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国人害怕讨论政治，为什么？

作者：Emily Ekins

来源：加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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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谈到政治，你是否感到如履薄冰?不止你是这样，加图研究所对2000名美国人进行的一项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表示，如今的政治气候让他们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被冒犯，这一比例较2017年的58%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大多数民主党人（52%）、无党派人士（59%）和共和党人（77%）都承认自己有不敢分享的政治观点。 

极端自由派认为可以自由表达政治观点

只有在坚定的进步主义者（极端自由派）中，才出现有大多数人认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稍微温和的自由派却对自由表达说了不：他们中的52%（2017年该比例为45%）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中不能说出自己的信念。然而，就在几年前，自由派认为他们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54%）。事实上，如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在加强自我审查。 

难道这仅仅是人们对偏执和偏见的自我审查？也许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或接近绝大多数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和收入，都觉得不能公开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意味着，这种影响不仅仅集中在一个群体，而是遍及所有群体。

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拉美裔美国人（65%）、亚裔美国人（65%）、白人美国人（64%）以及近一半（49%）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分享自己的观点时都感到不安。同样，男性（65%）和女性（59%）都会进行自我审查。

有人可能会问，也许这62%的人只是出于礼貌、避免不必要的冒犯？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真的，但调查数据对这种解释提出了一些警告。

造成冒犯并不是人们唯一担心的事情，许多人担心自己的生计和养家糊口的能力。

自2017年以来，自我审查呈上升趋势：在极端自由派中，上升了12个百分点（30%→42%），在中间派自由派（45%→52%）、中间派（57%→64%）、保守派（70→77%）中都上升了7个百分点。只有极端保守派没有太大变化，也许是因为其中76%的人说他们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自我审查了。

三分之一的人担心自己的观点影响职业发展

近三分之一（32%）的就业者表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政治观点被人知道，他们可能会被解雇或失去工作机会。

不只是政治光谱的一方有这种想法。自由派(31%)、保守派(34%)和中间派(30%)都担心自己的工作。这些担心也跨越了人口统计：38%的西班牙裔美国人、31%的美国白人、22%的非裔美国人、27%的女性、35%的男性、36%的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人、33%的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都担心"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担心自己的政治立场会影响自己的职业轨迹，不过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正在扩大这种差异：在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中，分别有60%和49%的人担心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被人知晓，会在工作中受到惩罚，而相同学历的民主党人中，只有25%的人担心这一点。不过，在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群中，共和党人(27%)、民主党人(23%)和无党派人士(18%)之间的这种差距较小。

可能是雇用更多拥有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人的行业偏左，导致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人进行自我审查。也可能是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人在大学里，尤其是在研究生院里，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观点会受到惩罚。

人们并非反应过度

人们是否反应过度？也许不是。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31%)的美国人会支持解雇为特朗普竞选捐款的企业高管。在极端自由派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0%。不仅仅是极端左派愿意惩罚他们的政治对手，几乎四分之一（22%）的美国人和36%的极端保守派也会支持解雇拜登的捐助者。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总体上反对解雇特朗普或拜登的捐赠者，但必须认识到，许多行业和地区可能由政治观点相当单一的人组成。以学术界、媒体、好莱坞和科技等行业为例，这些行业雇佣的员工大多是中间偏左的，而像采矿业、石油天然气、房屋建筑、汽车和建筑业这样的行业，雇员基本上都是中间偏右的。

即使在行业内部，你也能发现政治同质性的集群。例如，《纽约时报》报道，77%的传染病专家是注册的民主党人，而67%的外科医生是注册的共和党人。因此，一个向左或向右倾斜的行业可能会获得多数(或接近多数)支持解雇特朗普或拜登的捐赠者。

“取消文化”并不新鲜

在1940年的文章《论自由》(On Freedom)中，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认为，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公开的言论，“光靠法律无法保障言论自由；为了使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受惩罚，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这种宽容精神对言论的保护，甚至超越了针对政府审查而由宪法提供的保护。私人审查也会提高表达的成本，从而扼杀公开的言论。

尽管自由表达和宽容的原则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但纵观美国历史，许多人一直抵制这种多元化的做法。换句话说，所谓的“取消文化”并不新鲜。政治学家早就记录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冲动，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

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项综合社会调查发现，60%的美国人支持解雇一名共产主义的大学教授，52%的人支持解雇一名“反宗教主义”的教授，48%的人认为同性恋教授不应该被允许在大学任教。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例如，在1973年，53%的共和党人和52%的民主党人认为同性恋者不应该被允许在大学教书。尽管现在已经少得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对同性恋(11%)、共产主义者(31%)或反对有组织宗教(31%)的教授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

为什么有些人会因观点而惩罚别人？

为什么有些人想因政治分歧而对他们的美国同胞施加严厉的惩罚？这种让自己的政治对手闭嘴的愿望，与将明显偏执的言论和行为边缘化（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种努力）是分开的。但是，如何解释“取消文化”背后的心理动机呢?“取消文化”越来越多地抓住了无辜的人，并关闭了政治话语。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一些人格类型更要求从众，也更愿意压制不同意见，用学术术语来说，这被称为“威权型人格”。

新的研究发现，左翼和右翼都存在威权型人格，因此，这些威权主义倾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不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反应，但左翼和右翼 "威权主义者 "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心理倾向。观察这两个群体的思维方式是否相同，有助于找出美国政治中这种狭隘风格的核心特征。

对左翼和右翼“威权主义者”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教条主义、验证性思维、道德脱离、封闭需求、情感极化、政治确定性和政治暴力容忍等心理指标上的得分都显著较高，而在智力谦逊方面的得分则显著较低。

换句话说，具有左翼或右翼威权倾向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固执己见，回避细微差别。一个关键特征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一些假设、观察或解释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掌握了所有的事实。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倾向于低估或忽视不确定的证据。但这不仅仅是僵化的、确定的想法，“威权主义者”开始将政治对手非人化，设想最坏的意图，对他们缺乏同情心，然后合理化甚至支持对他们的伤害。虽然这些倾向中的每一种独立的倾向可能并不意味着某人有威权倾向，但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使人在受到威胁时更有可能寻求压制政治上的异议。

威胁，特别是意识形态威胁，是激发具有潜在威权倾向的人的必要因素，并激发他们惩罚他人的欲望。社交媒体在激发左右两派潜在的威权主义者方面可能具有催化作用，因为它不断用威胁人们意识形态边界、规范和权威的思想、图片和视频向人们发起冲击。简而言之，一些社交媒体公司可能会让美国人变得更加专制。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

我们有很多理由抵制这种压制异见的威权主义冲动。首先，科学的进步，以及推而广之的人类福祉的改善，需要自由的思想和开放的讨论。正如Jonathan Rauch在他的著作《善意的审讯者》(Kindly Inquisitors)中解释的那样，当人们变得不愿提问、不愿创新、不愿相互挑战、不愿寻找和理解证据时，科学方法就会崩溃。

此外，正如Thomas Chatteron Williams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取消文化向人们指示了“可接受”想法的边界，越界将遭受严重的经济和情感惩罚，因此许多人“远远避开边界”，导致不仅言论更是思想被严重受限，产生窒息效应。

然而，让人们保持沉默、扼杀自由思想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策略。它很少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它只是关闭了民间话语，使人们没有机会在面对新信息时修改自己的想法。相反，人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把它们掩盖起来。

政治对手的撤离并不一定意味着胜利，美国人仍然在投票，而他们的政治观点，无论是沉默还是表达，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式。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他们投票给谁和投什么，说服是必要的，但说服很难，需要公开对话。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自己并不擅长更新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其他我们尊重的人来要求我们解释我们的观点，然后用新的考虑来挑战我们。通常通过这种来回的过程，当我们信任的人向我们提出新的、令人信服的信息时，我们才会更新我们的观点。

但是，只有当我们觉得参与对话很舒服的时候，这种方法才有效。因此，只有通过公开对话，人们的意见才能被审视、理解或改变。因此，最好的长期战略是说服，不是沉默，而说服需要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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