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正准备好埋葬新自由主义
下届美国民主党政府欲改写全球化的那些流行数十年的教条
2020年8月27日
山东理工大学 孙继成 金鲁豪 译
本期公号推出2020年8月“外交政策”杂志的“拜登正准备好埋葬新自由主义”一文（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7/biden-is-getting-ready-to-bury-neoliberalism/）。当前美国大选因为特朗普患新冠肺炎而充满不确定性，但了解双方竞选纲领的实质内容对理解美国政治的走向更为重要。此文中提及拜登一旦当选后的国务卿主要人选威廉姆·伯恩斯（William Burns）主持的对普通美国人的外交观点的一项调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23/making-u.s.-foreign-policy-work-better-for-middle-class-pub-82728）以及“新的老民主党纲领” （ https://democracyjournal.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都非常具有参考研究价值。
（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于2008年10月1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一次集会上向支持者挥手致意。杰夫·富斯科（JEFF FUSCO） / 盖提影像）
今年春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与其前任总统竞选的主要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议员达成了协议，他们将成立医疗、刑事司法、气候变化、经济、教育和移民等联合工作小组。从今夏早些时候所发布的这些工作小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拜登竞选总统成功，那么，美国的国内政策将会更加左倾，其左倾程度估计要甚于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总统时的那些倡议。
但这些委员会都没有谈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桑德斯（Sanders）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煽点的意识形态这场战火，在后来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民权运动中达到了白热化。但这一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没有触及外交事务，而外交事务又往往独立于国内政治之外。如果拜登承诺回归原先的外交立场，这将是对业已改变世界的一种脑死亡反应，但在政治上并不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认为“拜登担任总统之后的国内政策将会左倾化，但外交政策将不会”这一看法，预设了国内政策不同于外交政策，而两者之间的差异预设本身就是早先时代的产物。在拜登的外交政策中，某些要素肯定会成为国内政策左倾化的一个因变量。拜登使用“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一措辞来表达以下观点：贸易和国际经济政策必须以它们带给普通美国人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它们将给美国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利益为导向。对于在家中保留其意识形态记分卡的那些人而言，这一政策可能会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新自由主义”一词，最初是中立的描述词，近年来却变成了贬义词。它描述了一种信念，即在一个监管宽松的全球市场，当商品、服务、资本和公司的跨境贸易在跨越边界时，应给予最宽松的规制，从而释放出增长动力，增加就业，实现繁荣，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全球化的引擎室更是如此。这可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执政时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的忠实支持者还包括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他们曾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
在拜登的顾问团队及相关富有影响力的朋友圈中，最有趣的想法都与新自由主义原则的缺陷有关，尽管这些往往处于边缘地并非中心。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曾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国务卿的手下任职，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她认为，从建国之日起，美国就像所有大国一样，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提升其地缘政治地位——并追求她和其他人所称的“地缘经济”。为此，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采用了一系列适合其当时情况的经济模型。新自由主义模式适合于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并使其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或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然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再如此：全球化如今却成了加剧不平等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罪魁祸首。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这个举世无双的地缘经济大国，却利用了贸易和经济关系作为其外交武器，迫使美国无法简单地重复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的那些陈词滥调。（作为拜登的主要顾问成员，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上述论点。）
哈里斯认为，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进行谈判的美国贸易官员已将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彻底内部化，以至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增加制药业进入亚洲市场的机会对美国会有好处——即使这样做不会给美国创造任何的就业机会，也不会增加任何税收。在接受《外交政策》的记者采访时，哈里斯表示，在贸易壁垒已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时，或者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开始重新提高贸易壁垒之前，围绕贸易“自由”程度的战争已变得毫无结果。事实上，所谓的贸易协定是地缘经济斗争的现代场所——但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哈里斯说：“人们希望通过某种形式的经济接触来改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经验。”
现在，这种愿望变得十分普遍。主流的经济学家已越来越接受这样的事实：与中国的竞争已导致美国国内就业岗位的净流失，在与廉价电视和智能手机的竞争中，美国人必须权衡这一岗位净流失的成本。另一位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进步派人士汤姆·佩列罗（Tom Perriello）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你像他那样，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官员中表达自己对自由市场模式的怀疑，那么，“你就会被人们视为头上长角的异类。”他补充说，而现在，如果你重复老一套，“人们会说：‘难道你是刚被解冻而苏醒的人吗?’”
一旦你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乃至股市向好并不一定会给美国工人带来任何好处，那么，你就可能设想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来指导美国的国内外行动。这似乎正是拜登在其“由全部美国人来制造”（Made in All of America）计划中所考虑的一切。他计划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研发等方面投入大笔资金，将其直接投资给美国的公司，以便在国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亲美工人的税收和贸易战略”将“对中国采取积极的贸易执法行动”，但这也会取消美国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税收优惠。
拜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联邦计划，以恢复敏感领域的全球供应链，其中包括医疗用品和药品、半导体、能源网抗逆力等。这将需要重建这些地区的国内制造能力，包括利用《国防生产法》；修改税法，以鼓励国内药品生产；增加敏感产品的联邦储备；以及建立一个新的项目，为关键制造业领域的工人再培训而提供资金。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既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也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
新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也存在于政治层面。传统意义上来讲，外交政策一直是专家的特定领域，专家们会告诉美国人哪些是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要公众自问他们的利益究竟在哪里。这一切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一方面，民众对专家意见的顺从已成为过去；另一方，美国似乎不再是全球霸权争夺战的赢家。2018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开始着手整顿这一问题。该基金会派遣学者前往远离华盛顿的三个地方——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询问公民外交政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项名为“美国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调查是由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战略规划负责人萨尔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负责指导，并由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负责编写。这一项目获得了卡耐基基金会主任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的授权认可，他是拜登组建政府的国务卿主要人选。
在接受采访的数百人中，很少人会谈及自由国际秩序或俄罗斯侵占乌克兰的言论。对于这些过于遥远的问题，多数人所给出的答案似乎取决于他们所看的新闻频道。但是，对于中国、贸易、就业和外国投资等话题，他们却有很多话要说。来自各州内部和各州之间的答案，差别很大，但这些答案听起来都不像华盛顿的关于民族主义中心地带的噩梦。作者们指出，即使在压力很大的俄亥俄州制造业城镇，人们“对自由贸易表示强烈支持，并接受技术进步和其他市场力量将继续改变他们所在地区的就业状况。”但是，他们坚持采用“公平贸易”和其他措施来争取自己的“战斗机会”。
他们的答案令人鼓舞，甚至令人惊讶。这一调查项目最重要的方面可能在于向人们提出问题的这一决定。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必须根植于广大美国人的真正利益。当这些利益改变时，相应的政策也必须改变。
然而，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大，人们对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而采取何种外交政策无法达成共识。拜登的外交政策略是传统主义的，而地缘经济学的语言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他周围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进步人士希望他们能够克服这些本能反应。和哈里斯一样，佩列罗（Perriello）与拜登的团队也有很多关联，他希望在反垄断法、企业税收、甚至最低工资等方面达成全球协议，以防止“竞低”（race to the bottom）这样的恶性循环。他说，国际社会接受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禁止俄罗斯等国的“武器化腐败”，因为这些国家利用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财富向朋友行贿、勒索敌人。他说，与目前的贸易协议相比，“这对自由贸易好处多多”。
采用如此雄心勃勃的议程的任何总统候选人，都将面临来自美国自身盟友的巨大阻力。像爱尔兰这样的低税收天堂不会轻易同意公司税均等化计划；德国等出口大国对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政策感到恼火。无论如何，对拜登和他的高级团队来说，一项全球规制计划可能显得过于离谱了。与哈里斯一样，佩列罗对沙利文都寄予很大希望，因为沙利文是拜登内部两大阵营的中间联系人；他说，沙利文“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真正而深入地解决了他们在克林顿竞选期间所犯下的错误”。2019年，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沙利文正式摆脱了他的新自由主义外衣，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老民主党纲领”（https://democracyjournal.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专注于“拯救和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希望你听到这篇文章的名字时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新的老民主党人”听起来就像为拜登的银发脑袋所定制的帽子。如果他在11月份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我们将看看他自己是否会戴上这顶帽子。
来源：实验主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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