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竞赛与上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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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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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在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中，外贸成为2021年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
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4%。以美元计价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1.2%。
强劲的货物出口，显示了中国工业的力量。
工业包括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202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37.3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为31.4万亿元，占84%。本文中，工业主要指的就是制造业。
在服务业备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国制造这一中流砥柱，中国经济将不知其可。
此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从中美经济竞赛角度看，制造业也是关键因素。
目前，美国在高端制造、先进制造、复杂制造等方面依然是世界领先，拜登政府上任后也提出了投资前沿技术、振兴制造业、为工人提供劳动培训等合计为5800亿美元的计划；同时，如果以GNP（国民生产总值）而非GDP的角度看（如苹果为美国创造的GNP远远大于GDP），美国制造规模依然巨大。但是，由于本土制造业过早过快向外转移，已经给产业和社会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很难逆转。
相比起来，中国对“产业空心化”更为警惕，在制造业占GDP之比有过早过快下降的趋势时（从2008年占比32.1%到2020年占比26.2%），强调“脱虚向实”，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2021年恢复到27.4%）。卡脖子问题出现后，举国更是掀起了重视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热潮，为迈向制造强国孕育后劲。
弱化制造业的危害
为何要警惕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这里举两个美国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以前也举过，见于2012年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
书中说，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例如，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光伏电池，但美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市场早已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伏电池产业中的许多技术是与其他产业共享的，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和固态照明、光学镀膜等产品的制造，而它们大部分已迁出美国。
这个例子说明，一种制造能力的丧失其实会殃及相关制造领域的创新。
而中国制造竞争力强，一个原因是大量使用通用件作为零部件，以控制成本，而通用件代表的正是临近产业的能力。如大疆无人机大部分零部件都不是专用件，而是从消费电子市场采购的通用件。又如东莞在一小时通勤圈内可以快速提供一部手机里95%的零部件，显示出配套关联能力的极其充沛。
第二个例子是电动汽车的电池。2021年5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参观密西根州迪尔伯恩市福特工厂时说，汽车工业的未来是电动的，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现在，中国在这场竞赛中领先，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电动汽车市场，而电动汽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电池。目前，这些电池80%的制造都在中国完成。”
1999年，曾毓群等人在广东东莞创业，决定做聚合物软包锂电池。他们购买的聚合物锂电池专利就来自美国贝尔实验室。只是按贝尔实验室配方做出的电池在反复充放电后，鼓气变形，不能继续使用。他们苦思冥想，最后通过和电解液生产企业合作，用新的配方排除了低沸点的化学物质，这样做出的电池就不会再有鼓气现象，成功量产。今天大名鼎鼎的宁德时代，就起源于此。
而美国的情况如何呢？美国有锂电池专利，奥巴马政府也曾押宝美国本土锂电池企业A123，给予补贴。但A123在2012年破产。A123有政策、资金、技术三者加持，为何失败？因为它是一家轻资产公司，正极材料原料由江苏常州提供，锂电池正极由韩国生产，组装环节在上海。当奥巴马要求制造业回迁后，A123从2008年起累计投资超过3亿美元建设生产线，变成了重资产，同时美国员工的时薪是中国的10倍以上，所以生产成本很高。当时A123磷酸铁锂电池的成本为每千瓦时1000～1500美元，而松下生产的三元锂电池成本只要320～420美元。A123要生存，必须靠规模化生产摊薄成本，但美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又不高，需求不足。2011年A123每卖出1美元锂电池要亏损0.57美元。加上在2012年其大客户Fisker生产的一款电动汽车在检测时突发熄火故障，查出是锂电池存在技术缺陷，A123不得不召回电池组，并承诺支付5500万美元的赔偿，终因无力偿债而破产。
从2008年奥巴马竞选获胜，美国就高喊“制造业回流”，2009年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十几年过去，回流很有限。就是当年流出的太早太快了，“覆水难收”。
相对应地，中国一直坚持在制造业耕耘。2021年光伏企业全球20强，中国占17家，全球动力电池10强，中国占6家。
从产业总体发展规律看，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大趋势。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数字化和产业的融合，一部分原来被列入制造业统计的内容会被归入服务业。如集成电路中的设计和检测环节会纳入服务性产业，统计在制造业口径下的只剩制造和封装两个环节。类似这样的制造业占比下降其实是良性的，反映了产业的深化和专业化。但如果是一些低效率的服务业替代了制造业，或因过度膨胀金融而降低了制造业占比，很可能得不偿失。
中国工业的一大特点是门类齐全，如果制造业占比迅速下降，不仅技术创新会失去重要载体和试验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也会大受影响，乃是“自毁长城”。
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2万美元。但我们看到，韩国在人均GDP从1999年的10672美元到2007年的24086美元的过程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并未下降，而是从24.66%增为25.48%。
做制造业很辛苦，但这是难而正确的路。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为基，无论怎样的大国经济角逐，中国都会心中有底。
中国的新竞赛：“产业胜功能”
最近几年我在区域调研中发现，中国城市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从追求成为服务业中心到注重制造业，努力夯实制造业基础。
早些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经营城市”的浪潮，把城市升级简单理解为增加服务业比重，动不动就要建设金融、物流、会展、旅游、购物、文化、信息、设计等中心。迈向第三产业发达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成为不同城市的“同一个梦想”。而制造业，因为容易和能耗、环境、土地占用、污染等关联，很不受待见。
但几年下来，不少城市发现，服务功能的聚集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搞金融中心，都能变成文旅休闲胜地，“经营城市”弄不好就会变成“经营土地和房地产”，概念一大堆，本质都是堆钢筋水泥。没有制造业支撑，没有骨干龙头支撑，没有生气勃勃的民企支撑，一个地方的税源必然匮乏，一旦卖地收入下降，地方财政就会举步维艰。也只有依托于发达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和整个服务业才能健康发展。
为此，我提出了“产业胜功能”的观点，即一个地方要踏踏实实发展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不要把太多精力用在打造服务功能的某某中心上。一个地方有很大机会在一些细分领域成就国内一流乃至世界一流企业，并围绕这些企业形成产业链、生态圈，形成簇群效应，这比今天打造这个中心明天打造那个中心要有效的多。
以我长期关注的宁波为例，宁波是“中国制造2025”首个示范城市，单向冠军数量全国第一。因为有扎实的产业，宁波制造业人才净流入率一直领先全国。2019年宁波流入了34万新宁波人，2020年宁波940.4万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就有1个是从省外来的新宁波人。大量外来年轻人聚到宁波，相关服务业也就水到渠成。
再以最近调研的山东潍坊为例，歌尔股份在潍坊有6万多员工，其客户涵盖了全球一流的消费电子企业如苹果、三星、索尼等。从潍坊现有服务水平看，达不到服务世界级客户的要求（如酒店），即使是歌尔自己的人才，对居住、餐饮、教育等服务功能也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城市暂时不具备有些服务能力不要紧，歌尔就用“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加以提升，如自建了幼儿园、小学、农庄（兼有乡村振兴功能）等，歌尔和绿城合建的小区是潍坊品质最高的，很多客户在歌尔餐厅用餐后念念不忘。我在幼儿园、小学、小区、面包店、餐厅都体验过，不夸张地说，是全国一流水平。把产业做强做大，培育出一流企业，服务业自然就会发展，而且是高水平、有依托的发展。
我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都调研过，很欣慰，这些工业大省都出台了“十四五”期间制造强省规划，一场比学赶帮超的伟大的工业竞赛正在展开。
这场竞赛比的是谁能占领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和龙头地位，谁能打造万亿、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带，谁能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方面克难攻坚，谁能在数智化和绿色转型中跑在前头，谁能涌现出更多的500强、单向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
在这一新工业时代，工业大省们纷纷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的新目标——
广东：要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聚集地、制造业高水平开放合作先行地和国际一流的制造业发展环境高地。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超30%。
江苏：到2025年，制造业在全省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和全国的领先地位巩固提升，率先建成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基本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山东：确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始终走在全国第一方阵。到2025年基本建成制造强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达到28%以上。
浙江：建成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强省，重点标志性产业链韧性、根植性和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形成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知名品牌、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标准，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福建：从福建制造向福建创造转变，大力实施福建“强制造”计划，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我还注意到，过去数字经济见长的城市如杭州，也提出了“新制造业计划”，将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并列为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首都北京的定位并非工业大市，但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30%以上，万亿级产业集群数量4到5个，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13%左右、力争15%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3万亿元。北京不是不发展制造业，而是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
2021年北京累计生产新冠疫苗50亿支，中关村示范区规上企业总收入增长20%以上。
就全国而言，发展制造业比打造金融中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工信部从2019年启动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经过两年两轮选拔，最终入围了25个决赛优胜者，包括了9省21市。“赛马论英雄”，最终是要赛出一批能承担国家使命、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去冲击“世界冠军”。
在一些产业中，“世界冠军”已经不再遥远。如长沙市工程机械集群目前是仅次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日本东京的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产业集聚地，东莞市智能终端移动集群的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1/4以上。
我深信，在未来十几二十年间，中国在大部分制造业领域都将跃升到全球的中高端，并出现一大批“华为式”的有自己的先进技术、市场全球化、有核心竞争能力和价值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和卓越企业，中国制造成为世界一流制造并不是梦。
一座城市的工业及其传统
在探讨这场伟大的工业竞赛时，有一个城市是应该首要提及的，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
已经有一段时间，时不时就会看到上海丢失了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桂冠，被深圳、苏州超过的说法。2020年中国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排名是深圳、上海、苏州，2021年是深圳、苏州、上海，虽然相差很小。。
但GDP的计算，衡量工业所用的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即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其计算公式是“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显然，如果工业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等中间投入更少，增加值更高。一般来说，工业总产值反映的是规模，是大，工业增加值反映的是质，是强。
2021年，上海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达到10738.8亿元，稳居中国城市第一。
但毫无疑问，上海工业的排名压力是客观现实。苏州、深圳的工业也并非只是大。苏州2021年有两项第一让人羡慕：科创板新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新增全球“灯塔工厂”3家，累计数量全国第一（强生、宝洁、博世、纬创、联合利华）；
深圳工业受华为被打压后规模收缩等影响，但其创新指标也让人羡慕：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1/3，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5.46%，4个集群入选工信部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这都是全国城市第一。深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2万家，仅次于北京，也超过上海。
可见上海面临的“追兵”压力之大。且上海过去有很多知名终端品牌（如金星、凯歌、飞跃），后来都消失了，更给人一种“上海制造是过去时”的印象。
不过，在外省市调研，我也听到了非常多对上海的羡慕。
有的羡慕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完整。在万物互联的智能化社会，集成电路无处不在，上海在这方面厚积多年，优势明显。
有的羡慕上海的人才优势，在上海建了研发、设计、营销、运营等总部。
有的羡慕上海有特斯拉、上汽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性强。
但真正感受到上海工业的力量，一次是和科技口的企业家交流时，他们说：“全世界有哪一座大城市，可以生产大到卫星、火箭、飞机、航空发动机、驱逐舰、燃气轮机、核电发电机、用于西气东输的正压通风防爆电机，小到芯片、药片、IP影片？只有上海。”
还有一次是碰到华为的朋友，说：“华为被卡脖子之后，不少地方都表示要帮助华为渡过难关，看来看去，最能帮的上忙的还是上海。”
上海、深圳、苏州这三座兼具规模、质量和创新的城市，要说工业之大，未来上海未必能占优，要说新，说强，深圳、苏州也各擅胜场。我倒不觉得上海要找“中国工业增加值最大的城市”、“中国最强的工业城市”等标签，在我心目中，做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不可缺少的工业城市最重要，为国家担起研制精深、精尖、精纯的核心技术的使命最重要，充分利用自身综合优势更好地服务周边城市，把长三角打造成21世纪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新工业带最重要，而在这些方面，上海也最有优势。
这里我们要稍微回溯一下上海的工业历史。因为历史往往会启迪未来。
1843年上海开埠，以其通江达海的优势迅速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很快成为近代中国工业的领航者。上海最初的城市形态就是服务业、工业、科技融合，产业发展与服务功能兼备，而且中西荟萃，四海包容，人才集聚。
单说制造业，上海的市场主体很早就是外资、官办、民办三者并存。近代上海外资工业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中叶，可溯源到1843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开办的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的墨海书馆，1840年代中后期在租界开办的烘烤面包、饼干的工场，1852年美商杜耶普在虹口建设的船厂“伯维”（Purvis）等。
再看官督商办企业，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对中国近代工业有开山之功。
最后看民办企业，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口替代的上海民族工业呈现出高潮，面粉、棉纺织、火柴、卷烟、肥皂等民族资本工厂纷纷建立，到20世纪初，“上海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1933年，上海的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的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的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50%。
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很快走上了科技化道路，科技化变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企业进步的时代特征。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樊卫国的研究指出，当时的科技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追求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以先进的技术设备立业取胜”。上海实业家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上海海关曾对270家经营好的工厂进行调查，发现上海各种机器进口值1914年为392.3万关两，1921年达3039万关两，比1914年净增6.5倍；
2、广揽科技人才和培训工人。上海实业界或高薪聘用，或委以重任，使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进入企业界。如成立于1912年的三友实业社，在发展初期，业主陈万远、沈九成就聘用了漂炼师傅、织巾师傅、机械工程师等专业人才，后又吸收了留美回国科技人员，1922年还登报向全国招考商业人才，从中选择了德才兼备的大学生30余人，委以要职。
3、改革企业管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建立工程师制、新式财会簿记制、产品成本核算制、生产劳动定员定额工作标准法等西方企业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
上海重视科技，科技也点亮了上海。1882年，由英国人立德禄等人创办的上海电气公司，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转角处竖起了上海第一根弧光灯杆，用一台16马力的蒸汽引擎发电机为其供电，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立杆架线，串接起15盏弧光灯。1882年7月26日晚7点，灯杆上方的弧光灯划破夜幕，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就此点亮，中国的电力工业也由此起步。这一时间仅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火车站晚了7年，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早了5年。
立非常志，做非凡事
了解了上述历史，对上海在中国工业中的领航作用及其特质就会有更深认识。这里有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为什么跨国公司钟情上海？
从改革开放之初宝钢、上汽大众、上海贝尔成为利用外资的三面旗帜，到今天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年交付了特斯拉全球总交付量的一半多。截至目前，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831家，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到506家。
为什么央企的大量高精尖任务在上海完成？
在上海，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一家同时具有核电站核岛、常规岛全场安装施工业绩的企业；江南造船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世界首艘全程无纸化建造的公务船“海巡160”号；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为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天和核心舱、嫦娥一号实现月球环绕探测、天问一号实现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绕着巡”一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研制的空间对接机构、半刚性太阳翼、柔性太阳翼、月面移动技术、火星制动捕获等关键技术和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上海石化的传统产品一直减量，但正向能源化工及新材料高地进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飞扬”，以火炬外壳为容器，将“奥运圣火”直接置于其中燃烧，火炬外壳必须耐住800℃氢气燃烧的高温，这是上海石化科研人员的创造。
为什么很多前沿科技在上海突破？
从1965年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成功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上海电子光学研究所试制成功了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1966年上海开始研制每秒1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到今天的蛟龙、雪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大飞机等重大项目，千米级高温超导电缆、100kW 级微型燃气轮机、300毫米大硅片等重大成果，背后都是上海科技的力量。在国人最关心的芯片领域，上海做出了光刻机（上海微电子）、刻蚀机（中微半导体），突破了12英寸硅片（上海新昇）、抛光液（安集微电子）、存储用光刻胶（上海新阳），拥有中芯国际、上海华虹这样的重要制造商和紫光展锐、格科微、晶晨、华大、兆芯、芯原等设计企业，且全球主要芯片企业、装备巨头、晶圆代工和存储器制造商以及封测龙头都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分公司。2021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约25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上海的集成电路从业人数达20万人，软件行业从业人员达58万人，位居全国前列。
要回答上述这些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似乎可以简单总结为——“欲求上上，海纳百川”。
上海的标准是上上，是不一般，上海的路径是开放包容，让天下英才特别是知识性、技术性人才在这里，立非常志，做非凡事。
我在上海听不止一位科创企业家表达过类似意思，在上海做产业，如果不是“高大上”的方向，没点技术含量，只是为了赚点钱，都不太好意思说，也没多少人愿意跟随你。
至纯科技是中国高纯工艺系统领域的领先者，下游客户涵盖了半导体、光伏、LED、医药等多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创始人蒋渊告诉我，在工业领域，衡量物质中杂质含量很低时，一般用纯、高纯和超高纯三个级别，高纯通常指杂质含量小于1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半导体领域所需要的原材料及环境需要的正是高纯级别。至纯科技2000年创业，前些年在高纯工艺系统方面已经趟出了阳光大道。但蒋渊又瞄准了湿法清洗设备。同事质疑说，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未来空间很大，何必重新折腾？
她在白板上画了一幅画：一座山，一条路，一辆车，车在山脚下公路上行驶。“如果汽车持续向前开，是一片天地，也很省力；但当海水漫上来时，只有向上开的车，才能逃出生天。”只有往纵深打造竞争力，才是出路。2015年，至纯科技开始启动湿法工艺装备的研发；2016年，成立院士工作站；2017年，成立全资子公司至微半导体，专门负责湿法清洗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到2021年12月，至纯科技第100台湿法设备，12寸单片清洗机台顺利出机，在新增机台方面居于市场领先。
但蒋渊并不满足，因为在高端产品上，“至纯科技和国际厂商还有很大距离”。
这是非常典型、也相对隐形的上海科创企业家的形象。
根据《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上海的高端产业重点领域要从国际“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成为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打下坚实基础。展望2035年，实现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基本建成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
这是上海工业的定位。
同时，这也是客观条件的要求。上海在土地和劳动成本等方面没有做一般制造业的优势，“倒逼”自己必须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样的先导产业上加油，在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这样的重点产业上发力，在下一代通信、类脑智能、新型生物制造、氢能高效利用、深海空天开发等未来产业上布局，在总集成总承包服务、研发和设计服务、产业电商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上开拓。
上海只能向高处行，向精深行，向创新行。
2021年上海工业的成绩单显示，上海工业量质并进，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发力。
2021年上海全口径工业总产值42014亿元，跃上4万亿元，全口径工业增加值10738.8亿元，全年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0.7%，其中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10.4%，工业增长势头强劲。
从产业看，上海的机械（如集装箱、工业机器人、大飞机制造、光伏设备制造）、汽车、轻工（如大众动力、恩捷新材料、比亚迪等电池制造187亿元）三大产业对增长支撑明显；新动能赛道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制造、抗疫设备、人工智能制造增速强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如绿色低碳赛道中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也在蓬勃向上。
我还看到，今天上海各级政府对于先进制造业的服务、扶持可谓不遗余力。
特斯拉服务自不必说，已经启动的总投资达1000亿元的中芯临港基地项目创造了从签约到开工100天的“芯”速度，“土地等项目、拿地即开工”的做法正在推广。
我在专注于数模混合、模拟、射频等IC设计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艾为电子听说，他们落户闵行区3年多来，因为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遭遇了研发人员不断“扩容”、办公空间连连“告急”，新引进人才落户难，高端人才入职时无法同步解决落户等难题。上海经信委和闵行区的领导多次帮助解决，闵行区委书记不久前还上门，提出“对好项目，不能让‘企业等地’，而要让‘地等企业’”，亲自打电话由区委督办，莘庄镇牵头推进解决用地问题。当听到人才落户的瓶颈主要是，艾为电子旗下一家子公司目前并非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其签约员工很难像母公司员工那样申请人才引进，书记当场打电话给区人社局负责人了解相关政策，说：“有一个政策通道要用好：区经委向市经信委推荐把这家子公司纳入市重点企业名单，再报给市人社局审核，就可以被视同高新技术企业……”
2022年1月19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了“新时期促进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对零部件、原材料等自主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实际销售的集成电路装备材料重大项目，对EDA、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信息安全软件重大项目，等等，又是一串重磅支持。
这些作为、做法表明，上海对于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共识，有合力，有政策，有落实，未来可期。
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切聚合在一起，让上海的未来充满想象。太完整了！
而我衷心希望，在上海的各种闪亮标记中，永远有伟大的工业力量。
工业的力量将让上海更有底气，更加硬气，这是时代之所需，也是国家的召唤。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