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后发的民族，一个崛起的国家，在一片充满疑虑猜忌的世界里，需要一点敬畏心。
今天刚好看到一句微博评论，说，（关于中印问题）“王陶陶怎么这么怕？我们什么都不怕！”
第一，我没有怕，我只是劝国内舆论持重，意识到风险，不要给国家外交工作制造困难；第二，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谁也不怕”。这句话出自俾斯麦，但真正使得这句话流行的，还是1907年，英俄法三强协调外交，联合反对德国的同盟逐渐出现之后——为什么说是逐渐呢？因为三个矛盾重重的大国之联合，是慢慢出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面对这种三强联合，当时德国人自我安慰之语，“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什么都不怕！”
是啊，当时的德意志帝国，GDP超过了英国（120亿vs110亿），科技水平超过了英国，人口是英法的总和还多，军队训练有素、战斗力一流，工业完全自主（当时工业对石油等外部资源依赖还不多），西门子、克虏伯、莱茵金属等顶级高科技工业企业层出不穷。而且还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作为他的追随者，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德国都是新时代的欧洲第一强国。从这些来看，德国人完全有理由不怕。打开当时的德国报纸，德国认为，“俄国人是不堪一击的农奴国家”，“法国人口衰竭，走向枯萎”，“大英帝国是个衰落大国”，列强枯败之中，只有“德意志人才是万仗出新，属于历史的希望”。
一个什么都不怕的民族，一个无比自信的民族，一个各方面都如此强大的民族，正是以如此的自信磅礴走向20世纪，结果是什么？昭和之初的日本人，亲眼目睹了西方的衰败、分裂和颓废，美国的GDP在大萧条中腰斩，大英帝国四方叛乱无暇，中国四分五裂，俄国与世隔绝，就算是还有余力，列强也疲于应对纳粹的崛起，而非日本。在这种几乎不受限制的环境下，日本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精锐的舰队，支配着整个远东的经济。日本不正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以为所欲为吗？日本说的几乎完全没有错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1933年曾经说过，“谁会想着派遣军队去远东与强大的日本人交战？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大英帝国外长西蒙则感叹，“我们对日本唯一要做的，就是妥协，我们完全负担不起对日决裂的成本和后果”。于是，从1931年到1939年，激情澎湃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任凭理想驱使他们的行动，肆意纵横地亚太扩张，征服了一个又一片土地，践踏了一个接一个民族，在这些国家不断遭受的挫败中，日本帝国冉冉升起，仿佛不灭的太阳，直到这些国家为了生存和自尊被迫联合奋起，协调对日。最终一个包含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等国在内的对日包围网得以建立，日本的敌人决心付出任何代价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就这样，日本突然发现，自己突然处于一种危殆的外交困局中——它不能不走向珍珠港，那是它毁灭的冥路。一个后发的民族，一个崛起的国家，在一片充满疑虑猜忌的世界里，又怎能没有敬畏心，很多人批评我过于吹嘘英美，其实这些不了解我的苦心，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同胞多点敬畏心，敬畏这个世界，敬畏这个规则，只有这样，方能使我们这个国家有机会避开德国、日本、苏联那种不可避免的悲剧宿命。实际上，如果我可以，我大可以吹嘘中国无敌，英美不堪一击，日本、欧洲腐败堕落，印度奴隶民族，大大方方地享受舆论的迎合，赚取安全的财富，何乐不为？然而，就像当初我不顾自身安全，不断提示警惕西域宗教安全一样，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任何时代，都应该基于国家利益，基于对国家的责任心，阐述真正的风险，而不是为了迎合舆论。只不过前者人们爱听，后者人们厌恶。一个没有畏惧之心的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宿命，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历史的进程如何发展，我只希望自己守住本心，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民族主义者，对得起对民族和国家的本心。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也许币原喜重郎、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那样的敌国智者，方才是我今天的知音吧，这或许是明智者的悲哀，但无论如何，我也绝不希望后来的历史将我视为大川周明那样的人，如果历史有幸记下我名字的话——这就是浩荡时代里我唯一的原则。作者：王陶陶
来源：王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