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不再骂许知远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第十放映室 Author suki
急速变幻的碎片化时代，人人跟着讯息跑。
急于发表观点，急于表达好恶，急于党同伐异。
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情绪里，只有经由时间的筛选，真正好的东西才会慢慢被大众辨认出来。
比如，《十三邀》。
从第一季的8.3，到第四季的8.9，《十三邀》的大众风评，逐渐从最初的毁誉参半，扭转为今日的综艺良心。
是因为第四季的制作水准异军突起吗？
作为四季追下来的忠实观众，我认为并非如此。
《十三邀》没有变，许知远也没有变，变的，是观众的心态。
曾几何时，许知远以一个丑陋、猥琐、油腻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女性自媒体的讨伐浪潮中。
因为他一把年纪仍然会在俞飞鸿的美丽面前害羞无措；
会以他知识精英的品味表达对她参演八点档电视剧的失望；
会以“直男”的视角打探男人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这些“不聪明”的提问，为激进女权立了一个活靶子。
而与马东、李诞的对谈，又暴露了许知远式的自恋与天真。
前者的《奇葩说》，后者的《吐槽大会》，可能是当下娱乐节目中最富创作力和思考力的存在。
它们以强大的娱乐精神，突破了娱乐的既有可能性。
作为这样两档节目的掌舵人，许知远试图从马东和李诞身上挖掘更加崇高的个体追求。
可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警惕这种拔高，只敢承认自身追求仅限于娱乐价值。
和马东、李诞的这样大众娱乐喂养者相比，许知远知识分子的清高，自然与大众难以接壤。
他毫不掩饰对大众娱乐以及时代流行情绪的厌恶和不满。
“我们这个时代挺可悲的，大家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东西。”
此话一出，轻易就能惹恼一大片自动代入“下里巴人”的观众。
许知远采访明星更是灾难。
姚晨作为《十三邀》首个受访嘉宾，采访内容并没有深度可言 。
但她最大的作用是以自己明星的身份，揭示了整个节目的风格立意——偏见。
许知远抱怨自己无法施展，因为问题往深了去就没有回音。
制作人李伦则戳穿了许知远的内在心态：
因为姚晨是明星，许知远并没有重视她，提问之时，就从内心假定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话语体系和知识结构的不同，让许知远和明星对话常常出现肉眼可见的尴尬。
而他本身也坦诚自己对明星抱有偏见。
被过度消费又被过度保护，他担心明星身上的空洞。
也许他们人格上有可爱的地方，“但可爱的人不一定丰富”。
作为一个崇尚复杂性和多层次的人，他对这样的群体缺乏追问的热情。
当许知远采访娱乐人物，由此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中，他的长相、穿衣风格、尴尬个性、提问方式，都成为了被舆论攻击的焦点。
大众用娱乐综艺培养出来的思维来对他进行打量，并急于嘲笑他这些格格不入的表征。
却鲜少有人好好思考过他说的话，他关心的问题。
不过许知远并不在意这些杂音，他的追求在另一群人身上。
当采访对象变成哲学家陈嘉映、诗人西川、艺术家徐冰、美食家蔡澜、人类学家项飚、历史学家许倬云......
许知远就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迫不及待要与他们发生一场充满未知的交谈。
这些不为大众熟知的方家，是许知远做这档节目的真正意图。
他需要话题性人物来保证节目的存活，但与知识精英的交谈才是他的“私货”。
面对这些有着丰沛的人生经历和学问智识的人，许知远想向他们借智、求道。
没有“流量”人物，不谈“热点”话题。
但来自许知远内心深处的好奇，两颗灵魂之间的碰撞，使得这些原本可能会枯燥的节目，焕发出大众能轻易辨别出来的光彩。
比如历史学家许倬云。
回忆起抗战时期老百姓们仁爱有序的逃难经历，耄耋之年的他像个小孩那样失控落泪：
“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人类学家项飚与许知远结束谈话后，对着黄昏下的故乡说：
“当日落的时候，思想升起。”
面对领导“哲学能为我们的国家干点什么”的功利发问，哲学家陈嘉映反问：
“雅典能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做点什么？”
老顽童蔡澜一生风流，恋爱教学时祭出四字箴言：
“丑的照杀！”
《十三邀》是一个窗口。
在一个选择看似丰富实则充满重复，观点看似多元实则思考力匮乏的时代，许知远通过自己的趣味，向我们重点提及了一些人和他们的声音。
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脱离了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所孵化、繁殖的人生乐趣。
“天下第一”读书人唐诺说，“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不买书，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划得来的东西。”
只要5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的毕生精华。
诗人西川和许知远几度探访一座荒废陵墓而不得，两人自比卡夫卡《城堡》里永远无法达到城堡的主人公K。
从80年代诗歌热到外国文学，再到战国诸子，两人边走边聊，最后在虫鸣狗吠的夜色里，乘兴而归。
他们普遍求知，看重交流的乐趣，人群中可以辨认出彼此。
这是碎片化、即时性的网络社交时代，大多数人匮乏而向往的。
除了传播精神层面的香气，许知远在根本上，更是想恢复一种理性的传统。
或者说，他想让大众理解和接纳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
什么是知识分子？
有学识是一方面，他们更显著的特征是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
萨特曾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在公共话语空间里，持续发声，用智慧和批判为人们的公共思考提供参考价值。
而《十三邀》，无疑充当了许知远的传声筒。
包括出书、开书店、主编历史公众号、参与各种对谈场合、用不同方式记录当下的时代......
这些，都是许知远在积极地践行自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
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煎锅里，反复翻炒。
面对“真我”这种抽象概念，很多人不知道该从何想起。
而在这过程中的反复、怀疑和阻碍，都让人随时准备放弃思考。
然后投身于上一辈给出的金钱、权力、名望的有关人生意义的现成答案。
包括和马东谈到《奇葩说》的辩题时，许知远也说过：
有什么好争的呀，那些问题五四的时候就已经被讨论过了，而且讨论得更加深刻。
当站在更长久的时间轴上，透过事情的表象思考其本质，会发现这个日新月异、热闹异常的时代并没有提供真正的新东西。
更加留不下什么东西。
同时，薇娅又是一个新一轮科技浪潮下被选中的人。
她一天27亿的销售额，背后联结着一个巨大的网络。
而这网络之中，就是一个新的中国的形成。
许知远好奇这个“新的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面貌，以及个体如何面对这股庞大的组织运转起来的力量。
薇娅作为庞大机器中的核心齿轮 ，从中得到了什么，又被牺牲和异化了什么。
所以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网红的线下生活。
而是通过她透析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精神，个体力量的边界，以及科技和资本塑造出来的新型人群。
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方式，让个人具备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也会将琐碎的生活日常，抽象为更深刻本质的层面。
比如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提出了一个概念——附近的消失。
技术和资本的力量，让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可以从网络得到解决。
于是人开始对家附近的菜市场、小卖部、药房等各种便利设施、公共场合感到陌生。
渐渐地，人对日常生活失去感受和描述的能力，只对家里和全世界感兴趣。
附近的消失，背后牵扯了一系列人类生活模式和心理的变化。
首先，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发生了改变。
追求即刻满足，一分钟变得无比漫长。
这也导致了人们在社交表态时，变得情绪化和极端化。
同时，人们的道德感也只是瞬时的，无法转化为行动。
这让人们面对社会变化时，总是成为一个旁观者，而无法参与进去。
再者，当人类的社交距离不再靠身体丈量，而变成一种心理感受，信任感随之消失。
家庭血缘的原生社会关系被加强的同时，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加艰难。
所以这几年 ，孩子主动接受父母帮自己相亲，成为了一种剧烈的回潮。
许知远的天真在于他有改变世界的冲动。
以蔡澜、马东、李诞三人为例，老中青三代，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纷纷对现实缴械投降。
他们是当代人关于“活明白了”的人物范本。
李诞说“一切都没有意义”，许知远说他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他相信人自身有寻找意义的系统。
马东温顺地适应这个时代，但他的底色是无从反抗的悲凉。
许知远对时代永远不满，但他骨子里是个相信人类进步的乐观派。
蔡澜一身本领和一生见识，仍对个人的力量坚决摇头。
许知远却一脸严肃而挚诚地强调多次：我觉得能解决一部分。
他的天真，让一部分人发笑，但也让一部分人感动。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太多人在解构意义，却很少有人去建构意义。
我们喜欢笑话、习惯荒诞、互相攻讦，但是没有耐心去探讨问题、寻找答案、形成共识。
许知远相信人类的困境会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他向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们持续追问。
而这些充满智慧的人，也给出他们个人的答案。
例如许倬云对于个人如何寻找意义，他答：
往里走，安顿自己。
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不是它的浮面，想东西要想彻底 ，不是飘过去。
关于中国的未来，他答：
拿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这些答案不会是标准而唯一的。
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理性、包容的谈话空间。
它不靠手段上的强制，言论的禁止或灌输，吵架声量的大小，而是靠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
引导你对这个世界发生兴趣，产生反思，自己去追寻答案。
当我们处于丧失事实分辨能力，没有理性探讨空间，价值观脆弱而模糊，情绪极端化的社会氛围里。
我们会发现，像个文明人一样交谈有多重要。
作者：suki
来源：第十放映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