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最新演讲：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9月23日，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此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华为公司联合主办、上海市发改委协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人民日报社编委、秘书长乔永清，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及各界嘉宾1200多人出席论坛。

在论坛上，黄奇帆做了题为《新基建、新经济、新文明》的演讲，他表示，新基建为数字时代中国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社会治理的效率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财富效应将助推中国GDP走向全球领先，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引领数字革命。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全文：

2020年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难而加速了变革，并把2020变成了人类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历史上文明的更迭，往往与科学技术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以往历次文明更迭所引发的矛盾，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这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破坏中创造、在倒退中前进。向数字文明的进步有望打破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巨变模式代替战争那种不文明的方式。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这种巨变提前到来，疫情后全球经济的重塑力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人类文明正在呼唤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社会秩序。

面对这场异常严峻的竞争，中国政府提出了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并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这是中国在应对这场大变革时，从容自信地布局，我们正在以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并开始主导这一轮全球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新基建就是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治理的各种基础设施，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无比重要，就像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社会，必须要有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该如何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新机会？在这里，我想就新基建的经济社会内涵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好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新基建是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产物，是支撑数字经济循环的基础。

在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基础设施的代际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领先程度，社会生产关系与之不能匹配的结果。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力，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主宰力量。但是，现有的基础生产关系还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用以匹配分工协作的工业生产模式，它并不能满足数字生产力对于信用、效率、创新等方面的要求，从而开始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想释放数字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必须要大胆变革生产关系。

新基建就是在为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还是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都是在力图重塑一个更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环境，为数据要素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智慧社会。中国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基建成为了其中的关键，借助新基建中国正在全国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更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经营平台，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转型。

要充分认识投资新基建与投资传统基建的差异，创新新基建投资模式

毫无疑问，投资新基建会带动未来几年中国高水平的投资。所谓高水平要体现在投资模式的创新、投资综合效益的增加、投资效率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与投资传统基建相比，投资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首先，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项目虽然采用PPP模式，但往往还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投资往往不需要政府兜底，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新基建的灵活性，由市场主体根据政策引导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以及铁塔公司在投，通过政策引导，还可以有民营企业参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甚至是卫星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多样化的投资主体才能充分体现新基建的创新性，并提高投资效率。

其次，从投资回收期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100公里的高速铁路投资规模至少15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三十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因为是市场主导，投资主体对投资效率要求较高，因此总的来说回报期会相对较短。

最后，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人类数字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将颠覆传统产业、使之走向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就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的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改造作用：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当然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用基于新基建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推进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数字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而已。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仅是要参与，也要成为引领国之一。

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是数字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09年，华为开始布局5G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5G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5G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2010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

关键技术的创新是绕不过的发展道路，基于新技术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也同等重要。新基建为数字时代中国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社会治理的效率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财富效应将助推中国GDP走向全球领先，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引领数字革命。

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这段话为中国新基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内涵，中国的新基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正在从全方位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布局。但新基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思考、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展新基建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重在应用，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的区域，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多斟酌了。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据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IaaS为主，公有云SaaS占比仅为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SaaS为主，占比达到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以后进入缓慢增长期，实际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二十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作者：宋志平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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