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曾经是，现在是，未来仍会是。
有人说今天的美国像中国明朝晚期，党争亡国之道也。然而，内战期间的美国，党争的形势比现在严峻得多。内战把美国人口干掉了6%（100多万），再加上英法德等当时列强的干预，危如累卵。然而美国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有人说今天的美国像1929年前夜的美国，因为企业负债沉重、因为资产价格高企、因为贫富分化剧烈；事实上，1929年倾覆之后，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蛰伏，美国经济最终也走出泥潭了。
今天，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23万人死亡，确诊人数超过1000万，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同时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贫富分化剧烈，民粹主义猖獗，也使得当下这场美国总统竞选，具有特殊意义。
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千个人有一万种看法。
美国是一个流动的国家，没有Local，由移民组成；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把他们的人种、性格、文化带到美国，碰撞融合；美国是一个不停进化的国家，在她不到300年的历史上，出现过无穷无尽的新的问题，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延续到今天。
在我看来，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博爱，而是它整套体系的纠错能力与演进能力。尽管具体的纠错或演进行为，可能是暴力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关于1776年之后刚刚建立的美国，人口组成的复杂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新的著作《繁荣与衰退》中，有一段精彩描述：
……新教徒为主的美国东北部地区（新泽西为主）；贵格会教徒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骑士阶层人口为主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还有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和亲英分子，他们来到新大陆主要是为了在这里可以像他们的父兄一样活得像个贵族。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追求自由平等，性格倔强，生活简朴。斗鸡、摔跤、打群架……想要驯化这些野蛮人无异于愚蠢之举。
漫长的岁月里，这个新生的国家既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两拨人——以工业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北方人”，和以种植园主和农奴为主的“南方人”。关于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与农奴制的争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进行过一场学术辩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汉密尔顿是苏格兰贩夫走卒的私生子，而杰斐逊出身贵族，21岁上就继承了一大份田产（包括土地和农奴），这两人天生就不是一路人，代表两种思想。南北方的对立，导致了一场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北方的新兴工业阶层，干掉了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战后从1865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狂飙式增长。在这1865到1914这50年之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第二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自由放任，政府维持在小规模，对市场有一种原始的图腾式的崇拜。说来几乎难以相信，从1836年第二银行许可证到期到1913年威尔逊创立美联储——这期间77年——期间包括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美国一没有央行，二没有法定货币。经济发展有两个结果。第一，全体国民的福祉提升；第二，贫富分化增加。前者是全社会的帕累托改善，而后者是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后的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西进运动（Into the West）曾经是美国重要的“平等工具”：在东部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劳苦大众，可以坐上马车，一路向西，去那些“无主之地”安家落户。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西部土地被政府，西进运动的空间已经逐渐逼近极限。1869年，利岚·斯坦福在犹他州海角峰用自己的银锤敲下最后一根黄金道钉，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轨道连在一起。标志着美国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被连成一体。这既是美国铁路建设的高光时刻，也是美国这一轮经济发展的由光鲜转向晦暗的转折点。在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大动脉合龙之后35年，1893年，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学年会上发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观点：这说明，经历了接近1个世纪的狂飙，西进运动（Into the West）已经走向终结。美国，不得不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家，向一个有制约且需要进行利益权衡的国家转变。用现在的话讲，由增量社会转向存量社会。![]()
西进运动（Into the West）
曾经广袤的充满希望的中西部地区，当年那些以及翻身做主的农民，如今再度置身牢笼。随着铁路网的铺设，曾经自给自足或者拿到周围市镇卖掉农产品的途径消失了，转为那些货运公司来敲门收购农产品。铁路是农产品集散的唯一途径；因此，铁路公司便可以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收割农民。1892年，以为堪萨斯州的农民玛丽·丽丝（Mary Elizabeth Lease）就曾经喊出“少种些玉米，多种些厄运（给资本家）”的口号。用来表达对铁路公司垄断交通进而收割农民的愤怒。此外，一些新生的富人阶层越来越注重炫耀自己的财富，他们争先恐后地模仿欧洲贵族的气质和神态，把孩子送进那些模仿牛津、剑桥、伊顿建立起来的“山寨版”美国贵族学校。据约瑟夫森（Mathew Josephon）记载，当时纽约第五大道两侧出现了法式、哥特式、意式、巴洛克式、甚至模仿东方园林兴建的豪宅和城堡；纽波特港沿岸耸立着规模庞大的私人别墅或庭院。作为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当时的美国许多城市政府的财力连清理马粪的清洁工都请不起，马粪遍地、臭气熏天、水源污染；企业对工人的保障不足，工伤到处都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催生美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自由放任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再度陷入濒临破裂的边缘。
1901年，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被刺杀，他的副手西奥多·罗斯福以副总统的身份接任总统。12月3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了首次演讲。
演讲的前半段围绕着对资本主义以及美国取得的成就的盛赞。然而到后半部分，西奥多话锋一转，“对那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而言，剔除商业活动中的欺诈犯罪行为与剔除政治体制中的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这里充满革命的味道。
随着西奥多权力稳固之后，他的本来面孔逐渐清晰。“天生的搞事情能手”、“噪音的完美化身”、“美国唯一一位尼采式总统”等评论纷至沓来。事实上，如果当时有推特或脸书，那这玩意就和今天的川普差不多了。四年后，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以56.5%的得票率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他掀起了一波暴风骤雨式的革命。1906年，他签署《赫伯恩法案》，限制铁路公司定价的权力；签署《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加大了对食品药品造假以及商标滥用的打击。还提出了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理念。对自由放任的反思反抗，随着一战的隆隆炮声迎来高潮，为美国送来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威尔逊是“大一统”，不是说他学秦皇汉武中央集权，而是因为他有着“天下大同”的梦想。他是属于“I have a dream”这类人。威尔逊的出现，为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辩证。如果说西奥多·罗斯福代表了老贵族阶层对商业活动以及非法牟利行为的鄙视，那么伍德罗·威尔逊就代表了学术官僚对这些行为的不齿。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对社会分化的不满、对资本家垄断资源的愤怒、以及对新兴富人骄奢淫逸的鄙夷。威尔逊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中，属于离经叛道那一类；他不仅延续了西奥多罗斯福任内对政府对内权力强化，而且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外的存在感。而对于“自由放任”、“低税率”、“小政府大市场”、以及“金本位”等等历来被美国人视为道统的思想，他不屑一顾。在他的带领下，1909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美国开始正式开征个人所得税；签署《克莱顿反托拉斯法》，限制股份公司董事会交叉任职的现象；《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创立了一个消除遏制贸易竞争的各种行为。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签署《联邦储备法》，据此在全美范围内设立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并由他们共同成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中央银行。威尔逊的作用使得美国政界掀起了一波清算资本家的浪潮。1912年，路易斯安那州某选区议员阿森纳·普若强迫金融资本大鳄J.P.摩根参加听证会；并在会上强烈批评摩根的垄断行为，指控摩根控制的信托实体在112家公司中占有341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总资产在当时高达220亿美元。这次听证会之后，这些董事默默地辞职，让出了112家公司中的40多家。摩根实在无法接受一群“宵小之徒”对自己的攻讦，更无法忍受自己一手建立的“债权帝国”被这群政客搞得四分五裂。一年后，1913年，摩根在罗马黯然离世。据医学检测报告称，他死前曾经连续多日每天吸食20支雪茄。威尔逊之后，美国社会的钟摆迅速回摆。哈代-柯立芝-胡佛这三位共和党总统，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向极致，政府规模迅速缩小，市场取代政府，美国经济又出现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与繁荣伴随的是两大“富贵病”，第一是全民加杠杆，第二是民粹主义。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导致过度负债，最终吞噬了一切繁荣。1919年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家庭平均负债为4200美元，到10年后的1929年大崩盘爆发之前，美国家庭平均负债翻了5倍，达到21600美元。期间，住房按揭贷款是增加最高的部分，从1919年到1929年，未结清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从120亿美元陡增至420亿美国。但是，20年代期间的三位总统，哈代、柯立芝、胡佛，都没有意识到问题。他们坚持对自由放任的原教旨式的遵行，对持续抬升的负债率置若罔闻。值得一提的是，处在大萧条前夜的美国总统胡佛，是美国史上截至当时履历最牛逼的一位总统。他做过工程师，做过国际贸易顾问，连向来不可一世的经济学网红凯恩斯都不得不承认胡佛“具有广博的学识、宽宏的度量和公正无私的品性”。然而正是着几乎足金的胡佛，却成了美国“自由放任不干预”思想的最后一位卫道士和殉道者；在他的治下美国享受了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这旋即演化为苦涩晦暗的大萧条，以及悲壮的二战。1932年，在大萧条肆虐最惨烈的时候，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发表了他的滴血大作《繁荣与萧条》，其中指出了大萧条的两大根源——第一是过度负债，第二是金本位。但为时已晚，那时费雪已经财务破产，被税务局追税，被债主追债；最后不得不变卖房产。还是耶鲁大学把他的房子买下来，再转租给他，才使得费雪免于流落街头。大萧条期间，美国股市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从1930年到1951年，道琼斯指数在240点以下横盘了21年。支离破碎的美国梦，需要一代人的光阴，才能再度点燃。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Menroe）曾经提出一个理念，欧洲不再殖民美洲，而美国也不插手欧洲事务。这个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光荣孤立，但比大英帝国的大陆均势理论更加超脱——是为“门罗主义”。
对于门罗，有人评价为天使，有人说是魔鬼。无论如何，门罗为美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维度，即“全球治理”与“美国优先”之间的权衡。而门罗的主张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优先”。美国史上首次违背门罗主义的总统是威尔逊。1917年4月，威尔逊动用总统权力，宣布对德国宣战。联邦税率也因此提高到了史上最高的水平。此举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眼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不再是吊民伐罪，而是总统以及一部分政客做出的决定。二战期间，罗斯福再次违背门罗主义，以积极的姿态参战，并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二战后，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际秩序（至少是资本主义阵营秩序）的老大。当然，这中间如果没有怀特和凯恩斯这两位鬼才的那场巅峰对决（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还不一定愿意出这个头。的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大名鼎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具有高度顶层设计特征的概念，与美国立国的“自由放任不干预”的传统理念几乎是格格不入。事实是，这些国际关系框架，让各国的战后复苏，从一开始就戴上了镣铐。用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的话来讲，“如果美元是世界货币，则一定要让许多国家持有美元，这需要美国保持一定的贸易逆差；然而要维持美元的信用，则需要美国维持一定的贸易顺差。”顶层设计有多么不靠谱？只有如此接地气的分析，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怀特这帮理想主义者的病根。随着50年代的高速增长，以及60年代围绕货币贬值的各种争吵，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价格单方面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体系崩溃后的混乱持续了10年；但是镣铐都已经解掉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再度占据主流，1980年代开始，美国各种创新喷薄而出，一大批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如匀后春笋，而东亚加入了世界分工合作体系：一场烈火烹油的繁荣，呼之欲出。经济增长导致繁荣，繁荣带来两个结果（两条毒蛇），第一是过度负债，第二是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导致本地保护主义兴起，即民粹思想。这个循环，或者说这个轮回，是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只要经济增长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几十年后，必然是这样的结局。2008年的次贷危机撕碎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遮羞布，也为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敲响了警钟。悬壶济世的奥巴马，医改方案推了8年都推不下去，最终变成是，谁让股市涨谁就当总统，谁让股市涨谁就能连任。初登大宝的雄心壮志变成消磨志气，一句“Yes we can”的回音还在，汹涌的民粹就送上来一位特朗普。共和党在美国，向来是根正苗红的。白人、农场主、中产、小资本家——这些都是共和党的民众基础。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共和党总统不是高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旗帜的，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向来是共和党的强项。在传统美国的概念里，共和党、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商人社会、经济增长……这些概念都是连在一起的。然而从进入千禧年之后，共和党所代表的这帮人，却开始被边缘化。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拯救深陷债务泥潭的通用汽车——以及它背后庞大的产业工人。曾经促进经济增长的先进劳动力，到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负担。曾经第一个推行流水线作业的福特汽车，现在不说被新能源汽车吊打，就连日本德国的传统竞争对手都干不过。曾经对于美国而言，共和党执政每每带有一种“正统回归”的感觉；而到如今，共和党的川普却要通过“推特治国”以及“脸书治国”这种非主流非传统非精英的方式。虽然是减税、是刺激经济，是美国优先，是共和党自由放任的那套传统，但如今却无法再度占据主流。这个时候，自由放任与市场经济不能再赐予美国经济增长，相反，越是自由放任，贫富分化会越剧烈。减税4年下来，就业虽然有所好转，但与股市的涨幅相比不值得一提。同时，即便是股市，也存在严重的分化。例如标普500指数，市值最大的5只公司最近五年翻了2.5倍，剩下的495只公司几乎没有涨幅。于是，到了执政后期，川普开始转向民粹，开始转向破坏全球化。这些主张，只是表面上披上了“门罗主义”那套光荣孤立的外衣，实质内容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这些思想，已经背道而驰。四年转瞬。那些当年用自己手中选票撕下希拉里假面具的“铁锈地带”选民，却无法从川普的政策中重新拿回属于“五大湖老工业基地”的荣光。四年轮回。民主党，向来代表同性恋、性小众、新移民、女权、天下大同等等这些离经叛道的avant-garde思想的一帮人，到现在却回赠了美国一个“精英治国”的拜登。共和党，一帮大老粗，土；
民主党，一帮伪君子，腐。
川普做不到的事，拜登能做到吗？解决美国当下的问题，不是喊口号，不是在胜选演讲中把“United States”用颤颤巍巍的语气放慢了节奏念一遍的文字游戏。
的确，77岁的拜登是太老了。很多人甚至对他能否健康地完成任期都打问号。
于是，人们看到了拜登身边的女人，56岁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
哈里斯是政治女强人。也许是出于牙买加裔母系社会的传统，她的情感经历特备丰富。在谈到自己从政经历的时候，她总是喜欢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她的爸爸带她来到一个公园，爸爸让她“跑，跑”，能跑多快就多快。这个故事很励志。包括拜登本身的故事，都是不错的励志小说。但却无法看清美国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背后的经济问题。当下的这一轮美国大选，是历史上发生过N次的剧本的重演：经济增长之后，负债高企、民粹横行、贫富分化剧烈，总而言之，社会出现内卷——这时候，新的思想在萌动，新的“主义”在酝酿。这几次内卷，通过政府调节（威尔逊时期）、对外扩张（罗斯福时期）、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肯尼迪福特卡特里根时期）得到了有效的缓和。本次大选面临的社会内卷，是历史的重演；然而除此之外，这次大选，还有美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东西。进入21世纪以来，共和党的票仓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流砥柱，相反，他们成了人数众多，却即将被边缘化的濒危群体。他们曾经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今天却成了“破坏式创新”（disruptive creation）的受害者。通过他们，总统可以获得选票；但是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却拯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到今天，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无法有效代表这部分人。他们数量众多，却是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孤魂野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各州种植园里面的那些农奴。解放他们，需要下一个林肯。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共和党里面的大佬们，有点像当年的南方的那些旧贵族。还是那句话，能活到21世纪的国家，都是有两下子的。他们的老百姓会在平日里表现得嘻哈，反智起来像个傻逼，但这并不代表全部。他们是有集体智商和纠错能力的。尽管也许这种纠错行为，可能是暴力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作者：沽民
来源：格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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