主要包括两方面。

首先，是动员各种社会性的医疗力量，进行普遍的疫苗注射。

具体而言，由“各区分会动员当地开业医生组织注射小组”，同时“嘱托了私人医院，为市民进行注射工作”。而郊区的注射则“由防疫站结合当地医生进行”。而市防疫委员会又“建立了若干机动注射组”，“以补助各区分会力量之不足”。由于采取了这种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性医疗力量相结合的办法，注射的覆盖面得到保障。原本的注射计划为100万人，但截止到12月7日已注射了172万余人，大大超过原定目标。

其次，是对人和物品进行消毒。

主要方法为喷洒苯酚液、DDT液，对可疑人员及其所携带的物品进行消毒。起初，车站等地对来往的旅客和行李统统消毒，否则不予放行。后来发现这种毫无选择地消毒会造成物资的极大浪费，于是便改为针对可疑人员及物品进行消毒。而各家各户也多用撒石灰、喷DDT、晒被子等方法消毒。至12月7日，合计用DDT粉喷射13万余人、物品4万余件、房间115间。用苯酚液喷射了2300余间房间、1930个床位、1.2万余个物品。

发动群众、筑牢根基

传染病的流行离不开人群之中的互相传播。即使有了科学专业的防控手段，也需要群众的配合，才能有牢固的根基加以实施。因此，广泛发动群众、使之参与到对鼠疫的防控中也不可或缺。

发动群众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积极展开宣传教育，普及相关常识，打破群众的恐惧心理。从1949年10月31日开始，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每晚播出30分钟特别节目，介绍防治鼠疫的知识、方法和消息。11月9日起，新华广播电台二台也在每天中午加播特别节目，介绍防治鼠疫的相关问题。而各级防疫委员会的宣传科也大量印发各种书籍、手册、标语，并在街道悬挂横幅，普及鼠疫防控常识。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报剧、歌咏、幻灯、相声等形式宣传鼠疫防控工作。

同时，防疫委员会还发布权威消息，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有关部门及时邀请专业人士撰写文章介绍与鼠疫有关的知识，并告知群众：张家口距离北京还有一定距离，而且两地之间的交通已暂时断绝，又有军队布置成的4道防线，完全没有必要恐慌。此外，还告诫大家一定要听防疫委员会发布的官方消息，不要信谣、传谣。而为了配合宣传教育，使市民获得的官方信息与自己的实际感受相一致，有关部门还通过各种手段稳定物价，防止市场的负面波动影响群众对鼠疫防控的信心。如在实行了交通检疫后，运粮通道有所堵塞，粮价开始上涨。于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便组织从东北、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粮食，迅速平抑粮价。

经过一番宣传教育，群众逐渐打破了恐惧心理，并积极配合防控工作，使之收到良好效果。如进行疫苗注射时，许多民众主动要求注射。如果因为疫苗不足而无法满足注射要求，民众还会表示不满。

有了群众的配合，展开大范围清洁运动，以铲除鼠疫传播的环境便成为可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捕杀老鼠和跳蚤。11月10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布《捕鼠灭蚤须知》，指出“捕鼠和灭蚤是防疫的首要工作”，以消灭鼠疫传播的根源和媒介，从而正式展开了捕杀老鼠和跳蚤的运动。全城各处大量设立收鼠站。群众把抓到的老鼠烫死，再由卫生小组长集中把死鼠送收鼠站。收鼠站再把死鼠上交，最终由市防疫委员会派出的收鼠汽车，集中送到焚尸炉焚毁。到11月24日，已累计捕鼠4.2万余只。同时，也以上文所提及的喷洒DDT、晒被子等方法动员群众大量消灭跳蚤。

1949年北京市青少年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捕杀老鼠，消灭鼠疫滋生环境

清洁运动的另一项内容便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扫除，清除积存的垃圾。市防疫委员会动员各机关、团体的公有车辆和大小商户的私有车辆义务协助运送垃圾，驻军则派出车辆予以配合。仅仅从11月7日到20日，就清除卫生死角的垃圾31875吨，从而营造了清新整洁的环境，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疫情的发生。

取得胜利、积累经验

1949年11月底，察北鼠疫得到有效控制，北京未发生任何病例。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生战线上一个伟大胜利》的短评，宣布察北鼠疫的传播已被遏止。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对传染病的首次防控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防控中，有关部门通过迅速建立基本组织机构、积极采取专业技术手段等方式有效减缓了鼠疫传播的速度。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防控，从而形成了组织严密、高效运转的防控体系，最终确保了防控工作的成功。由此所建立的基层组织网络等也为今后的防控工作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资源，并成为各大型城市进行传染病防控的重要起点。

内容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稿件来源：《北京档案》杂志

作者：顾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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