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你具备“舆情理性”吗？

来源 | 人民论坛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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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这场疫情大考像一面镜子，不仅能反映出我们抗击病毒的信心和勇气，也更能照见我们应对公众关切的能力和智慧。在疫情防控体系中，舆情应对与病情应对居于同等重要位置。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胡钰做客本期大咖说时表示，为了调节疫情期间的社会情绪，要在全社会涵养社会理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成熟程度与人文涵养。更多精彩观点，一起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次巨大挑战。与17年前的非典疫情所处的传播环境不同，此次疫情发展与应对完全处在社交媒体高饱和度传播的环境中，信息充分带来了治理的高效，信息过载也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影响，焦虑、恐慌、对抗、戏谑等社会情绪出现乃至蔓延。在社交媒体时代，疫情带来的舆情引发公众心情的变化，既要治疫病也要治“心病”，成为当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治理特别是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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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中，信息是精神必需品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面对重大疫情，基本做法都是隔离。福柯曾谈到十七世纪在欧洲出现疫情时实行的首要措施就是“严格的空间隔离”。作为一种普遍的有效抗疫之举，隔离是社会管理者面对疫情确定后作出的决定，大凡有此决策，总是基于充分确定的信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是，作为被隔离的人群，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被隔离举措的严厉，产生对环境的不确定感乃至恐慌感是自然的。在疫情应对中，全社会对疫情真相的需求迅速上升，能否及时提供充足、可信的信息，是疫情防控信息治理中的关键任务。

在大众传播环境中，被隔离区内外的信息由大众传播体系供给，相对单一而可控。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大量由个体特别是有疫情防控亲身经历的个体产生，其内容不会是单一导向、单一视角，信息多样性增加，可控性有限。这种规模性、自发性的信息传播体现了公众对信息的极度渴求。

在疫情期间，公众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前一天新增确诊人数，而全天还要数十次乃至上百次的查看各种疫情信息。这已经不是常态下的舆论场，是具有极强指向性、动态性的信息需求环境。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效的舆论引导方式就是加大信息供给量，让信息供给也进入“战时机制”，以持续滚动、多样视角、不同层次的真实信息、权威信息、生动信息来满足舆论场的旺盛需求。

在疫情防控中，口罩是防疫必需品，食物是生存必需品，信息是精神必需品。在疫情防控体系中，信息传播体系居于重要位置，舆论引导能力的作用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而，舆情应对要与病情应对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信息供给要与粮油供给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主流媒体来说，在充分掌握实情的基础上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对于稳定社会情绪极其重要，也体现了主流媒体在重要时刻的社会担当。

事实上，主流媒体高密度供给信息，就可以有效设置公众议程，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和主导权。要注意的是，在增加信息供给量的同时，还要切实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增强信息多样性，既有宏观视角，又有个体观察，既有理性剖析，又有情感表达，既有正面表扬，又有舆论监督。

媒介设置公众议程，谁来设置媒介议程呢？显然，在应对疫情中，政府作为调动卫生资源、防控执法等的行为主体，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媒介信息源。政府积极、有效与新闻媒体沟通，对于疫情期间纾解社会情绪、形成社会合力至关重要。让公众知晓疫情防控工作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有这些部署，强化显政，打造透明，营造“上下齐心、其利断金”的氛围。政府官员在与新闻媒体沟通时自信、干练、专业，就会极大地提升社会各界响应政府抗疫部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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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舆论场“消毒”但不过度

身处疫情中的公众，最大的情绪是焦虑与恐慌，而这恰恰成为谣言传播的丰厚土壤。在此次疫情期间，谣言满天飞，假新闻大规模出现，其客观条件是社交媒体中的个人化传播，主观条件则是焦虑、恐慌心理下“负面推定”“可能真实”。谣言的核心特征是不实之言。谣言的传播力与谣言内容的模糊度、反常度成正相关，越是不清晰、不正常的信息，越可能在公众媒介理性下降的疫情期间广为流传。

谣言对于疫情治理具有极大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的处理难度较大，在现实中，即便谣言可以删除，但是观点与情绪已然形成。换言之，谣言可以轻易删除，谣言带来的影响却较难删除。如何处理谣言，成为疫情治理体系中的焦点与难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处理谣言，正如同要进行环境消毒一样，必要而不可过度，要切实区分“消毒”与“清洁”。消毒的原则是科学适度，处理谣言也要科学适度。有效方式是对谣言做分类处理，根据不同类型谣言的特征、危害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该删除则删除，该解释则解释，可严肃对待，也可幽默消解。

总体上看，对各类谣言，及时平衡及辟谣都很重要。值得肯定的是，在此次疫情期间，许多专业媒体、大型网站都开设了辟谣平台，对于网络上出现的名目繁多的谣言进行一一驳斥，有理有据，及时有效，体现了舆论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了专业媒体和传播平台的积极作用。这种行业内的谣言处理自组织机制，可以成为疫情治理中处理谣言的常态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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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涵养如何养成？

舆论引导能力决定社会心理预期。在疫情期间，恐惧的感觉比恐惧的对象——病毒——对社会的伤害更大。调节社会情绪，防止普遍性的“心病”，不仅要提供事实，还要普及知识，而且要传播真诚的态度。

在疫情治理中，科学传播具有重要价值。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尽管追求社会发展的确然性，但承认现实存在的或然性，面对各种风险性，要保持对知识的尊重，科学防疫才能理性防疫。“现代社会开放式理性（open rationality）的精髓在于，它以知识能够不断膨胀作为前提假设，认为一切现存知识都是暂时的、不完美的，天下之大，新知不断。”在疫情治理中，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科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多发声，形成对舆论场的知识型引领。在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中，仅仅说“不要怕”并不能降低恐惧感，而要说明白“为什么不要怕”，后者需要的是数据支撑、病例支撑、科学支撑。

在防范疫情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中，科技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科技界、学术界对中国的贡献不仅是论文的发表，更是以科学和知识造福民众。在此次疫情期间，舆论中对个别科技人员的争议正是源于公众对科学界的期望。科学家和学者要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者，而不仅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中人。对科学家和学者，既要鼓励静心做研究，也要鼓励全心服务人民，向社会传播知识，以知识服务社会。在疫情危机中，可以发现社会的知识缺口，这种知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科学、法治、人文等诸多领域。

在疫情爆发期，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尽管确诊人数相比全国人口是极小比例，但全体国民无疑都受到巨大影响，不仅是停产、停学等行为约束，更有不安全感、不信任感等情绪积累。要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口号与浮躁无用，唯有以真诚的态度，认真医治每一个病例，设计每一项举措，开展每一次沟通，为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日积月累，方可积累社会信心。

喧嚣不能带来信任，大话也不能带来信心。在大灾期间的舆论引导尤其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沉下心来，以深切的同理心和高度的专业性，我笔写我心。对于疫情期间的社会情绪调节，宏观性的政策与鼓励性的号召内容要有，但不能太多，适度即可，更多的报道应是以普通人视角观察疫情发展及其应对，真诚讲述每一个扎扎实实的举措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

从此次疫情报道中看，深入到医院、报道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与病毒做斗争的病人的相关信息很有传播力，真实的战斗场景充满胶着与坚持，可以聚集起社会对疫情的理性认知，积累起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大疫是大灾，大灾是大考，大考应有大得。中国的发展总是在大考中奋力前行的，水灾、非典、地震，一次次大考中，中国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中国人民都获得了自己的进步。在此次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全民性大考中，相信中国收获的会很多，其影响也会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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