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盛行的历史真相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山浮生 Author 北山浮生
新冠疫情之下，西方国家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一系列现象，其中的核心在于，西方世界一贯以来奉行的自由主义教条，在防疫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困境。
一方面，西方指责中国的抗疫手段是不自由的，违反了人权；另一方面，当他们自己迫于现实压力，要求民众居家隔离，却遭到民众的反对，他们以捍卫自由的名义抗议游行，结果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到目前为止一直坚定推行“群体免疫”实践的瑞典，新冠肺炎的病亡率已经高达12%，位列北欧国家之首；但民众们并不因此而责难政府，反而单方面地沉浸在自己正在充分享受自由的想象当中——阳光、空气、开放空间、自由活动……没有人思考，如果因此丧失了健康甚至生命，那么自由又从何而来？
如果回顾历史源头，可以发现，西方虽然走出了宗教控制一切的中世纪，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走出宗教式的束缚，所谓自由主义，就是新教理论家们打造出的一种宗教式的思想控制。
当今常常提到的“新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产生，这一说法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的思想。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出现的的必要条件。
他的文章中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资产阶级鸡汤大师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理论不能说错，但这是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理论，就如同将凤姐PS成蔡依林，把真实情况中复杂甚至阴暗的部分掩饰掉，将政府赋予垄断权以及其他各种必不可少的作用隐藏起来，只把最“鸡汤”的一部分呈现出来。
韦伯的理论，已经是前辈大师忽悠基础之上，再加工再创作的产物，距离历史真相已经十分遥远，后发国家照着练很容易误入歧途。
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规则？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呢？
从新教开始，圣经成了一个万能容器，新教理论家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为自己的革命思想找到古老而神圣的依据。此后，圣经更是远远脱离了宗教的范畴，成为资产阶级推销自身理论得心应手的一件工具。
洛克的“自然权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康德的“纯粹理性”、杰斐逊“天赋人权”等等，各位自由主义（或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与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相区别，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即中国公知常常提起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里暂不展开）理论家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按照自己的逻辑体系建构了一套理论，一层一层向上推演，等到了最上面一层，扣个大帽子，说这是上帝他老人家的旨意。
实际上，这些理论的发扬光大，不是因为上帝，而是适应了资产阶级这一利益阶层的愿望和需求，而被推向前台。
随着历史发展，神学的领地越来越小，上帝在各种理论中越来越像一个吉祥物似的存在，例如胡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年）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有一段极为著名和腹黑的话，大概意思是：“假设没有上帝，再强调一次，我这仅仅是小小假设啊，大家不要想多啊，我的论证就算上帝不存在也能够成立的”。
胡果·格劳修斯
格劳修斯心里，估计已经在想，上帝算个老几啊？不过他又不敢明说，怕说出来被人追杀，毕竟那时候天主教恐怖组织耶稣会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直到天主教不断式微，耶稣会都变成慈善教育组织了，理论家渐渐懒得再用圣经来包装自己的理论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至1900年8月25日）这个实在人，出来说了一句，“上帝死了”，宣布神学在主流思想界的彻底破产。
胡果·格劳修斯
这就好比西方列强一开始迫于舆论压力，还要掩饰一下自己的真实意图，给暴行找一些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后来连这层借口也懒得找了，直接光膀子硬上。理论家们干得事没这么粗俗，但是本质是一样一样的。
根据笔者这样的理工科背景人士的观点，理论都应该来自于现实，在实践过程中验证其正确性。没有经过验证的理论只能称之为“假说”。
以物理学为例，在十九世纪末之前，物理学中一直存在一个“以太”学说，假设宇宙中存在一种极为稀薄的物质，称作“以太”，以太是光的载体，以这个假设为前提，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光的各种性质，看起来也似模似样。虽然这个以太看不见摸不着，任何仪器都无法测量，但是测量技术水平限制，谁也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对，很多人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总有一天可以测量出以太。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887年迈克尔逊和莫雷在美国克利夫兰，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两垂直光的光速差值，他们设计这个实验的本意，是测量出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速度，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测量结果证明光速在不同惯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以这一“违反常识”的实验结果作为前提，爱因斯坦抛出的“狭义相对论”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将以太学说击个粉碎。现代物理学的大厦由此建立。
要是工程师造出一辆车，没有经过各种安全性实验，肯定没人敢坐；医药公司研发出一种新药，没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没人敢吃；政治经济理论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福祉乃至生命，却经常非常草率地脱离现实，往往是某一个或几个理论家坐在书桌后面YY出来的“假说”。而且这个“假说”无需任何实际验证，经过一番忽悠，直接就执行了，直到产生种种难以承受的后果，人们才恍然大悟：你妹的，这个理论怕是有问题！
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指导，杀人无数，其中大部分是曾经的“革命同志”，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
不得不说，人类的幼稚与愚勇有时候真是不可理喻！
以 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自由主义为例，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康德的“纯粹理性”、托马斯·杰斐逊“天赋人权”等等，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重大BUG。
这一BUG的源头在于，这些思想家进行逻辑论证的前提，都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想象，历史和现实中实际不存在的一个抽象化的概念。
例如，洛克论证的前提是所谓的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其中除了“生命”之外，另外两项，完全是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目的和愿望构建出来的，然后借用了上帝他老人家的帽子，就成了所谓的“天赋人权”。按照类似的逻辑，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处处要有wifi”也可以被当做自然权利的一部分。
约翰·洛克
洛克主张，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制可以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私人财产因此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社会也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才形成的。同时，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时代，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国家不复存在。
然而这两个推论都隐含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资源极大丰富”。
你妹的，资源极大丰富的时候，资源都已经多到怎么用也用不完了，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区别吗？你们是不是合伙故意逗人玩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与《笑傲江湖》中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之争是一样的道理，都是离开现实瞎扯淡的玩意。
笔者的意思不是说自由或财产不重要，而是说，如果将这两项作为不可损伤的“自然权利”，很容易将其推导到极端，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甚至，在必须牺牲个体才能保全整体的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天灾，98年抗洪抢险，如果不是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损失将更加惊人），生命也不是不可损伤的“自然权利”。
在资源较为充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自由空间比较大，将自由作为自然权利不加限制，可以迅速扩张每个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扩张了社会总体利益。但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再强调个人自由，必然导致各种矛盾和争端。
举个例子，假设草地上有一群羊，如果草非常多，怎么吃也吃不完，羊自然可以敞开肚皮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草是有限的，大家按照一定规则分配，可以保证所有羊都活下去，但是如果有的羊敞开吃其他羊就要饿肚子，甚至在草地上跑一跑，踩坏了草都会使得可吃的草减少，这时候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对不对？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总体上，都是资源匮乏的环境（当然，在局部存在部分人资源充足），这时候再用一个以资源充足为前提的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活动，这不是把人往沟里带吗？
很不幸，自由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把人往沟里带的理论。最终的结果，少数人得到了更大的自由，但这是建立在多数人更加不自由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自由和秩序是亘古而来的一对矛盾，前者代表人的动物本性，后者代表人的社会性。人类社会的演进，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这一对矛盾，比人类出现还要早得多，在高等动物身上就已经存在。人性就是两者的调和。绝对自由和绝对秩序都不符合人性，前者使人变成动物，后者使人变成机器。
在洛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设想中，在国家社会等人类组织出现之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近乎无限的自由；国家出现后，国王侵犯了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然而，按照人类历史实际发展过程，人类从来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人类实际上与动物无异，马克思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总体上，人类的自由是随着改造自然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大，从来没有出现过绝对自由的情形。人类的自由，并不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缩小，反而是总体更加自由。
在原始社会，虽然自然界极为广阔，但人的自由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脱离了自己的群体随便行动，不是被野兽吃掉，就是被其他群体的人类杀死。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安全区域的扩大，渐渐有了迁徙的自由；随着物质水平的丰富，有了选择各种吃穿用度的自由。特别是对英国来说，随着不断掠夺殖民地，剥夺了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后，英国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实际上，对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漫长的三百年中，西方世界处于不断扩张中，资源对于他们来说是充足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吃到这些资源，因此自由主义逻辑盛行不衰，而这是除了西方以外各个民族整体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
若是理论的前提不是来自于现实，就算论证过程的逻辑再严密，其结论用来指导实践，很可能出现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当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自由主义终于碰到资源瓶颈这个南墙，于是发出痛苦的哀嚎。
以美国为例，其建国初期就是资源充足的情况，所缺唯有人力。西部拓荒时，美国人只要向政府交十美元手续费，就可以“合法”地在西部圈占150英亩土地，按照欧洲或者中国的标准，这些美国人各个都是大地主。
人口稀少，资源丰富，还要去抢印第安人的土地（在当时白人的语境下，印第安人不算人），当然人人需要枪，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持枪权，就是来自于自然权利中的“自由”。
但是现代的美国，已经有三亿人，大城市的局部人口密度还不小，而且各种阶层各种种族混杂，普遍持枪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美国政界仍然死抱着第二修正案，不得不说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目前已经看到，枪击案越来越频发的趋势。随着国内矛盾的激化，可以预见，情形还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目前的困境也是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导致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更为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得更大收益，但伴随而来的是支撑经济体系的根基——制造业大量向外转移。精英们坐上了财富方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被扔下船，任其在洪水中自生自灭。再加上世界经济停滞无法再获得增长红利，大量移民入境侵占他们本来就有限的生存空间，精英的自私与民众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这与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共和国面临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
到目前为止，政治学、经济学都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充其量只是一堆各种各样的假说，因为技术条件所限，它们的理论前提不是来自于现实，也不能用实践去验证，最多只能用一些非常粗糙的统计数据来佐证。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客观实践，倒像是天主教神父口中的“上帝”。随着移动互联网开启了大数据时代，技术上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统计人们的各种行为，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文学科终将如同自然学科那样，跨过“中世纪”的蒙昧，迎来人类理性认识自身的时代。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都不靠谱的时代，来自现实和经验的“摸着石头过河”才是王道！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是在十七世纪中期伴随着英国内战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王权的思想武器。在伊丽莎白的时代，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幕僚们大都坚持来自现实与经验的公众利益理论（有人翻译成“联邦主义”），其核心是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以剑桥大学民法学教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为代表的新教理论家们，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写了很多小册子来宣传他们的公众利益理论。托马斯·史密斯除了当教授之外，还是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重臣，是伊丽莎白一世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的至交好友，甚至可以说，他是伊丽莎白政府幕后的核心智囊。
托马斯·史密斯
他在1549年撰写的一篇题为《论英国本土的公众利益》的文章，可以说是集英国公众利益理论于大成。
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刻反思了当时存在的严峻社会问题。他没有站在某个特定群体的立场，指责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道德沦丧，而是试图理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动机和压力，从而理解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
在这篇文章中，他罗列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看待公众利益时，持有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史密斯爵士试图找出一种让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和解的方法，最终找出的解决之道是：虽然每个人在“最大利用其所有来牟利”上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权利“不能滥用……不能破坏公众利益”。
一句话总结，史密斯爵士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尽最大可能追求利润，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最好能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公众利益。
托马斯·史密斯的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偏重于个体或集体的任何一方，而是追求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共存，同时追求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共同最优解，美国建国先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思想，实际上正是继承了托马斯·史密斯的衣钵，与东方思想的“天人合一”也似乎有暗合之处。
这一类思想之所以更适于指导实践，是因为它是从“资源总是有限的”这一前提出发，更加符合人类实际面对的客观情况。
说白了，天主教攻击新教分蛋糕分得大小不均，而新教辩解说，我们把蛋糕做大了，虽然资产阶级分的更多一些，但是所有人得到的蛋糕都比以前更大，这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就给了“圈地运动”以道德立足点。
从约翰·洛克到托马斯·杰斐逊这一派的从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从集体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可以在托马斯·史密斯的观点中找到源头，因此他被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基斯·E·赖特森（Keith E. Wrightson）称作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
奇怪的是，他的事迹和思想在中国几乎没有流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流派——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约而同地把在历史上曾有重大影响的托马斯·史密斯忽略了。社会主义一派认可的现代政经学之父是写出《赋税论》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年5月26日-1687年12月16日），而自由主义一派则有两个起源——政治学来自约翰·洛克，经济学来自亚当·斯密，前者比托马斯·史密斯生活的时代整整晚了一百年，后者更是晚了二百年。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
从后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总是嘴上高喊着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自由主义”，但是身体上还是很诚实地走向了联邦主义的道路。联邦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名声不显，不受待见，却又一直起到中坚作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诡计。正如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出来讲人生经历，都是各种“鸡汤”，很少有人将他真正成功的经验公之于众，道理都是一样一样的。
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许多事情。例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批判得跟渣一样，他的批判很犀利很入木三分，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走纯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联邦主义道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压根已经不存在了，自然他预言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再比如，为什么现在英美等国家政治制度貌似失灵了？
根源在于，自古人民爱喝“心灵鸡汤”，而自由主义就是一锅非常美味的“鸡汤”，在民主选举制度下，老一代政治家们也就投其所好，将自由主义推上了前台，顺便将国家取得成功的真正秘诀“联邦主义”隐藏起来，同时也起到了战略忽悠其他国家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略忽悠局”是一个古老的神秘机构）。
好在二战以后一段时间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算是资源相对充足了，自由主义指导实践也还说得过去，随着承平日久，老一代人纷纷凋零，新一代政客和民众在长期洗脑的环境中长大，真把自由主义当成本国的成功经验了，于是政治路线纷纷跑偏。偏偏又碰到了经济停滞，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形变成了现实，于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结果，遭遇了现实的严重偏差。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托马斯·史密斯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影响非常大，他的思想一方面包含资本主义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理念以促进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又包含社会主义中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以缓和社会矛盾，后者也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制定“济贫税”（1536年）而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济贫法》（1601年）的思想根源。1560年，伊丽莎白政府颁布了《工匠法》，规定了工人工资应当与物价水平挂钩，1563年颁布的规范圈地行为的法律，限制“恶的”圈地，鼓励好的圈地行为。
当然，理论再好执行力跟不上也是白搭。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理论与实践之间还隔着好几条街的距离，由于在执行中弊窦丛生，这些规定并不能阻止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最多减缓了一些）。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英国阶级矛盾越发尖锐，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被约翰·洛克创造了出来。
如果用来闹革命，自由主义可比联邦主义犀利太多，简直就是一件“精神核武器”。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火药桶，最终引发了导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的英国内战，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对比就会发现，强调私有制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上，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用来闹革命的思想武器，它们的主要强项是用来造反！
造反完了搞建设，过于偏重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出大问题！
如果“公众利益”的范围仅限于英国人的话，史密斯爵士的理论创新，给了伊丽莎白所授予的所有垄断专营权以道德立足点。例如，皇家海盗打劫的是西班牙商船，提升了英国人的财富；开拓海外殖民地，增加的是英国人的财富，发展海外贸易，也增加英国人的财富。而专利，则是授予一种新产品以垄断权，由于这种产品是以前没有的，因此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提升了英国人整体的利益。
可以看出，伊丽莎白一世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她制定的英国各项政策的重点，从一般国家通常关注的如何分蛋糕（例如民主制度的主要立足点是如何分蛋糕），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做大蛋糕，解决所有英国人整体提升财富的问题。
正是这一改变，使得资本主义既具备利益驱动，又具有道德的外衣，从而奠定了英国崛起的基础。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世界政治规则变成了：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重要的话说三遍！
由于做大蛋糕依靠发展制造业，非常依赖技术革新，从此之后，走技术流路线的“工程师治国”，成为历史的主流。
除英国之外，各崛起大国的舵手们——法国的拿破仑、俄国的彼得大帝、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清一色也都是走技术流路线的政治家。
美国看起来似乎有些反常，历任总统大多是律师出身，但实际上，美国也是走技术流路线，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工科生负责干活，文科生负责忽悠”，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建设伟大美利坚。
悲哀的是，前辈大师们精心构思出来的忽悠别人的伎俩，最终把自己人忽悠瘸了，美利坚人民把“懂王”选上台，开启了嘴炮治国的模式，也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吧！
作者：北山浮生
来源：北山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