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历史是一个整体，档案和各种史料，只能反映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每个人所看到、记录、讲述的历史，也只是他本人所直接看到或听到的那部分而已，而且一百个经历者甚至会有一百个不同视角、不同感受的描述。研究和看待历史，要研究和看待历史的趋势、整体、主流，而不要陷入局部和碎片，不能用局部和碎片去否定全部和整体，不能用支流去否定主流。因此，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应用史料，要整体而不是碎片化地研究历史，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要建立整体的历史体系，而防止碎片化地解构历史、曲解历史、虚无历史。
有人说，二十四史都是假的，都是编造的。二十四史中，确实有些记载是失实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比如：我研究明清中国和琉球的关系史，从明清时期中国、琉球、朝鲜、日本等方面的档案、家谱等各种史料记载中发现，《明史·琉球传》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的、可以互相印证的，即使有错误，也不至于影响对历史大势的判断。二十四史对历史上很多大的关节点、大的趋势、大的走向基本上是真实的，那些编造的、浮夸的、错误的细枝末节，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些大的关节点、大的趋势和走向。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档案证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因而有些不明就里、抱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就认为，中国共产党连出生日期都是假的，中共党史就更无真实可言。这几年，我在讲党史时，就用档案对此进行辨析。“一大”召开后，中共报送共产国际的“一大”文件被锁在档案柜里，中共领导人除瞿秋白外都没有看过；而中共留存的文件在1923年曾被法国巡捕搜去，“一大”文件应该也一同被搜去，以致“一大”的详细过程难以确知。早在1930年，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就在报告中说，“一大”文件现在找不到了。抗战时期，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当时的“一大”代表们都只回忆起“一大”是7月份开的，但记不清准确日期，因而中共中央就以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党的诞生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国际把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中共，整理档案时发现，其中有一件俄文档案，是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一大”召开情况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但在此时，7月1日被定为党的生日已经20余年，已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没有必要更改。尽管现在史料证明中共“一大”确实是7月23日召开的，但最重要的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成立了，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至于是7月哪一天开的会、哪一天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固然也有重大意义，但是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比较，其意义相对次要一些。所以，看历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节，并根据主流和大节去下结论。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人对历史细节的了解肯定会有出入、有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处，如从后来“一大”代表们的回忆看，对细节的回忆很少有完全一致的。但这否定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历史主流和大节。我们绝不能因为党的生日与“一大”召开的实际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党的历史的真实和光荣。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上，也存在过局部性、暂时性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最初成立时仅拥有50多名党员的新生政党，发展到党员人数突破9000万的强大执政党，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斗争中存活并发展壮大起来，直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国家。与这些历史功绩相比，局部性、暂时性的错误，只是支流、部分和碎片，而党取得的一个个辉煌成就和光辉节点，才是主流和主体，是党的历史的整体和总体。如果用局部性、暂时性的错误，从整体上抹杀党、否定党、解构甚至抹黑党的历史，那就是片面的、错误的，是不符合基本事实和历史发展主要趋势的。
历史是整体的，由各个方面的人和事、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的人和事所组成。历史犹如一个瓷碗，而各种史料则犹如碗打碎以后的一堆碎片。后人只根据一个或几个碎片，是不能描述碗的全貌和原貌的，只有把全部碎片都缀合起来，才能还原碗的全貌。后人写历史和看历史，绝不能根据某一个碎片下结论。这就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历史是一头大象，写史和看史的人就像盲人，如果某人摸到大象的一条腿，就说大象是一根柱子，某人摸到大象的一只耳朵，就说大象是一把扇子，只会惹人耻笑。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是一个整体，时过境迁以后，历史会留下很多碎片，切忌根据一两个碎片就发议论、下结论，或者用小的、少数的碎片否定历史的整体甚至解构、歪曲历史。比如，目前很多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会使用蒋介石日记。如果仅根据日记去看待蒋介石，则蒋介石看起来会很“高尚”。因为日记的主观色彩本来就很浓，此外还不排除其记录日记时具有供后人观瞻、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识。普通人记日记可能是写给自己看的，而蒋介石则不然，他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会流传后世，所以他决不会记载他曾下令对中央苏区实行杀光、烧光之类的罪恶行径；一些内心的反省，很可能是有意向后人证明自己很“高尚”。所以，如果依据蒋介石日记这个“碎片”去对蒋介石下结论，那效果一定不会比“盲人摸象”好多少。比如抗日战争，既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党派、团体、阶层在内的全民族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抗日战争是一个超大的整体，现存的史料——文件、照片、录音、录像、日记、书信、报纸、杂志、图书等，它们的形成者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个人。某一种史料，都只是一个碎片，不能完整地反映全貌。若只看国民党方面档案，中共在抗战中几乎没同日本人打过什么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仅发起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还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役，敌后战场上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抗日活动。所以，仅依靠单方面史料，是无法看清整个抗战历史的。因此，研究或看待历史，要有整体和全面的眼光，切忌根据单方面史料、碎片化史料去下结论，切忌用片面的观点、片面的史料去否定整体的历史，切忌用碎片化的史料、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的历史观，去解构整体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观。
历史上的人和事，不是各自封闭、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甚至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要用互相联系的观点去研究和看待历史。要善于用互相联系的观点，去寻找互相联系的史料，去展现互相联系的历史。比如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国内外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提出“反日反蒋”“抗日反蒋”“抗日讨蒋”，虽然对蒋介石仍然采取反对策略，但把“反日”置于“反蒋”之前。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由软转硬，对中共态度由硬转软。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出“联蒋抗日”“请蒋出兵”“请蒋抗日”等口号。西安事变前几个月，蒋介石积极部署西北剿共，中共又提出“迫蒋抗日”“逼蒋抗日”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及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又转而提出“赞蒋抗日”“拥蒋抗日”等口号。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中共又提出“促蒋反省”的口号。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仍然没有提出“反蒋”口号，而是采取“抗日批蒋”的态度，只在政治上公开批评蒋，而没有在军事上采取对抗行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结束后，中共又提出了“拉蒋抗日”的方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可见，即使是互相对立的历史因素，也是互相联系、互有影响的，一定要联系起来看，才能看得更全面。四、既要看到历史事件的原生作用， 又要看到派生作用
历史事件的结果及其影响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原来预期的结果之外，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原生作用之外，又派生或衍生出其他作用。比如，隋朝修建南北大运河，直接目的是方便军事运输，但随着横征暴敛的加剧，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江山易姓。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交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特别是在一千多年之后，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工工程之一、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并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综合来看，大运河自开通以来，实际成为军事之河、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文化之河、民生之河、生态之河，有着多方面的作用。所以，历史常常会同人开玩笑：发起者本意如此，但其结果却往往并非如此，或并不仅仅如此；在短时间内看，有些事物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但在长时段上看，它们又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历史是复杂的，而非简单的；是辩证的，而非机械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是互相联系的，而非彼此孤立的；是互相影响的，而非各自封闭的；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是整体的，而非碎片的。人们写历史或看历史，都要具有整体的历史观或全面的历史观，而不要持有碎片的历史观或片面的历史观。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有人只承认房屋构件的存在，而否定房屋的存在，那他就是在用碎片解构历史。这样的人能不受到历史和世人的嘲笑吗？这样的人以历史学家自居，难道不可耻吗？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受到人们的追捧，能不让我们愤然吗？
（作者杨冬权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